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8年，东北的冬天冷得刺骨。厂区的喇叭里正播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裹着棉袄站在纺织车间门口，捏着刚发下来的下岗通知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算计婚姻二十载，老公的离世，却成了我一生的痛

＂王嫂子，听说周建国走了？你还好吧？＂老李站在门口，脸上全是不忍。

我只觉得手中的搪瓷缸子一滑，＂哐当＂落地，碎成几瓣，热茶溅在脚背上，我却感觉不到烫。

那是1988年，东北的冬天冷得刺骨。厂区的喇叭里正播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裹着棉袄站在纺织车间门口，捏着刚发下来的下岗通知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咱们铁西这地方，国营厂子多，烟囱林立，机器轰鸣。不缺姑娘，却缺踏实过日子的男人。

周建国就是那时候进了我的眼。他比我大六岁，一双手常年沾着机油，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黑线，是修理工人的标志。

在第三机械厂修理车间干了十年，他攒下一间筒子楼的单身宿舍。我第一次去，看见一张铁架子床，一个有门有锁的木柜，还有一张方桌，四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屋里干净得出奇，窗台上一排仙人掌，绿得发亮。暖气片上搭着刚洗的蓝色工作服，散发着肥皂的清香。

＂师傅说，能把仙人掌养活的人，心思细。＂他不太会说话，憨厚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牙。

我那时候心里明镜似的——周建国老实，不抽烟不喝酒，手艺好。最重要的是，他有铁饭碗，不像我爹那样当了一辈子临时工，老了连个退休金都没有。

嫁给他，就是嫁给了安稳。这年头，安稳比什么都金贵。

结婚那天，没有花车，没有彩礼。他穿着新做的蓝制服，我穿着红棉袄，骑着二八自行车去照相馆。

沿途是灰砖红瓦的厂房，远处的烟囱冒着白烟。一路上单位的工友喊着祝福，有人吹口哨，有人起哄。

我只感到脸热，却不是害羞，而是一种莫名的愧疚。这憨厚的男人值得更好的女人，不是像我这样带着算计嫁给他的人。

那时候，结婚后要回男方家。新房是周建国单位分的两间平房，一间卧室，一间堂屋。炉子是他自己砌的，火旺得很。

我陪着他去街口供销社买了套搪瓷脸盆，一个绿色电子钟，还有两个印着＇喜＇字的搪瓷杯。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新婚家当。

＂周建国，我对你说实话，我嫁给你，不全是因为喜欢。＂晚上，我鼓足勇气对他坦白。

他沉默了一会，手里摆弄着那只绿色电子钟，然后咧嘴笑了：＂我知道。可我喜欢你就够了。日子长着呢，慢慢来。＂

头几年，日子过得和我预想的一样平淡。他骑着二八大杠上班，我推着自行车去菜市场，凭票买肉，拎回一块五花，做顿红烧肉犒劳他。

儿子周小东出生后，我辞了工作在家带孩子。那时候家家户户墙上挂着《光明日报》裁剪的＂五讲四美＂剪纸，收音机里播着《东方红》。

我们一家三口挤在筒子楼里，和千万家庭无异。楼道里飘着酱菜味、煤球味和洗衣粉的香气，每家门前都挂着竹帘子，夏天掀起来纳凉，串门聊天。

我常在心里埋怨周建国没出息，连个一星技师都评不上，工资比车间里年轻小伙子还低。人家刘师傅都评上特级工了，家里添了彩电，我们还守着个黑白的。

＂那刘师傅面子上光鲜，背后不知道搞多少猫腻。咱老周实在，不会来事儿，可那手艺，打着灯笼都难找。＂邻居李婶看出我的心思，安慰我道。

周建国倒是满足，每天下了班就抱着儿子，逗得小东咯咯笑。他总说：＂淑芳，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你别着急。＂

我没着急，但也没办法不着急。老家弟弟要上大学，找我借学费；母亲腰疼，得买药；小东上学了，要交学费。日子就像一根紧绷的弦，总差那么点儿就要断了。

＂王嫂子，你瞧瞧，周建国多老实一人啊，早上来给我修自来水管，二话不说就帮忙，完了连烟都不抽一根。＂隔壁张大爷感叹道。

我撇撇嘴：＂就是太老实，人家给点钱他都不要，这日子怎么过？＂

90年代中期，下岗潮来了。工厂门口贴着＂优化组合，减员增效＂的大字标语，人人自危。

＂周淑芳，你运气好，嫁了个修理工。＂邻居李大妈一边捣鼓面团一边说，＂这年头，会修东西的人不愁活儿干。＂

她和面的木盆有道裂缝，用铁丝箍着。那是周建国给修的，已经用了五年，依然结实。

我那时还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周建国回来告诉我：＂厂里要精简人员，我想先走。＂

＂你疯了？那是铁饭碗！＂我急了，手里的菜刀＂咣当＂一声砸在菜板上。

他摇摇头，点燃了支烟，这是他难得抽烟的时候：＂不是铁的了。兄弟几个已经走了，发了一笔钱，可不够养家。我想自己开个修理铺，厂区北门那块地方正好空着。＂

厂子不是铁饭碗了，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大家都以为进了厂子就是一辈子的事，谁知道改革的浪潮这么急，一下子就冲散了多少人的依靠。

我哭了一晚上，脑子里全是嫁给他时的算计——为了那碗铁饭碗，结果碗没了，老公还要自己出去闯。这下可怎么办？

就这样，我当初看中的＂铁饭碗＂碎了，周建国背着工具箱，在厂区北门支起了＂周记修理部＂的牌子。

那是个不起眼的小铺子，门前一块写着＂修理部＂的木牌，里面放着一张旧桌子，一把藤椅，还有他那一箱子宝贝工具。

开始时冷冷清清，除了熟人，没人敢把东西交给这个新开的铺子。我常在夜里听见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却不敢问他后悔不后悔。

每天早晨，他还是早早起床，穿上那件旧蓝制服，带着工具箱出门。天不亮就去摆摊，天黑了才回来。

回来时总是满手的机油，衣服上也有斑斑点点的污渍。我嫌弃地接过他的衣服，用肥皂使劲儿搓，心里直埋怨。

＂你呀，认真得过头了，人家都是敷衍了事，你倒好，拆了又装，装了再拆，一个破收音机修半天。＂我一边刷着衣服一边说。

他只是笑笑：＂东西坏了是有原因的，不把原因找出来，修好了也是白修。＂

儿子周小东上小学了，我找了份卖布的工作补贴家用。每天在市场里跟人讨价还价，嗓子哑了也得笑着，腰酸了也得站着。

晚上回家，看见周建国还在灯下捣鼓那些东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就知道修东西，家里钱都不够花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啊！＂

转机发生在一个夏天的午后。厂区停电，生产车间的机器全停了，急得厂长直跺脚。有人想起了周建国。

＂找老周去，他在那儿修理部摆摊呢。＂老师傅们异口同声地说。

两小时后，他满头大汗地从变压器房出来，厂区的灯亮了，机器又轰鸣起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厂长亲自过来握手。

那天晚上，修理部门口排起了长队。＂找周师傅＂成了厂区里的口头禅。

渐渐地，不只是工人，连街坊邻居家的收音机、自行车、煤油炉都送来让他修。我原以为他只会修机器，没想到他什么都会修。

邻居家的闹钟不走了，他三两下就弄好；老张家的缝纫机踏板断了，他焊上就能用；李婶家的电风扇不转了，他换个电容就恢复如初。

那些我看不上的琐碎技术，在他手里变成了养家餬口的本钱。修理铺前的木牌换成了铁皮的，上面写着：＂周记修理部——修不好不收钱＂。

日子渐渐好起来，我们搬出了筒子楼，在厂区附近买了套两居室。小东考上了重点中学，我也不用再去市场卖布了。

卧室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里的周建国依然穿着那件蓝制服，只是染上了些白发。照片旁边贴着小东的奖状，是他最骄傲的东西。

＂跟着你倒是没饿着，就是太老实，让人占便宜。＂我常这么数落他。每次他只是笑笑：＂不碍事，帮得了的就帮帮。＂

确实，他总有忙不完的活。不是李婶家水管漏了，就是张大爷家电视机坏了。有时候半夜三更也来敲门，他二话不说就起来开门。

＂你这人真是的，大半夜的不休息，人家叫一声就去，也不怕被人笑话。＂我倚在门框上抱怨着。

＂笑话啥？人家急着用，咱帮一把怎么了？＂他一边穿鞋一边回答，语气里带着不容反驳的坚定。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收钱的那些活儿，大多是帮街坊里的老人、困难户。他从不张扬，也不让我知道，怕我说他傻。

＂周师傅人好啊，上次我家电视坏了，他二话不说就来了，修好了连水都不喝一口就走了。＂街坊邻里都这么评价他。

我心里嘴上不说，却也从这些评价中感到一丝骄傲。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用他的方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2007年，厂区要拆迁了。临街的铺面都贴了告示，我们的小修理铺也在其中。周建国接了最后一批活儿，说是要赶在搬家前修完。

＂都拆迁了，还修什么啊？跟人家说说，以后换个地方再修。＂我不解地问。

他摇摇头：＂答应人家的事，得做到。再说，这些东西修好了，还能多用几年。＂

那时候＂小康社会＂的口号喊得响，家家户户都在换新东西，旧的随手扔了。只有周建国，还是那么执着地修着那些旧物件。

那天下着小雨，灰蒙蒙的天空低得几乎要压到屋顶。院子里的梧桐树滴着水，落叶铺了一地金黄。

我做好了晚饭等他，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味溢满了屋子。挂钟的指针一圈又一圈地转，他却一直没回来。

突然，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他忘带钥匙，笑着去开门，却看见了满脸焦急的老李：＂出事了！建国在修理车间......＂

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记得自己慌乱地抓起外套，连门都没锁就往外跑。

一路上，雨下得更大了，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我奔到厂区时，人群已经散了，只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还站在那里，神情凝重。

据说电梯卡在夹层，里面困着两个刚从医院回来的老工人。周建国闻讯赶去，不等救援队到，就想办法爬进轿厢，把人救出来后，自己却被卡住了。

等救援队赶到，他已经没了气息。医生说是心脏骤停，可能是用力过猛。

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二十年的婚姻，我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结束。

回家的路上，我浑浑噩噩，像行尸走肉一般。推开家门，看见桌上的饭菜还热着，周建国的碗筷摆在那里，却再也等不到主人回来用餐了。

我坐在桌前，忽然想起结婚那天他说的话：＂日子长着呢，慢慢来。＂可是现在，再也没有慢慢来的机会了。

办丧事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些我认识，有些不认识。他们都说周建国人好，肯帮忙，从没见他发过脾气。

＂师傅手艺好，人更好。＂曾经的年轻徒弟，现在也成了中年人，红着眼睛说。

＂周师傅救了我爸一命，我这辈子都记得。＂一个陌生小伙子握着我的手说，原来是当年那个被困电梯的老人的儿子。

我站在那里，突然觉得自己从没真正了解过这个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我只看到他的老实，他的不善言辞，却忽略了他的善良和坚韧。

整理他的东西时，我在工具箱下面发现了个小盒子。里面是个手工做的木梳，旁边有张纸条：＂淑芳四十岁生日快乐。＂

我这才想起，再过三天就是我的生日。指尖轻抚那木梳，粗糙却温润，想必是他一点一点地磨出来的。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他枕头底下找到的一本破旧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我们结婚那天的日期，下面工整地写着：＂淑芳今天对我说了实话，她不全是因为喜欢才嫁给我。没关系，我会让她喜欢上我的。＂

二十年的婚姻，写成二十年的日记。有他第一次修好邻居家收音机的自豪，有为攒钱给我买金耳环的计划，有我生病时他彻夜未眠的担忧。

＂今天淑芳又说我没出息，可能是因为刘家买了彩电吧。没关系，等小东上学的钱攒够了，我就给她也买一台。＂

＂淑芳生气了，说我帮李大爷修东西不收钱是傻。她不知道，李大爷的退休工资刚够买药，哪有钱修东西。＂

＂修理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淑芳终于笑了。她笑起来真好看，像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她那样。＂

字里行间全是关心与牵挂，没有一句抱怨。在最后一页，他写道：＂厂区要拆了，修理铺得搬家。淑芬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得带她去大医院看看。等这批活儿干完，就陪她去省城。＂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我一直是被爱着的，只是我从没留心去发现。我算计了一辈子，却算不到最珍贵的东西早已在我身边。

更让我惊讶的是，在他抽屉深处，我找到了一个老式的火柴盒。里面是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周师傅，我的自行车链条断了，能不能帮忙修一下？车在北门。周淑芳。＂

这是我们初识时，我让同事帮忙递给他的纸条，他居然一直留着。纸条已经磨损得边缘发毛，可见他常常拿出来看。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我算计了他，他却真心爱着我；我嫌弃他老实，他却用老实撑起了一个家；我埋怨他不会来事，他却用不会来事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二十年了，我以为我了解这个男人，却原来一无所知。

邻居老李叹气道：＂建国这人，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得很。他生前常说，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就是你。＂

＂那天我路过修理铺，看见他在灯下一边修表一边咳嗽，问他怎么不回家休息。他说：＇家里淑芳咳嗽得厉害，我得多挣点钱，带她去看看。＇＂老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总是先想着别人，最后才是自己。＂

拆迁赔偿金下来后，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市中心买新房。而是用这笔钱，完成了周建国生前的心愿——在街道设立了个助学金，专门资助那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学技术。

＂周建国技术培训基金＂，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每年，都有几个孩子通过这个基金学到了一技之长。

＂阿姨，我想学电工，以后可以像周叔叔那样帮助别人。＂一个瘦小的男孩腼腆地对我说。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周建国。

小东上了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他说想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但要踏踏实实。

这孩子像极了他爸爸，不善言辞，做事认真，对人热心。每次放假回来，都要去看看那些受资助的学生，教他们一些基本技能。

如今，原先的厂区已经变成了商业广场，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厂区＂这个词对年轻人来说已经陌生，他们更熟悉的是＂商圈＂、＂广场＂。

我在靠近北门的位置，也就是周建国当年摆摊的地方，又摆了个小修理摊。手艺是周建国教的，不算精湛，但能修好生活中的小东西。

修不好的，我就介绍给小东和他的同学。这些年轻人有现代技术，却也传承了周建国的那份认真和热心。

街坊们还是习惯叫我＂周师傅家的＂，我也不再纠正。这个称呼，曾经让我觉得没面子，现在却成了我最珍视的身份。

每当我拿起那些生锈的零件，仿佛又看见周建国坐在灯下，专注地摆弄工具的样子。他的蓝制服我一直留着，虽然洗得发白，却永远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的最上层。

＂淑芬，你这修理的手艺越来越好了，都快赶上老周了。＂老李拿着修好的煤油灯笑着说。

我摇摇头：＂差远了。他那手艺，是几十年磨出来的。我这是拾人牙慧罢了。＂

＂老周要是知道你接着他的班，会高兴得很。＂老李语气里带着怀念，＂他总说，东西坏了可以修，人心坏了就难修了。幸好咱们这地方，人心都好着呢。＂

这些年，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爱不在算计，而在那些平凡岁月里无声的相守。那些被我嫌弃的日常琐事，那些被我忽略的细微关怀，恰恰是爱最真实的模样。

二十年婚姻，我算计了开始，却算不到离别的痛。人这一生啊，到头来才知道，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原本看不起的平淡日子，和那个在你身边默默付出的人。

如今，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找周师傅修东西；再也没有人喊我周师傅家的媳妇儿；再也没有人穿着那身蓝工作服，满手机油地回家。

。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品质，一种生活的态度。

每天夜里，当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星星，就仿佛听见他在说：＂淑芳，日子长着呢，慢慢来。＂

是啊，日子还长着呢。只是，再也不是我们一起慢慢来了。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