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老根在门槛上抽旱烟，见我进门，烟锅在鞋底磕了三下：“回来就中，灶上温着红薯粥。” 他脊梁比三年前弯得更厉害，咳起来像风箱漏风。

我 78 年冬天从部队退伍，背着绿帆布包踩进村口时，老槐树上的麻雀惊得扑棱棱飞。队长在晒谷场喊我大名：“建军！可算回来了！”

父亲老根在门槛上抽旱烟，见我进门，烟锅在鞋底磕了三下：“回来就中，灶上温着红薯粥。” 他脊梁比三年前弯得更厉害，咳起来像风箱漏风。

第二天村支书就找上门，说村小的王老师生孩子去了，让我当代课老师顶三个月。“你在部队不是爱写黑板报？对付娃娃们够用了。” 我摸着军装上的领章，心里有点发虚，可看着支书递来的铁皮哨子，还是接了。

教到第二周，父亲半夜咳醒，摸黑穿衣服时，我听见床板吱呀响。他蹲在床前摸索半天，掏出个蓝布包，布角磨得发毛，上面还绣着朵褪色的牡丹。

“明儿跟我去趟河东村。” 父亲解开布包，里面裹着三层油纸，露出一沓钱，最大的票面是十块，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毛角子。“这是你妈走之前攒的，加上我这几年编筐子的钱，一共三百二。”

我愣住了：“去河东村干啥？”

“给你定亲。” 父亲把钱数了两遍，又仔细包好塞回床底，“秀兰她娘托人来说了三回，人家姑娘不嫌你家穷，就图你是个正经军人。”

秀兰我有印象，小时候在公社戏台底下见过，梳两条粗辫子，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可这事儿也太突然了，我搓着衣角说：“爸，我刚回来，代课老师还没做热乎……”

“热乎啥？” 父亲咳得直不起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身子骨说不准哪天就垮了，得看着你把婚事办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揣着蓝布包，我骑着队里借来的二八大杠，后座载着两斤红糖和一包水果糖。过了河，河东村的狗吠声此起彼伏，秀兰家在村尾，土坯墙围个小院子，院里的鸡见了生人扑腾着往鸡窝钻。

秀兰她娘掀着门帘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老根哥可算来了！” 进了屋，秀兰正坐在炕沿纳鞋底，见了我，脸腾地红了，攥着针线往炕里挪了挪。

父亲把布包往桌上一放：“他婶子，我家建军的情况你知道，部队回来的，现在代课，以后能不能转正式的不好说，但人踏实。”

秀兰她娘打开布包，手指头蘸着唾沫数钱，数完把钱推回来一半：“老根哥，咱都是实在人，秀兰嫁过去是过日子的，不是卖闺女。这一百六你拿着，添点钱给孩子们打套新家具。”

我瞅着秀兰，她低着头，辫子梢快垂到鞋面上。突然想起去年在部队收到家信，母亲临终前让父亲一定给我寻个好媳妇，当时我在训练场跑五公里，眼泪混着汗珠子往地上砸。

“秀兰，” 我清了清嗓子，“我没啥大本事，但以后挣了钱都给你管，家里的活儿我多干点。”

秀兰 “噗嗤” 笑了，抬头看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我会做鞋，会纳鞋底，还会蒸馒头。” 她娘在一旁拍大腿：“这孩子，咋净说些吃的！”

定亲饭是红薯面窝窝就咸菜，秀兰她爹喝了两盅酒，脸通红：“建军，我家秀兰脾气好，就是胆小，你以后多担待。” 我连连点头，手里的窝窝越嚼越香。

回村的路上，父亲坐在自行车后座，哼起了年轻时唱的小调。我问他：“爸，你咋不问问我愿不愿意？”

“你要是不愿意，刚才看秀兰的眼神能那么直？” 父亲笑得咳嗽起来，“我这双眼睛，看了一辈子庄稼，还能看错人？”

过了俩月，代课老师的差事转正了。我用秀兰她娘退回的钱，打了个衣柜和一张方桌。结婚那天，秀兰穿着红棉袄，辫子上扎着红绸子，从河东村走过来时，全村的娃娃都跟在后面跑。

晚上闹洞房的人走了，秀兰坐在炕沿，小心翼翼地摸我胸前的钢笔：“听说你在部队常写文章？” 我从抽屉里拿出个本子，里面是这几年记的日记，她凑过来一起看，月光从窗棂照进来，把俩人头凑头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贴在纸上的画。

后来秀兰给我生了俩小子，大的叫军军，小的叫明明。我在村小教了四十年书，退休那年，军军接了我的班。秀兰还在纳鞋底，只是眼睛花了，穿针时总得让我帮着引线。

那天整理旧物，我翻出那个蓝布包，上面的牡丹几乎看不见了。秀兰凑过来说：“当年你爸揣着这包钱，手都在抖呢。” 我把布包展开，里面现在放着俩孙子的奖状，一张是三好学生，一张是运动会跑第一的。

窗外的老槐树还在，麻雀飞了又来，就像日子，一天天过，总有些东西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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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虚构故事，旨在展现一种生活态度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并非真实事件。］

来源：花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