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最“差”的贫困县高中，第一届本科率96%！

摘要：我正站在讲台上讲着明初的“南北榜案”，冬天的北风钻进窗缝，发出生锈的杂音。突然，整个教室陷入黑暗，我按断了一根粉笔——他妈的，又是早晨八点。

当年迈入学校的大门，我一心期待与这所年轻的“象牙塔”共同成长，迎接我的却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

配图 | 《山花烂漫时》剧照

我正站在讲台上讲着明初的“南北榜案”，冬天的北风钻进窗缝，发出生锈的杂音。突然，整个教室陷入黑暗，我按断了一根粉笔——他妈的，又是早晨八点。

我笑着说：“咱学校领导勤俭节约，规定早晨8点统一断电，教室是暗了一点，但照亮你们的是知识之火嘛！”学生们跟着笑了几声。班长搭腔道：“老师，就是学校抠门，不给电，我们早就习惯了。”

我重重叹了口气：“如果我是主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把灯给你们开到九点，一直到天色大亮。”

可惜，我既打不开教室的灯，也照亮不了学生未来的路。

我所在的学校位于“高考地狱”山河四省之一下属的一个县城，这个总人口50多万，城镇化率仅有30%的农业大县，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没几年。这儿没有什么支柱产业，只有一片片荒芜之地上不断冒出的新楼盘。

学校是2019年才成立的，建校晚，生源差。

校长总说：“穷，有穷的办法，办教育嘛，东挪挪，西借借，总能支撑下去。学校还欠着供暖公司三年的暖气费，还有供电局大半年的电费。所以也请老师们节约一下，只要不影响学习，能少开点灯，就少开点吧。”

学校这些正副校长和年级主任等“领导”是从同县一中抽调过来的。

县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但凡是个有头有脑的人物，你扒翻扒翻他的家谱，总能找到另外一个有脸面的人物。

“校外书店的老板没准是主任的连襟，副校长的表舅可能握着监考名额，刚调来的科长，祖坟或许在局长老宅的东南角。”学校自然有一些“在编不在岗”的“关系户”，所以实际教学的教师是不足的。

虽然是领导，但也要上课。一支粉笔一节课，一本教案一辈子。他们在一堂堂压抑沉默的45分钟里传授着“标准答案”，粉笔灰簌簌地落进了陈年的教案，学校楼道里经常回荡着他们训斥学生的声音，这些领导们所带班级的成绩长期倒数。

领导们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应付不知何时会到来的上级检查，组织年级的各种活动，布置中考、高考、事业编制等大大小小考试的考场，处理各班的违规违纪学生，和家长们交流。这还不包括私下里的觥筹交错，人情往来。

最关键的是，领导们不得不上课，要继续评职称，每周十节课是“硬指标”。

学生们对这些领导的评价是：“那些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只会打人骂人。”他们平常都不敢多看领导一眼，生怕被领导抓住一点小错。学生也总结出了应付领导的方法，只用一味地承认错误，不可争辩。

学校里真正承担教学工作的大多数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教师，不超过三十岁，甚至有00后。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师范院校毕业，也有来自双一流名校的。年轻老师们接受过相对完整的教育学知识，与学生的相处有“现代的一套”。学生们常在私下里亲切称呼他们为“某哥”或“某姐”，有什么心里事也愿意和他们分享。

而校长最常对年轻教师们说的话是：“老师们多理解下，基本工资肯定是按月发放的，绩效工资等一等也会发的，能欠的，先欠一欠。”

我正是年轻教师队伍的一员，22岁时考进了这所学校，别别扭扭地融入这个体系，已经教了三年历史。迈入学校的大门时，我一心期待与这所年轻的“象牙塔”共同成长，迎接我的却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

学校总说“如果学生的成绩不够好，那就是老师上课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把老师当成了学生来管理。每晚的7:25-9:05是晚自习时间，每个班级都有任课老师在声嘶力竭地讲课。晚上10点，在结束四节晚自习后，还有20分钟的小自习，各班班主任都必须到班盯着。

教导主任的皮鞋声在走廊定时响起，所有教师被迫挺直腰板。

周末两天也要上课，教师和学生都是连轴转。同事请半天的“订婚假”，领导会要求把订婚的时间改一下，以免耽误上课。

学校传达的目标是：“只有让学生起床后的第一眼看到的是班主任，睡觉前的最后一眼看到的还是班主任，才能让管理落到实处，才能让学生真正投入到学习之中去。”

学校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早上八点或下午两点，老师们左手拿着教案，右手拎着泡了枸杞的保温杯，腋下夹着课本，一个个像是逃荒似的，走出办公室，走向备课楼，参加最让年轻老师痛苦的集体教研。

备课楼前站着的是副校长和他的“随从”。副校长手持手机，紧盯时间，对那些未能在规定时间踏入备课楼的老师，冷冷地宣告：“你们迟到了，个人及学科组量化分各扣0.5分。”

个别老师“犯错误”，扣除整个学科组的分数，这直接影响每学期学科组的排名和绩效奖金。

有时候副校长也会“犯错”，他会说：“我的决策是正确的，只不过执行的时候出了些问题，在这里就不点名批评某些同志了，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

领导们认为“我校以年轻老师为主，经验不足，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便以学科组为单位，让每个年级教相同学科的老师每天凑在一块开教研会，并严格规定了流程，精确到分钟。

写教案一小时，准备会议发言半小时，开会一个半小时，老师们每天要在这个会上花费三个小时。老师们日渐无暇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无暇休息，我们有心无力了。

教研会分三步走，先是研讨试题草案，每人提出一条优点，两条缺点，要落实到纸面上。

接着是研讨教案，就是老师的备课笔记。我们依然是手写教案，一周五个教案，每份教案不少于四页。研讨教案时，老师们要积极发言，取长补短，然后对自己的教案进行修改，不少于200字。

这两步副校长会挨个学科组检查完成情况，找理由扣分。有时候老师们带着笔记本或者平板记录，副校长会批评老师们是不是在偷偷玩手机或者是偷懒。

副校长是物理老师出身，她最喜欢对理科组的教案指点一二，有物理老师说使用VR眼镜讲解力学原理，她说这是标新立异。对文科组，会说字迹不清、间距过大、批注不全。

最后还有个环节是试讲，两位老师分别讲解同一课的内容，各15分钟，称之为“同课异构”。正校长会在监控室审阅，有些老师会因为“声音太小”被通报到教师微信群。

校长不了解课程内容，就把检查重心放在授课程序上，他把一节课分成了“导、思、讲、练、展”五部分，要求每位老师严格按步骤进行。

老师的备课与上课都被暴露在审视之中，我们像被操纵的提线木偶，教学灵感被一次次扼杀在“偏离教学大纲”中，成了“八股上课”。

每当老师们提出外出学习、参加教学比赛。领导们会说都是一些虚头巴脑的事情，“教学成绩的提高靠的是时间”。有的同事们说，“也许教研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本质上还是源于领导们的不信任和控制欲。

但整个学校最累的是学生们，他们在固定的时刻做固定的事情，然后达到固定的标准。

新规则层出不穷：不能穿颜色鲜艳的鞋子，男生必须留寸头，女生必须留齐耳短发，饭前必须跑步到食堂，饭后必须跑步回教室，不允许在宿舍喝饮料、吃零食，不允许在课间出教学楼。

他们的彩色运动鞋成了“仪表不整”的证据，女孩们的刘海贴被藏在桌洞最深处，青春里所有试图突围的棱角，最终都成了晨会通报里的违纪编号。

每天的午读时间，教学楼里流动着佩戴红袖标的学生纪检组，记录下声音不够洪亮的班级。

最近，高中双休的春风吹遍山河四省，我们县中却是一块飞地，只有每个教室前多了张经过“美化”的作息表。学生们依然每早5:00起床，晚10:40熄灯，算上晚自习，一天要上14节课。一年中寒暑假合计25天左右，不到正常假期的一半。

学生们的生物钟被切割成精确的刻度，校园里回荡着断断续续的跑步跺脚声。

学校采用寄宿制，一个月放一次假，两天，不设立公共电话。学生不允许携带任何电子产品和金属制品，每次放假返校时，都要经过金属探测仪的严格检测。

在宿舍里甚至找不到一只指甲刀，如果需要剪指甲、刮胡子，就找班主任借，然后在班主任的注视下完成。班主任要确保学生归还了工具。所以学生们会用牙咬指甲，甚至会评比出咬得最整齐的那个同学，叫他“指甲仙人”。

学生们几乎没有任何和外界联系的手段，有需求就找班主任借。

哪怕放假回家，学生使用手机也会受到严格的监控。主管德育的副校长会在寒暑假家访之际，检查学生的手机，尤其是学生的QQ空间、微信朋友圈，一旦发现有吐槽学校、揶揄老师、男女生交往等内容，立刻删除，并且在返校后全校通报批评。在学校里，学生还要每周撰写“心灵感悟”，汇报自己的所思所想，班主任要按时阅读并且回复。

高二时候，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还掀起一阵“大举报”运动，鼓励学生相互举报身边的违纪现象，用他的话说：“每日行一小善，就能培育出巨大的善；每日举报一小恶，就能把巨大的恶消灭在萌芽中。”

那时人人自危，最后因为太多冤假错案而告一段落。因为大举报运动是匿名进行的，即使查明造谣者，也不能公开处分他，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副校长还要求高一年级成立宿舍检查小组，他带队检查各宿舍午休、晚休及卫生状况，并拍照上传到检查小组，照片里有时会出现学生们的赤身裸体、内衣内裤（女生宿舍不拍照）。

按照我省严禁跨区县招生的政策，学生们中考后几乎只能留在县城读书。

“几乎”之外的机会，是县外重点高中的“掐尖”，可大多数时候，我县中考第一名，都无法达到去省城读书的标准。

作为新高中，我们第一届招收到的是“最差”的生源。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贫苦出身。十七八岁的人生，标签全是单亲家庭、贫困户、留守儿童、多姐一弟、先天疾病……

这一届学生越上越少，到了高三，我所在的班级人数从最初的51人，减少至42人：

3人辍学打工，没有报到；

1人患了严重的胃病，病情反复无法适应学校的高压环境，回家自学；

2人在我县精神康复中心确诊重度抑郁症并伴随躯体化症状，回家休养；

2人因男女生不正常交往，被开除；

1人因众所周知的传染病去世。

我理解这些因为辍学或生病离开的学生，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不是自己选的了。

按照省里的要求，高中作为通识教育的最后一块阵地，过早分科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应该在高一学年结束后，再进行文理分科。

但我们高中的第一届学生，为了能让学生们有更多时间来学习“真正考试”的科目，在高一开学三个月左右进行第一次期中考试后，便分科了。

新高考制度下，语数外是必考科目，学生要在政史地、物化生六门中任选三门作为高考科目。分科结束后，非高考科目的课时量减少到每周1-2节。学校也没有音乐和美术课，我不知道那些喜欢音乐和美术的孩子能怎么办。

从全市全县角度来说，集中着最优秀的师资和学生的一流高中以理科为重，竞争过于激烈。为提高升学率，提高一本率，我们学校的战略就是发展文科，大力“鼓励、引导”学生学文。分科时，分管高一年级的副校长和高一全体班主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劝学生“学文科”，也就是选择政史地的传统文科组合，因为文科好学，容易出高分。学校文科老师数量是理科老师的两倍还多。

学校每年级大约1000人，共19个行政班，其中纯文班11个，偏文班（政史生组合）3个，纯理班2个，偏理班（物化政组合）3个。当然，成绩排名前100的学生可自主选择纯理科目，他们是学校冲击双一流高校的种子选手。

学生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适合文科，也不了解文科的前景如何，但学生们既无选择“是”的自由，也无选择“否”的权利。

班主任们常说：“学生选文科就能上一本，不选文科就考不上一本，我们的学生首先面对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学的问题，至于专业和就业，那是以后的问题了。”

我印象中学校的学生总是很疲惫，总能看见他们趴在课桌上补觉，后颈上贴着膏药，桌角摞着空咖啡罐，淹没在题海，又搁浅在题海。

每天的朝阳都会掠过学校墙上的"知识改变命运"，他们献祭出自己的血泪，去拼搏未来。

经常有学生来问我，“人的一生都是如此辛苦的嘛，还是只有高中如此。”我不想打破他们的希望，只能安慰他们：“考上大学就好了”。

“等考上大学……”我重复着这个咒语，看他们眼睛亮起来。他们相信大学录取通知书是阿拉丁神灯，然后去当警察、当老师、考公务员，就有房有车、父母病愈、弟妹学费有着落。

我同情这些孩子们，但我打不开教室里的灯。甚至教室之外，许多盏灯都照亮不了这些少年。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