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史学是记录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史学传统上，官方史学（这里的“官方史学”按乔治忠的观点，是指“由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纂修进程的修史工程”）占主导地位，直接关联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统治的巩固，这是中国史

中国史学是记录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具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史学传统上，官方史学（这里的“官方史学”按乔治忠的观点，是指“由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纂修进程的修史工程”）占主导地位，直接关联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统治的巩固，这是中国史学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史学的独特之处。官方史学为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制度保障、统一的指导精神和丰厚的史学成果，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内生动力。历史上官方史学的活动机制，对今天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修工程，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有借鉴意义。

推动“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发展延续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传统史学遗产丰厚、多样，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古代中国，史学发源于官方，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官方史学始终发挥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内生动力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官方史学始终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动态发展。自秦汉至两宋，官方史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立、发展过程，在主体构成、修撰宗旨、修史义例及其发挥的政治作用等方面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官方史学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突出表现在对“大一统”政治历史观及其政治实践的推动上。

官方史学机制由多个环节共同建构。其一，统治者下诏修史、亲自评议史书史学、建立健全修史机构、选拔任用修史人才。其二，自《史记》以来，“正史”民族传叙事模式逐渐确立，配合官方意识形态推动“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发展巩固。其三，官方组织“译史”工程，辽夏金元以本朝文字翻译《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原历史文化典籍，推动各地各民族交融及文化认同的深入。其四，元明清三朝组织纂修《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全国地理总志的史学形态推动元明清三朝“大一统”格局巩固。

要之，“大一统”政治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官方史学机制在推动“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

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是官方史学机制的核心构成，中国古代的多民族史官群体推动官方史学传统不断发展革新，对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重要贡献。辽夏金元时期，由于历史形势的变化和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文字的创造使用，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以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历史平台上展开，民族大融合历史进程加速，这一历史形势反映在史学文化上，表现为在各族政权设置的官方修史机构中出现多民族史官群体，形成多民族史官共同推进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现象。

受大一统政治格局影响，无论是修史机构设置、史官民族的多元化，还是修史工程的规模，元代官方史学均表现出与辽夏金时期的不同，改变了辽夏金侧重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元代，首次在大一统政权下出现官方的多民族史官群体。在元代史官队伍构成中，民族成分多元是一个显著特点，其中近半数是少数民族史官，这在中国史学史上首次出现。他们预修十五朝实录、国史、前朝史、典制史，不仅推动了官方史学形态上和观念上的革新，也切实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韩儒林指出：“在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加修史，这是仅见的。”“三史”决定“各予正统”是继唐朝大一统王朝之后官方史学最显著的成果，集中体现了多民族政治文化影响下官方史学的新飞跃。

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多民族政治文化刺激了官方史学的发展革新。辽夏金元时期官方史学承续秦汉以来官方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经由元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影响，官方史学实现新的飞跃，其性质既不属于“少数民族史学”，也不属于以汉族史家为主的“中原史学”，而是多民族政治文化因素作用下中国古代官方史学向新形态、新理念的发展。多民族史官群体在大一统政权下的正式形成，呈现了出身于不同民族的史学家在推进历史文化认同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思想上、实践上、成果上的“共同性”。

推动中华民族制度文明话语体系建构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典章制度是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章制度史则是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的标志性载体。卜宪群指出，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进入“以国家制度形态传承文明”的历史时期，秦汉王朝则“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制度文明的基本形态”，此后降至明清各个时期制度文明的不断完善发展，维护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形态。

瞿林东指出：“发达的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中华民族锻造制度文明的历史进程为官方史学所记录，其主要表现形态为《通典》开创的典章制度史。经过清高宗时期官方力量的推动，“续三通”“清三通”成书，以制度为中心的体制完备的中华文明史——“九通”正式形成，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历史撰述的主体脉络得以完善，清朝制度成为传承有序的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发展脉络中的一环，彰显了清的正统地位。

关凯指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学看，“中华民族历史观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知识构成”。在中国古代，发达的官方史学机制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记录提供制度保障，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主要的建构路径。在清代统治者直接推动下最终形成的“九通”，以完整并贯通的形态展现了中国古代制度史相因相革、因革有迹的发展面貌，创造了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的叙事模式和话语体系，以历史编纂的连续性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

官方史学传统与多民族政治文化融会贯通

陈其泰指出，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史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与提升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文化视角”考察官方史学机制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方面的价值，旨在立足优秀传统史学文化和多民族政治文化的互动，阐发官方史学机制如何适应历史形势变化融合多民族政治文化，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智慧。

多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官方史学活动，一方面为出身不同民族的史学家提供平等的、共同的活动舞台，促进了官方史学机制的革新，促使官方史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程实现愈加紧密的结合，从而及时反映政治统治的新面貌。另一方面，多民族政治文化因素的融入，促使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观得到强化，巩固了“大一统”历史传统，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官方史学的有效运作及其对多民族政治文化因素的包容并蓄，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信念根基，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精神内驱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中国史学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1VMZ013）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