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延教授（上）：去伪存真，还科名坊楹联真实面目，你我义不容辞

摘要：近日，山西大学延俊荣教授发表学术文章，再次对我坚持的“衝繁”观点提出建设性意见，指出该论点存在过度依赖单一文献支撑的问题，延教授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只信董大人”。

近日，山西大学延俊荣教授发表学术文章，再次对我坚持的“衝繁”观点提出建设性意见，指出该论点存在过度依赖单一文献支撑的问题，延教授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只信董大人”。

作为后辈晚学，面对教授的批评指正，我既感受到学术交锋的严谨性，也促使自己正视自身理论水平的不足。

深感不安之余，我再次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立场，通过拓展文献维度、补充多源考据、重构逻辑链条等方式，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期待与学界同仁共同推进相关研究。

延教授与我的这场拉锯战，起因于一副清代楹联中“衡”与“衝”的取舍之争。

在平定冠山，有一座三门四柱的汉白玉石坊，人们习惯称之为“科名坊”，因横额题书“文献名邦”，故也称“文献名邦坊”。

冠山科名坊原本不在冠山，而是在县城西关春秋楼通往南天门古道，即本地人称之“黑砂岭”的峡谷路口上。

山西平定冠山科名坊

科名坊是知州吴安祖为表彰平定学子在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乡试中取得的10人中举、5人副贡，并且其中1人名列全省第一（即解元）的好成绩，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下令建造的。石柱上有其亲笔题写的楹联：“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衝繁第一州”，横额“文献名邦”。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黑砂岭科名坊被毁。1988年秋，平定县政府将此坊迁址重建于冠山风景区。由于《平定州志》对楹联内容没作记载，又无其他实物和文献资料佐证，当时的人们遂凭记忆，将下联中的“衝”，误写成“衡”。

对这一误写，一直有人撰文发声，但苦于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所以这桩公案一直悬而未决将近四十年。

直至近日，记有平定黑砂岭科名坊楹联内容的清代刊本《度陇记》（作者董恂）被发现，黑纸白字，书中清清楚楚写的是“衝”，不是“衡”，平定文史界这一流传已久的错误，终于被彻底纠正过来了。

平定黑砂岭科名坊

但延教授坚决否认这一事实，她著文说，“《度陇记》只是一篇命题作文，其核心材料多‘採舆人言’，所记内容多取自‘载籍’”。

又说，《度陇记》中所记之平定黑砂岭科名坊楹联内容是虚假的，是“‘稽改’而来的孤例”。

总之一句话，延教授认为《度陇记》史料价值有限，学术可信度不高。

为论证这一观点，延教授从语言语音学切入，认为董恂在《度陇记》中写的不是“冠盖衝繁”，而是“冠盖hong繁”。

董恂《度陇记》书影

当然，这个“hong”，只是个记音符号，是延教授为了行文方便，用汉语拼音对平定方言的一个描述，并非说这就是董恂真实的书写。

延教授认为，“衡繁”的“衡”，平定方言读作hong（音红），因此，“董大人晚上‘挑灯编书’时，很可能只是记了某一个读hong的字，如衡、横、洪、红等，并不一定就是‘衡’字。”

那么，为什么董恂《度陇记》中偏偏写的是“衝”，而不是“衡”呢？

延教授认为，这“纯属受业江都赵熙和的‘自以为是’”，换言之，是清代一个叫“赵熙和”的江都人，“依《四库全书》将‘舆人’所言的‘冠盖衡繁’改为‘冠盖冲繁’”的。

关于“篡改”之论，延教授在上一篇题为《平定文献名邦科名坊争议补笔——在“衡”“衝”之间探微》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她这样说：“（清代董恂《度陇记》）即使所记无误，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人不能基于最佳表达，对下联的第三字做出改变。”

延教授相关文章截图

延教授在《度陇记》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但辩称现代人可以对平定科铭坊楹联内容进行篡改。也就是说，延教授承认，平定冠山科铭坊楹联下联第三字确系今人篡改。

而在最近的这篇文章中，延教授口径又变了，她说科铭坊楹联下联第三字早在200多年前就被清代人篡改了，而且篡改者有名有姓，即《度陇记》卷尾标注的“校字者”，亦即“受业江都赵熙和”。

不同的是，延教授认为今人的篡改，是把知州吴安祖写的“衝”改成了“衡”；而清人的篡改，则是把董恂写的“衡”改成了“衝”。

如此自相矛盾的结论，竟同时出自延教授笔下，让人不得不相信，如果有朝一日黑砂岭科名坊石柱重现人间，面对石柱上的赫然在目的“衝”字，延教授一定会写文章说，这是石匠把“衡”字改成了“衝”。

董恂《度陇记》书影

“受业江都赵熙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今已不可考。他或许是一家书局的刊刻人员，果真如是，那他的职责不是缉改董恂的文章，而是监督刻工、印工有无刻错字、印错字。

退一万步说，再退一万步说，假如赵熙和真的把董恂原来写的“衡繁”改成了“衝繁”，这正恰恰说明，在有清一朝，人们的认知中根本就没有“衡繁”这个词。

况且，依董恂的学识，是绝对不会把“衡繁”这个压根就不存在的词写在他的书中的。

董恂照片

董恂，初名椿，科考后改名醇，同治即位，避帝讳而改恂。董恂德才兼备，世人对其评价很高，是晚清政坛比较重要的人物，先后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等职，位高权重，颇有名望。

董恂是进士出身，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一是爱读书，二是爱写作。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莫不广采博收，以致积学甚丰。其著作涵盖笔记、诗文、赋等文学创作，自编年谱、《儿女英雄传》评点、《镇志》等文史考订，以及大运河水利专著等学术研究，形成文学、史学与工程学相融通的跨领域著述体系。

淮阴师范学院李强《董恂的生平事迹、著述与思想》一文中这样说：“董恂性爱读书，自同治六年（1867）至十一年（1872），利用公务余暇，按朝代先后顺序，从《史记》，一直读到《明史》，随后还读了《明史稿》《资治通鉴》《晋略》等书。读史书毕，董恂又读诸子之书；读诸子之书毕，又读各种笔记、小说。”

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中的自画像

又说：“董恂勤于记事，写了很多‘笔记’。他每任一职，每奉一差，都必定以笔记记载其事。他的笔记作品很多，主要有《随轺载笔七种》，即《问津记一》《问津记二》《问津记三》《问津记四》《迎熏记》《度陇记》《问津记五》，此外还有《转漕衡湘笔记》《奉讳归里笔记》《观察畿南笔记》《魏阙重瞻笔记》《畿南会哨记》《保厘京兆笔记》《执掌戎枢笔记》《秋闱琐记》《春闱琐记》《武闱琐记》《文缘琐记》《京兆听事后枣林记》《洋兵纪略》《留京办事笔记》《凤台祗谒笔记》《永宁祗谒笔记》《权衡金粟笔记》《米太仆遗石记》等。”

其中《凤台祗谒笔记》《永宁祗谒笔记》，李强认为是研究清代皇帝和皇后陵寝制度“不可不参考的书籍，可谓是价值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