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盯着那几个黑字，仿佛盯着十几年的烟熏火燎，油迹里冲出来的一枚钉子。

他把离婚协议摊在我面前的时候，手指稳得像一把尺子。

“我想要一个孩子。”他说。

我盯着那几个黑字，仿佛盯着十几年的烟熏火燎，油迹里冲出来的一枚钉子。

窗外的风是十月份的北风，干硬里带点砂子，刮过窗台，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刺耳。

我说不出话来。

他也不催我，就那么坐着，像在看一个久经训练的演员迟迟忘了台词。

“你五十了。”我最后还是开了口。

“这不是问题。”他说得平静。

“是问题。”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你当初是要丁克的。”

他看着我，好像我把一段陈年旧账翻出来，就该先道歉。

“那是当时。”他说。

屋里的挂钟滴滴答答，像从楼上的谁家灰色被单里一根一根掸落的灰。

我看着他的脸，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胸口上，说：“小何，我们两个人，过成两个人就好，清清爽爽。”

我点头的那个晚上，刚好停电，楼道里有人对着黑暗大喊：“哎，打火机借个火！”

火光一亮又熄了，然后是一片嘈杂的笑。

那时候我们住在单位分的老楼，屋子小，窗台上永远放着两盆绿萝，我把一张旧报纸铺在灶台边，用来接炒菜喷溅的油点子。

他有时候回来晚，我就把锅从煤气灶上挪下去，盖一点水，焖着，等他。

我是四十六岁的时候他五十岁。

结婚二十五年，像一本被翻得起毛的家庭账本，封皮褪色，角儿烂了，眼睛一瞟就知道哪个月份超支，哪个日子省着。

他忽然说要孩子，像把这本账本里最后的一页撕下来，重新订一本新的。

他要跟别人生。

“你说清楚。”我压住自己，“你是要孩子，还是要和我过日子。”

“我不能两样都要吗？”他问。

我看着他笑了一下，“你觉得你是谁，神仙？”

屋里有股子橘子皮在暖气罩子上慢慢烤出来的甜味儿，像从某个年节的下午一直晾到今天，舍不得丢，又酸又甜。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可以把“日子”这两个字往外一推，就像推开一扇窗。

风就进来了，灰也进来了，眼睛里就有东西。

那晚我没哭。

他说：“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

我把桌上的碗收了，用清水泡着，背对着他。

他说：“我去住单位宿舍，协议你慢慢看。”

我说了声“哦”。

门关上的时候，门框轻轻一颤，像一根瘦竹子被风掠过。

我把水放掉，贴着池边，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想到三十岁的自己，穿着褪色的牛仔衣，在家属院的水龙头边洗被子，红手套里冒白气，冬天的太阳像一枚薄薄的糖饼。

“人到中年，觉都变浅了。”我对着空屋子说。

没有人答。

第二天上班，我照样挤公交。

我们厂子现在叫“科技园”，旧牌子换了新名头，厂门口的槐树还在，树皮比以前更皱。

同事小刘跟我说：“姐，最近看你黑了。”

我说：“秋天嘛，风刮的。”

她递给我一杯热水，杯子上印着“八五年厂庆”字样，红色都掉得差不多了。

杯子，是我们家第一个“象征物”。

那年我刚进厂，他追我，送的不是花，是杯子，说“水得天天喝，人得天天见”。

我留了这么多年，杯口磕掉一小块，喝水的时候要小心不碰到下唇。

杯子放在我办公桌上，我心里那股子涩就缩回去了一点点。

中午我去食堂打饭，排队的时候，前面两个年轻人嘁嘁喳喳，说的是婚房。

“首付家里给，咱只管结婚。”一个说。

“结婚图的是啥？”另一个问。

“图个踏实呗。”

我端着餐盘，笑了。

踏实是个好词，像我们以前做活计的木匠在板子上蹭过一遍又一遍砂纸，直到边角都圆润，不扎手。

晚上回到家，我把花架上的灰擦了，擦出一条一条的黑。

他没回来。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吃了吗。

半小时后他回：吃了。

我删了要发出的话，最后只发了一句：好。

我关了灯，躺在床上，想起二十五年前，他说“不要孩子，我们两个人多自在”。

那时候我们也认真谈过，因为什么。

他说，怕自己做不好父亲，也怕这个世界不适合一个小生命。

我那时候也怕，怕产房，怕抱着孩子的连夜起夜，怕自己工作受影响，怕婆婆、妈妈两头不讨好。

我们两个就像两个在桥上对望的人，互相点头，说，好，就这么定了。

那是九十年代末，城市里小广告刚开始泛滥，小区门口冻豆腐一块钱五片，喊得像敲铜锣。

我每次从菜市场回来，他都来接我的袋子，顺带互相看一眼，笑一下，像两个默契的盗火者。

时间久了，丁克就成了我们日子里的“规整”。

规整到我看到小孩会习惯性地往旁边站一步，规整到春节回他家，他妈嘟囔一句“你们不打算要一个吗”，他就笑笑说“我们俩商量好啦”，我端着汤碗躲开那两道眼神。

这规整像墙角一盆一年四季都不死的绿萝，永远在那里，不大会长疯，也不枯。

如今他说要孩子，这盆绿萝就像突然发蔫，叶子耷拉下来。

我在黑暗里翻了个身，嗅到枕头里面晒过的太阳味，像小时候把棉被抱在怀里的感觉。

“小时候你说过，要当妈妈吗？”隔天晚上，小刘在加班间隙问。

她刚结婚一年，家里老人催她要孩子，催得她都快掉头发。

我笑，“小时候我想当邮递员。”

“为啥？”她瞪大眼睛。

“骑车，风吹着，信从包里拿出来，递过去，别人接过那一刻笑一下，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她也笑，“姐，你可真逗。”

“人到中年，幽默就是止疼片。”我说。

她“啧”了一声，“这么说真扎心。”

扎心就扎心吧。

回家的路上，我把车票夹在那个“八五年厂庆”的杯子旁边。

我突然想起另一个“标志物”。

是一只小瓷哨，白底，上面点着两朵红花。

那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庙会花两块钱买的，吹起来声音抜亮，像小鸟叫。

那哨儿后来跟着我嫁到他家，我们搬家也带着，我一直放在卧室的抽屉里，上面蒙灰的时候我会拿出来擦一擦，吹一口，觉得心里亮起来一小块。

我们没要孩子的那些年，每当过年过节，亲戚聚会，桌上总会有人说孩子啥的，气氛往那里飘过去，我就会低头喝口水，手指摸一摸裤袋里的小瓷哨，像握紧一个小秘密。

秘密就像雨天里一个没打伞的人把袖口卷高一点，不让水顺着流进去。

这回，秘密要破了。

第三天，他回来拿衣服。

我没问他是什么安排。

厨房里我正在煮面，葱花下锅的时候冒了一下青气。

他站在门口看我，没说话。

我把面端出来，他说：“谢谢。”

我们在餐桌边坐了一会儿，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他把筷子搁下，说：“我想清楚了。”

我心里说，谁不是每一天都在想清楚，又每天都糊涂地活。

“你说。”我抬头。

“我五十了。”他说，“我突然明白了，我这一辈子，没有一个孩子，老了怎么办。”

“我四十六。”我说，“我也老。”

他把嘴唇抿了一下，“你知道的，我妈也想要一个孙子，她其实一直没说，但我看得出来。”

我笑，“她说过的。”

他愣了一下，“什么时候？”

“每年清明，她把供上的两只苹果往中间挪一下，嘴里嘟囔一句‘可惜没个孙子给你上坟’，那句不是给祖宗听的，是给我听的。”

他沉默。

“我们不是没试过。”他缓慢地说。

“是。”我也缓慢地点头。

三十八那年，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动摇。

那时我妈走了，我一下子空下来，心比屋里的一把旧椅子还空。

他也许是看见我在衣柜里摸着一件小孩毛衣发呆，于是忽然说，要不，我们试试。

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轮。

医生说我的指标不算好，但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我汗湿了后背，像冬天里背一桶水，忽冷忽热。

我开始按着时间点吃药，按着日历做笔记，像回到了中考前的两个月。

那一年，办公室里的同事换季，我一件衣服擦擦角继续穿，像一只小心翼翼攒劲儿的小老鼠。

但很快，他说，单位有一个项目要出差，考虑了一下，还是先把项目做完。

等他归来，我已经把小本子压到抽屉最底下，把那年的日历当旧纸卖了。

后来我们就没再提。

你看，所谓“试过”，其实像往井里扔一颗石子，只等到“扑通”那一下，便把手背在身后，装作自己什么都没做。

现在，他五十了，再一次说“我想要”。

这世界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想要”这两个字从来不问你想不想要，只问它自己想要。

“你要孩子，跟谁？”我问。

他垂下眼睛。

“找一个愿意的女人。”他说，“她还年轻。”

“你爱她吗？”我没忍住。

“不是这个问题。”他抬眼，“我不是为了她。”

“为你自己。”我帮他接。

他点头。

我笑，一小下。

“你要孩子，为什么不跟我？”我问，声音尽量平稳。

他苦笑，“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我四十六，身体就像旧机器，能转，也会发出一些旧的响声。

再说，我也没准备好从一个不做母亲的女人变成一个可能做母亲的女人。

“你有没有想过对我公平？”我问。

“我会补偿你。”他说。

补偿。

像给一个冬天的夜晚塞进一个热水袋，假装它就不是夜。

“我们离了吧。”他说，“你还年轻，你也可以重新开始。”

我“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他走了。

这事儿，在咱这片儿，是要被人议论的。

楼下跳广场舞的几位阿姨，边扭边往上看，说话的梗子像跳线的转折，“听说那谁，二十五年，说散就散。”

另一个接，“哎呀，男人到这个岁数，心里就不踏实。”

还有一个叹，“女人就命苦。”

我从窗口把窗帘拉上，心口像被一根线轻轻拽一下，又轻轻松开。

“人间哪有容易二字。”我自言自语。

读者要问，你怎么不闹，不争，不拉着他的袖子哭？

我不闹。

我不是不疼，我只是知道，哭也换不回。

我们这代人，习惯了用忍来给难挨的一段时间搭桥，桥搭好了，自己先过去，再回头看，那桥也许已经塌了。

我开始整理家里。

把他的书放回箱子，把他多年不穿的衬衫折好。

折衣服这种事，很奇怪，像是在折叠一个人的影子。

影子叠起来，不占地方，放进柜子就没了。

我把小瓷哨放到枕边。

夜里睡觉前，我轻轻吹了一下。

声音细细的，像有一只小鸟从旧日子的缝里探出头来，又飞回去。

没几天，他的妈妈来了。

老人家没有当着我的面指责谁，她坐在沙发上，拄着拐杖，目光在屋里转。

“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她说。

我笑，“阿姨，他不挑食。”

她点点头，沉默一会儿，又慢慢开口。

“你们年轻的时候，不要孩子，是他主意吧。”她说。

我看她一眼，“我们商量的。”

她“嗯”了一声，“我老了，嘴也不想多说了，都是命。”

我忽然觉得她眼角的纹像枯草被风吹过留下的一条条的痕，她其实也不过是个老人，盼一个抱在怀里的重量。

她起身要走，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当年我妈给我的。”她说，“你留着。”

我没接，“阿姨，这个你自己留着吧。”

她执意塞到我手里，我拿着，打开，里面是一串老银镯，银色发暗，边上刻了几道简单的纹。

“我年轻时候结婚戴的。”她说，“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给你，留个念想。”

我把镯子捧在掌心，凉凉的，像一小截冬天的河。

这是第二个象征物。

镯子后来一直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像把一条线压在心口的位置，提醒我，无论怎么翻身，都有个“过去”不动。

没多久，单位布置我去参加外地一个短训，去南方。

我想了想，报名了。

火车一夜，睡得不踏实，醒来时窗外就是另一种树，叶子湿，光是柔的。

培训结束后，我给自己请了半天假，去了一个海边小镇。

站在海边，海风把人的衣角吹成旗子，我把小瓷哨从口袋里掏出来，吹了一下。

海风大，哨声被吹散，像没有来过。

我忽然笑出来。

“你看，这就像日子。”我在心里说，“吹得响不响，不在那口气，在风。”

我在海边捡了两块小石头，一块黑的，一块白的，放进包里。

旅馆很小，老板娘是本地人，做事利落，讲话带着咸咸的味。

她看我一个人，像看见一条被冲上岸又自己滑回去的小鱼。

“阿姐，你来玩啊。”她叫我阿姐，让我心里暖了一下。

我点点头。

她说，“我们这儿，慢慢走，慢慢看，心就不忙了。”

我笑着说，“你说话真有意思。”

她摆摆手，“我们这儿的人，嘴甜，日子才不苦。”

我忽然想起老家那句，“人活一张嘴，树活一张皮。”

说得多妙。

晚上回到房间，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在海边。

他很久才回：挺好。

我把手机放下，靠在床头，听外面海浪一趟一趟。

“人到四十六，才学会跟自己说话。”我对自己说，“你看你，多像一条河，啥都不说，往前走。”

第二天我回家，车站里人多，叫卖声、广播声、孩子哭声、塑料袋响声，一层裹一层。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被这声音缠住的一团线。

出站口，风吹到脸上，一层层声音就被撕开。

我咬了一口包里带的橘子，酸得眼睛一缩。

他说他要孩子的消息，不知道哪条缝漏出去了。

一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以前的邻居，姓曲的大姐。

她上来就说，“哎呀小何，我听说了，你还好吧？”

我笑，“还好。”

她叹，“男人啊，五十蛀心病。”

我说，“大姐，咱别这么说。”

她“切”了一声，“我也就嘴上说说。”

“人家也有他的难处。”我说，“我们都不容易。”

她沉默了一下，“你这人心善，可是心太软。”

我笑，“软心不一定坏。”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前，想起我们邻居楼下的榆树。

春天它长出点点绿，夏天它把所有鸟都请来，秋天它学会舍得，冬天它枝丫瘦成一幅画。

树知道什么时候拿，什么时候放。

人不一定。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站在小学操场上，手里拿着一封信。

信封上写：致未来的何小欢。

我拆开，里面空白。

我笑着把信合上，放进口袋。

“怪不得我喜欢当邮递员。”梦里我说，“给自己送信，一辈子都送不到。”

梦醒时分，我摸摸枕下的银镯，摸摸床边的小瓷哨。

它们冷清地躺着，像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哑，一种尖。

他又来过一次。

这一次他带了一袋子水果。

橘子、苹果、香蕉。

我笑他，“你这是抓阄抓的吧。”

他也笑了一下，“你别生我气。”

我摇头，“没那么多气可生。”

他把水果放下，站了一会儿，说：“我不会让你难做。”

我看着他，“难不难，已经过去一半。”

他点头。

我们把协议一条条看。

房子是我们共同买的，名字写我们俩。

他说：“你留着住吧。”

我说：“房贷还剩这么点，最后一段我自己扛。”

他说：“不必，我出。”

我笑，“那就一人一半吧。”

钱这种东西，像手里的沙，握得太紧就漏。

我们这样分，像一个数学题拆开，一步步算。

合上协议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我忽然说：“我要把那只杯子留下。”

他愣了半秒，“当然，那是你。”

“还有小瓷哨。”我补。

他笑，“这些都该是你的。”

“银镯呢？”他压低声音。

“阿姨给的。”我说，“等她想要的时候我还她。”

他点点头。

门口他要走的时候，我说：“祝你顺利。”

他回头看我，眼睛里有一小点湿，但他很快把头转过去。

我们互相松手，像在冬天的早晨摘下手套，露出有点冻红的手指。

我在离婚这件事上，没有表演。

日子是真切的，越演越假。

周末我去老家看娘家哥。

我长在北方一个小城，路平，风硬，街角还剩两家老国营小店，里面卖的搪瓷盆，上面印花开得朝气。

大哥在院子里翻土，见我来，笑得脸上起褶子。

“回来啦。”他擦擦手。

我点点头。

“听说了。”他叹一声，“人这一辈子，别啥都想抓。”

我笑，“抓不住的就别抓了。”

嫂子端一碗热汤出来，笑骂，“你们俩说话一个调门。”

我喝一口汤，“嫂子这汤，真是老味道。”

“家常嘛。”她说，“家常不就是一把葱扔锅里，香到别人家去。”

大哥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院子里那棵海棠树的老枝，“过呗。”

他“嗯”了一声，“回来就好，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

我忽然鼻子一酸。

“人活着，心要有地方放。”大哥说，“你从小就心大，装天装地，现在该学会装自己了。”

我点点头。

“周家那边是不是说啥？”他问。

“没啥。”我说，“阿姨给了我一个银镯。”

大哥笑，“那是认你这个闺女。”

我把银镯从包里拿出来给他看。

他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老银子，不值钱，但有味儿。”

“嗯，有味儿。”我说。

回城的路上，我把窗户摇下一条缝，风从缝里挤进来，吹在脸上，像一条细细的河。

读者可能会问，那他后来呢。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没追。

日子像一辆老式公共汽车，前门上人，后门下人，司机按一下铃，谁也不问下一站是不是你。

偶尔，我在菜市场遇见一对夫妻，男的五十多，女的三十出头，手里牵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

小孩一抬头，眼睛亮得像新煮出来的豆子。

我心里动了一下，又安静下来。

“这不关我的事。”我在心里说。

人间有些风景，远看好看，近看就要付钱。

我开始做一些以前不做的事。

比如报了一个晚上的插花班。

第一次课，老师讲花材搭配，我一个劲儿点头，却怎么都插不出来那种“舒服”的感觉。

花朵在我手里显得局促，像两个不对付的人被硬拉着坐一桌。

下课的时候，我把花拆了，拿回家，分两个杯子插，反倒顺眼。

后来又学了点素描，画石膏几何体。

老师说：“你这线，稳。”

我笑，“稳，是我攒下来的。”

还有周末，我去做志愿，去图书馆给小学生讲故事。

有个小男孩总爱问问题，问得又直又快。

“阿姨，你为什么不结婚？”有一次，他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笑了，“阿姨结过。”

他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为什么不生孩子？”

我看着他眼睛里的真诚，像一杯清水。

“因为有的人生来是当妈妈的，有的人生来是当老师的，有的人生来是当邮递员的。”我说。

他没听懂，但他点头。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小瓷哨拿出来，吹了一下。

我忽然听见，有回声。

可那不是哨子的回声，是我心里某处的回声。

“你终于承认你自己了。”那回声说。

过年那天，阿姨也来电话。

她说，“回来吃个饭吧，你也是一家人。”

我想了想，答应了。

饭桌上坐了七八个人，亲戚熟人都有。

一开场，有个舅妈就问，“小何，听说你们……”

阿姨赶紧接过去，“吃菜吃菜，别光问。”

我笑了一下，“舅妈，好日子，别谈这些。”

大家都笑了，尴尬就被笑声冲淡。

阿姨挟了一块红烧肉给我，“吃，补补。”

我点点头，“谢谢你。”

吃到一半，阿姨忽然说，“小何，你那镯子，留着。”

我一愣，“阿姨……”

她摆手，“你留着，我心里也踏实。”

我没再推。

那一刻，我看见她眼睛里有光。

人和人的和解，不靠一百句对不起，就靠一个“你留着”。

我端起杯子，“阿姨，祝您健康。”

她笑着点头。

隔壁桌有个小孩哭了，哭声穿过碗筷叮当，像一树风铃被风吹。

“孩子哭，家里活。”我心里冒出这句老话，自己都被逗笑了。

年后，我把家里的那扇旧窗帘换了。

换成了一块浅灰的布，光透进来柔一点。

我还在窗台上多放了一盆吊兰。

绿萝还是那盆，像一个老朋友坐在老位置，什么话都不说，只在那儿。

春天的时候，厂里组织体检。

医生看着我的单子，说：“血压偏低，注意休息，别老惦记事情。”

我笑，“我已经把惦记的事儿放了一半。”

他也笑，“那就再放一半。”

回程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打瞌睡，睡着睡着，脑子里忽然弹出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谁争口气，是为了让自己喘口气。”

我一下子就醒了。

“这是金句。”我对自己说。

我把这句话写在小本子上。

小本子是我给自己重新准备的，封面是蓝色，上面印了一个白色的小邮筒。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上面写一句话。

“雨后的路最滑，但人都是在滑的时候学会走稳的。”

“别人的眼神是风，自己的脚印是路。”

“笑不是止痛药，笑是让止痛药好吞一点的水。”

这些话有人觉得鸡汤，我自己觉得像贴在鞋后跟的创可贴，防磨。

一天晚上，小刘给我发消息。

“姐，你那谁，听说他那边顺利了。”

我回了一个“嗯”。

她过了会儿又发：“姐，你有没有遗憾？”

我盯着屏幕，犹豫了一下。

“有。”我打字，“但遗憾也是一种完成。”

她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姐，你厉害。”

我笑着放下手机。

生活慢慢就像一条河，泥沙沉下去，水清一点，石头露出来，光照着，心里也亮一点。

有一次，我在楼下晾衣服，隔壁楼的王奶奶端着凳子坐在太阳底下，摇着蒲扇。

她看见我，扇子一停，说：“小何，过得还好吧？”

我点头，“还好。”

她“嘿”了一声，“人嘛，啃一啃硬骨头，牙口就好了。”

我笑，“您这比喻够硬。”

她也乐，“老了，牙口就剩这点劲儿。”

我把衬衣抻平，夹在晾衣绳上。

风一吹，衬衣鼓起来，像一个人在张望。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和解”。

和解不是两个人坐下来握手，而是你在晾衣绳上看见一件衣服鼓起来的时候，心里不再发疼。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

我把那只小瓷哨挂在窗边。

风大的时候，它会轻轻碰到玻璃，发出一点点声音。

那声音在白天不明显，到了夜里，就会像一个旧朋友从街口走过，随口喊一声：“唉——”

我也随口答一声：“唉——”

某一天，我坐在书桌前，翻出来那只“八五年厂庆”的杯子。

我用小刷子把杯口那块崩口边缘仔细刷了刷，又把杯身擦干净。

杯子正对窗，阳光照在字上，红色退得发浅，却还写着“厂庆”。

我把杯子举起来，像举一支旗。

“谢谢你。”我在心里说，“这么多年，把水端给我。”

我不是个爱留纪念的人，但这两个东西，小瓷哨和银镯，我一直留着。

它们像两个锚，把我这个人从两侧稳住。

一个提醒我，心里的小女孩还活着，一个提醒我，大人的规矩还在。

有一次，阿姨来电话，说她身体不大舒服。

我买了点东西去看她。

她精神还好，只是嗓子哑。

我坐在她旁边，给她倒水。

她看着我，慢慢说：“小何，你心里没有恨我吧？”

我一愣，“阿姨，您说啥呢？”

她挪挪身，“我总想着，你是不是恨我没拦住他。”

我摇头，“阿姨，我不恨谁。”

她眼里忽然湿了，“唉，人哪，年轻时候就知道后悔两个字多贵就好了。”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干，像旧的木头，握住却暖。

“阿姨，我们都是从年轻走到今天的。”我说，“谁也不是故意。”

她点点头，“你这个人，心里亮。”

我笑，“从您身上学的。”

她也笑，笑起来像年轻了一点。

走的时候，她把我送到门口，轻轻拍一下我的手臂，“常来。”

我点头，“常来。”

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有人骑着旧自行车嘎吱嘎吱过，路边的小饭馆冒烟，油香在晚风里打飘。

世界故我。

我忽然觉得，人到中年，能把“故我”两个字扛在肩上，其实就是最大的本事。

我不再想“他”怎么样了。

我开始想，我是谁。

有一天，厂里组织去给山区小学捐书。

我们坐着车，翻山，路一会儿坑一会儿坎。

到小学校的时候，孩子们挤在门口，眼睛亮。

我把书放到桌上，一个小女孩悄悄拉我的袖子，“阿姨，你的手好凉。”

我笑，“这才叫凉快。”

她笑出牙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校长在旁边说，“孩子们喜欢画画，你会不？”

我说，“会一点点。”

我们在教室的黑板上画了一只大大的风筝。

孩子们“哇”的声音响起来。

“你们把它涂色。”我说，“涂你们喜欢的颜色。”

他们吵着闹着，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开花。

我站在一边，看他们涂，一下子眼睛就湿了。

“哎呀你看，你这人怎么还爱掉眼泪嘛。”小刘在旁边笑我。

我擦擦眼，“我不是掉泪，我是被粉笔灰呛着了。”

她笑得更大声。

下山的时候，晚霞一大片，车子从弯路上逶迤下去，像一条亮了灯的虫。

我靠在车窗上，心里说，“活着，有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秋天过后，冬天来了。

北风一刮，树上只剩下硬枝。

我把家里的棉被拿出来晒，晾在阳台上，拍一拍灰，拍出“噗噗”的声。

邻居的小孩在楼下喊：“阿姨下雪啦！”

我伸头一看，天上果真飘起稀稀落落的雪花。

雪不大，细如盐。

我把小瓷哨拿到阳台，轻轻吹了一下。

这回我听见了很清楚的声音，清清亮亮，像新年的钟。

“新年快乐，自己。”我在心里说。

第二年春天，我把旧衣服清了一批，留下一件蓝色的粗布外套。

那是我二十五岁那年在集上买的，穿了一辈子都不觉得厌。

我把它洗了一遍，晾干，叠好放进柜子。

有朋友说，你这么过，孤单吧。

我说，“孤单是常态，热闹才是段子。”

他们笑，“你可真会说。”

我也笑，“不这么说，日子怎么过。”

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

对方沉默了一下，开口，“是我。”

我听出来了，是他。

“你还好吧。”他问。

我说，“还好。”

他“嗯”了一声，“我就是想说一句话。”

“你说。”

“谢谢。”

电话那头很安静，他又说：“对不起。”

我心里忽然轻了一下。

“好。”我说。

我们都没再说别的。

挂了电话，我把小瓷哨拿起来，放在掌心，像捧着一个明亮的小月亮。

我对它说：“你听见了吗？”

它当然没回答。

但我听见了我自己心里的回答：“听见了，够了。”

我没有去问他的近况。

不是不关心，是知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道，水往哪里流，不是谁决定。

我在新的一年里学会了做一道凉拌菜，熬一锅糯米粥，修好了一个坏了很久的门把手。

这些小事像一颗一颗珠子，串起来，就叫日子。

有时候，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窗外有风吹过，树叶互相摩挲，像两个人在悄悄说话。

我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一摸银镯，摸一摸小瓷哨。

“你们都在。”我小声说。

它们不说话。

但我知道，它们在。

我也在。

故事到这里，若是要有一个“闭环”，它在哪。

也许在某个清晨，我下楼买菜，见一个老人蹲在地上系鞋带，我弯腰帮他，他说一句“谢谢”，我说“不客气”。

也许在某个黄昏，我在公交车上把座让给一位孕妇，她捂着肚子对我笑，我心里一热，却没有酸。

也许在某个雨天，我撑伞走在街上，雨点敲在伞上，像敲出一首简单的歌，我跟着哼了两句。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急，不怨，不怕。

“你看，人到中年，最大的本领，不是硬撑，是转弯。”我在心里说，“拐过去，前头还是路。”

最后一个小插曲，是一个午后。

我在书桌前翻旧相册，翻到我们刚结婚的那一张。

他和我站在单位宿舍的楼前，身后晾衣绳上挂着两条蓝布裤子。

我们都笑，笑得不咧嘴，但眼睛弯。

我把这张相片拿出来，放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叫《人间草木》。

我合上书，心里轻轻地说一句：“谢谢那段光。”

我把书放回书架，端起“八五年厂庆”的杯子，喝一口温水。

水顺着喉咙下去，暖暖的。

窗外有风，风里有鸟鸣。

我坐着，觉得自己像一棵被风吹过但站稳的树。

我忽然明白，所谓和解，不是去原谅谁，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对自己说：“好，我们走。”

说完就走，走得不急不缓，像一条河。

我把小瓷哨放在窗边，银镯放在枕下，杯子放在案头，蓝色外套叠在柜子里。

它们都在，像四个方向，告诉我我所处的位置。

我也在我该在的地方。

这就是结尾。

不喧哗，不摔门，不回头。

我端起水杯，轻轻抿了一口，心里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

“人生最难的一课，是学会跟自己握手。”

我停了一停，放下杯子，窗外的风掠过树梢，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抚了一下我的额头。

就这样吧。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