摘要：“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消息在疯传，日本要灭亡中国，7月7日，传言被枪声证实了。

“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消息在疯传，日本要灭亡中国，7月7日，传言被枪声证实了。

吞并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先是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接着又占热河、察哈尔两省，并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国军队一让再让，已到让无可让的地步。

西安事变爆发，在国共两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全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合作抗日的伟大转变，全国军民都抱定与日寇决一死战之决心。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严词拒绝，竟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驻守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庐山牯岭，7月8日清晨，一封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呈上蒋介石的办公案头。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真实企图，但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退无可退了。

这一天，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他立即致电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次，蒋介石已经准备应战了。

在电令部队火速集结石家庄的同时，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省亲，华北防务由他的部将张自忠负责。

13日，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说：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

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同时也对宋哲元指出：

“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代写回忆录、家族史、企业史，联系刘老师

7月11日，宋哲元奉蒋介石之令，从山东老家启程返回北平，在北平郊外丰台车站，宋哲元乘坐的火车刚刚驶过，“轰”的一声巨响，枕木飞溅，硝烟浓烈，一片狼藉。

中国在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险些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回北平后的宋哲元，立即着手部署对日军事。

8天以后，如有神助的他，再次从日本特务的地雷下死里逃生。

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破产后，日本决定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进占华北。

7月16日，日军在准备停当后，全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日军在华北发动全面攻势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为赴国难而召开的谈话会，也在庐山开幕。

16日的谈话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他虽然大谈“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

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政府对日政策才明确亮相。

一开始，蒋介石就直奔主题。他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次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把中日之间的事变，同国际和平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蒋介石抗日方略的重要一环。

接着，蒋介石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重新强调了几年前“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观点。

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的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结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蒋介石说：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庐山谈话，确定了抗战的方针，表明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中共倡导已久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主张。

两天后，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公开发表，次日，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关闭和谈的大门。不过，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方的交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越来越艰难。

就在日本终止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交涉的那一天，蒋介石下了庐山，回到南京，一心处理中日之间的危机。不过，在和平未根本绝望的前一秒钟，蒋介石也“还是希望和平的”。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来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其实，就在前四天，宋哲元刚刚与日军又签订了一个协定细则。这个细则则明显地违反了蒋介石关于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以及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接受任何约束的最低限度条件，承诺可以按日方要求罢免官员以及撤退军队。

对此，蒋介石显然是睁一眼闭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议的那样，装作不知道。

蒋家王朝【第57期】

作者简介

自小喜欢文字，小学生时，作文已常做范文。文青时期，多篇文章获奖。风雨几十年，爱好未改，喜读文史，坚持写作，擅长撰写回忆录、家族传承史、企业发展史，如有需求咨询刘老师，欢迎交流。

来源：一平之声pY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