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立足于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参照朱熹受学、修书院、编教材、教弟子等教育实践，分别从教养、教学、教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每一主题兼顾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多角度展现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体系化以及实用性。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二章围绕朱熹的家庭教育思想、蒙学思想论述，以《朱

《修道之谓教：朱熹教育思想研究》

｜周元侠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25年4月

ISBN：978-7-5758-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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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参照朱熹受学、修书院、编教材、教弟子等教育实践，分别从教养、教学、教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每一主题兼顾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多角度展现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体系化以及实用性。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二章围绕朱熹的家庭教育思想、蒙学思想论述，以《朱子家训》和《小学》为主要文本进行阐释。第三、四章论述朱熹书院教育的实践和思想，重点论述了《四书章句集注》《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读书法》等重要的理学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五、六章分别以《朱子家礼》和《增损吕氏乡约》为中心论述了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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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元侠， 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东亚儒学，出版《朱熹的研究——兼论的解释学意义》《兰陵礼俗文化研究》《朱熹家教经典选注》等，在《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史》等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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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教养篇：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

第一章 朱熹的家庭教育及其家风传承

第一节 朱熹的家学渊源

第二节 朱熹对朱松的家风传承和发展

——以《朱子家训》为中心

第二章 朱熹的《小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第一节 《小学》的编纂及其影响

第二节 朱熹的蒙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教学篇：朱熹的大学教育思想

第三章 朱熹对大学教育的实践及其影响

第一节 朱熹对官学的整顿及其反思

第二节 朱熹修复书院及创办精舍

第四章 朱熹大学教育的教材、教法及学规

第一节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第二节 《朱子读书法》的教育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第三节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育理念及其影响

教化篇：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

第五章 朱熹《家礼》的特质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节 朱熹《家礼》的编纂及其内容

第二节 朱熹《家礼》在民间社会的普及和影响

第六章 《增损吕氏乡约》的社会教化理念及其实践

第一节 《增损吕氏乡约》的编纂及其社会教化思想

第二节 《增损吕氏乡约》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肆

自 序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明教化乃是儒家学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使命，也是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佛教、道教之间的重要区别。从教育实践来看，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开启了私人讲学的传统，朱熹则通过修建书院继承发扬了这一儒家传统。从教育理论来看，朱熹为传统儒家教育教化思想提供了形而上学的依据，详见其《中庸章句》。《中庸》开头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注“天命之谓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朱熹提出“性即理”，通过理气和合的生成方式揭示了人性与天道之间的关联。人物因是阴阳五行化生而成，故自然具有天赋之理，本然地具有健顺五常的完美人性。朱熹注“率性之谓道”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熹认为，因为人性乃天之所命、理之所赋，所以人物按照天理行动，就必然遵应然之道、行当行之路。这是一种符合天理和本然之性的情况，这种理想状态往往出现偏差，所以需要“教”。朱熹注“修道之谓教”曰：“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朱熹认为，因为气禀不同，导致人与人之间具有差异，每个凡人的现实人性与本然之性之间可能存在“过”或“不及”的毛病，因此圣人用礼乐刑政等来调节凡人行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这就是“教”。《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在朱熹之前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朱熹注释的特色在于用理气观贯穿到天命、性、道、教之中，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对固有经典文本进行创新，仅从朱熹对“修道之谓教”的解释可以看出其对《中庸》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意图，同时也能看出朱熹教育思想体系既有深刻的儒家历史渊源，又有当时的时代理论特色。

纵观儒学史，任何时代的儒者无不重视教育，但不同时期的儒家又表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宋代是儒学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在教育思想和教育风气上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宋代理学家提出了“圣人可学论”，打破了汉代、六朝乃至唐代以来的圣凡隔绝的思维模式。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又：“‘圣可学乎？’曰：‘可。’’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正如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所说，“圣人可学论”是宋代理学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也是所有理学家共有的思想前提，在非理学家士人中很难找到这种观点。朱熹诠释“修道之谓教”时虽然以“圣人”作为“教”的主体，似乎把“教”视为“圣人”的特权，这是沿用汉唐以来的观念，即圣人才是制礼作乐的主体。然而，既然理学家心目中的圣人已经变成人人可以向往、实践的目标了，那么“学”自然变得异常重要。因此朱熹在注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后，总结道：“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以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教”与“学”在理学家这里是一对不能分离的范畴，朱熹在解释“学”时就体现了这种理学家视野，他将“教”纳入“学”的涵义之中。《说文解字》解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朱熹在注《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时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朱熹将“学”解释为“效”，把“学”与圣人之“教”建立起联系，同时他又强调了“效”他人必须与自己的“觉”联系起来，于述胜称之为：“‘觉’‘效’统一的逆觉主义教育本质论”。要之，将“效”“觉”结合起来解释“学”也是朱熹在传承前人观念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表现。在“圣人可学论”的学术背景之下，“修道之谓教”不仅是圣人制礼作乐、教化民众的使命，也是所有士人为学立志的目标，这种目标将“学为圣人”与“学以为己”结合起来，朱熹所有教育著述中无不贯彻“学以为己”的理念。这种理念成为影响后世中国教育史的重要思想，因此李弘祺以“学以为己”概括传统中国教育的特色。

另外，“修道之谓教”体现了道南学派一向重视为学之方的学术特点。《中庸》是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的重要经典文本，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不仅限于《中庸章句》一书，该书作为注经之作，自然受到经文本身的限制，所以“修道之谓教”必然要用圣人、礼乐刑政等传统观念做注。然而，朱熹在《名堂室记》中则表达了“修道之谓教”的工夫论涵义。朱熹在其“紫阳书堂”居中设立晦堂，两边夹室为“敬斋”“义斋”。他在解释敬、义两斋名称的来历时，说：“盖熹尝读《易》而得其两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为学之要，无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读《中庸》，见其所论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惧恐惧为始，然后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读《大学》，见其所论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然后得夫所以明义之端。”敬义夹持是朱熹在两次中和之悟后形成的修养论，由《名堂室记》可知，敬义夹持也是他读《周易》《中庸》《大学》的深刻感悟。要之，朱熹通过读《中庸》悟出“修道之教”不仅指圣人制礼作乐、教化民众，而且还意味着学者“必以戒惧恐惧为始”的“持敬”工夫，这就把“圣人之教”与“为己之学”联系起来。故而本书以“修道之谓教”概括朱熹教育思想的特色。

本书在研究朱熹教育思想的内容安排上，突出了三个特点。

一、突出朱熹对“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精神的继承，以朱熹经典文本为中心展示朱熹教育实践和思想。朱熹理学体系是通过其著作表现出来，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朱熹教育思想是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为纲目，以修身为中心。朱熹的诸多著述都体现了他的重德、重礼、重视格物致知的教育教化思想，本书涉及《家训》《小学》《四书》《白鹿洞书院揭示》《家礼》《增损吕氏乡约》等著述，在研究每一部著作时，都交代了朱熹编纂的动机、过程，体现了朱熹作为教育家的实践品格。

二、本书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三方面揭示了朱熹“一以贯之”的博文约礼的成德之教思想，体现了朱熹重文、重礼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念，特别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化突出了朱熹重礼的教育特点，正如于述胜所说，朱熹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礼的泛化之产物。本书通过对朱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著述可以看出，朱熹教育思想和实践始终贯穿着博文约礼的儒家传统，同时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对个体道德修养的强调。朱熹在编订《近思录》《四书》等理学著述之后，仍要编注《小学》，就是因为考虑到学者缺少涵养一段工夫，这与他两次中和之悟的转变思路如出一辙，都是重新发现了道德涵养的价值。朱熹在重视身心涵养之外，又是最重视为学方法的教育家，他提倡科学的“读书法”，但又强调“读书已是第二义”。这些都体现了朱熹异于其他理学家的独特性。

三、本书注重从东亚视野分析朱熹教育著述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彰显了朱熹教育思想的普遍性和实用性。通过朱熹教育文献的传播和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出朱熹教育思想对东亚文化圈的深远影响，体现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普遍价值。本书论述了《小学》《四书》《白鹿洞书院揭示》《读书法》《家礼》《增损吕氏乡约》等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展现了朱熹教育思想对周边国家政治、文化、教育模式的塑造，对我们当前构建中华现代文明形态，开展现代文明交流互鉴都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精力时间所限，舍弃了一些最初的设想。原计划“大学教育篇”涉及《近思录》、《朱子语类》中《训示门人》以及朱陆之辩、朱陈之辩章节，另设附录梳理朱门弟子及其重要成就，以展示朱熹教育思想的实际成就。其次，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19年之前，所以对2019年之后的相关成果吸收、借鉴较少。最后，在部分内容的结构安排、具体论证等方面可能存在粗糙、生硬的状况，所有这些问题只能遗憾地留待未来再做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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