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闻天曾问王稼祥：“我军仅三万人，如何能打败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微微一笑，答道：“靠的就是毛主席那十六个字！这看似简单，却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张闻天曾问王稼祥：“我军仅三万人，如何能打败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微微一笑，答道：“靠的就是毛主席那十六个字！这看似简单，却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那十六字，便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王稼祥最初领会到这十六字的分量，是在1931年的江西山区。他刚从苏联归来，满脑子仍是城市暴动、工人罢工那套理论，对毛泽东带着部队钻山沟、打游击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心想：革命怎能总在山里转？这算什么打法？

然而，第二次反“围剿”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压境，企图将红军一口吞掉。毛泽东却指挥部队在山林中灵活穿梭，敌人进，红军就退；敌人驻扎，红军夜间骚扰；敌人疲惫，红军突然猛击；敌人撤退，红军紧追不舍。一番周旋下来，红军伤亡甚微，敌军却损失两万余人。

王稼祥看得目瞪口呆。他开始意识到，那十六字诀绝非空话，而是一套极高明的战略思想。

但他真正“悟透”，还要等到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他正发高烧，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夜色如墨，山路崎岖，前途难测。忽然，前方出现一片火光——原来是当地百姓举着火把来接应部队。一位老乡低声说：“毛主席叫我们来的，不能让大家摸黑走。”

那一刻，王稼祥豁然开朗：这十六字诀背后，真正的力量是人心。没有百姓的支持，红军怎么可能在敌人进攻前及时撤退？怎么可能掌握敌军动向、适时骚扰？又怎么可能在追击时如鱼得水？

躺在颠簸的担架上，他反复咀嚼这十六个字，越念越觉其中有无穷力量。

也正因如此，在宁都会议上有人提出撤换毛泽东时，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大敌当前，不可易帅！”他深知，毛泽东不仅懂军事，更懂中国革命的特殊逻辑。

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非一开始就被广泛接受。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从八万锐减至三万，许多人心生疑虑。王稼祥后来坦言：“如果早让毛泽东来指挥，绝不会如此。”

长征途中，毛泽东曾与王稼祥在雪地中并肩而行，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打仗要靠灵活、靠人，不是照搬教条。”

到了遵义会议，王稼祥不顾自己伤病缠身，坚决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部队。这一支持，关键时刻扭转了红军的命运。

有人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其实更准确地说，他是最懂得“活学活用”的实战家。1932年漳州战役，他佯攻龙岩、实取漳州，一举击溃张贞部队；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他以极弱兵力智退湘军四个团——这些战例，都不是兵法书上能直接找到的。

甚至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共军战术之灵活，实乃平生未见。”但他始终不明白，红军的“灵活”本质上来自人民群众。

那十六字诀，归根结底是人民战争的精华。没有百姓提供情报、运送粮草、掩护行军，红军再灵活的战术也难以施展。而国民党失去民心，再多的军队、再精良的装备，也注定失败。

1937年，王稼祥再次从苏联返回，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他在延安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的革命战争，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来领导！”

张闻天听完，久久无言。他终于明白，那三万人之所以能冲破重围、走向胜利，靠的不是运气，不是蛮力，而是一套深植于人民之中的战略与信仰。

许多年后，王稼祥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老蒋输就输在不懂——这天下，从来不是谁兵多，谁就能赢。”民心所向。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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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