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蒙正自请降例荫子，是治史者耳熟能详的宰相故事，但史传所载官品严重抵牾。吕状元释褐、子荫补起家均为“六品京官”将作监丞，通行“九品京官”违背基本史实。仅从结果来看，吕蒙正主动降例荫子确显高风亮节，但不应简化为嘉言懿行。顺时而观事件所处历史背景，主动向勋旧示好、

感谢张祎文博士赐稿

原文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3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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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改到常识：吕蒙正降例荫子九品京官匡谬抉原

文 / 张祎文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

关键词：吕蒙正；降例原委；官品讹误；叙迁之制；文本流传

宋初状元宰相吕蒙正自请降例荫子，是治史者耳熟能详的宰相故事，也是研究吕蒙正和宋代荫补制度难以绕开的重要史事。此事并见多种官私典籍，然诸处史载不惟文字详略不一，且在官品上存在六、九两种悬殊之说。现有研究虽涉及此事，但未详审该明显抵牾，多主动选择违背史实的九品之说。 宋代官制错综复杂且屡经更改，历来号为难治，即便如钱大昕、鲍廷博、周星诒、李慈铭等精于考据者，于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足见问题严重之一斑。 故笔者不揣浅陋，通过系统考察诸处史载，尝试对吕蒙正自请降例荫子的原委予以考辨，并通过审查史源、版本和书籍生命史，对九品讹误如何固化为常识，就前贤未发之覆略呈管见。疏漏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起家官品证误

宋初承袭唐五代以来“官”与“差遣”分离趋势，将原职事官固定为阶官系统，并与差遣实职更为彻底的分离开来。 其时职事官品基本袭用唐代官品令，《宋史·职官八》所载为南宋官品令，学者早有考证。 本文所涉水部员外郎、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元丰改制前均为文臣寄禄官（即本官），非特旨不理本司事。其中前者为朝官，从六品上；后两者为京官，从六品下、从八品下。 仅就官品而言，前两者相差一阶，后两者相差八阶。但就北宋前期叙迁之制而言，前两者实差五阶，后两者仅差一阶。 另外，宋太祖曾规定“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必尝登朝历两任，然后得请，不请者则不补。” 也即宋初官员荫补子弟，依制须自行奏请。

吕蒙正拜相奏补长子，符合制度规定和行政流程。自请降例之事史书多载，又以《宋史》本传于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兹录文于下：

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

此段材料涉及多重史事，亦有多重问题。首先，开宝九年（976）十一月，卢雍超授水部员外郎系太宗特命，未成定制。概因其父助太宗夺位有功圣眷方隆，故其起家即同沈义伦之子加官，史称“上特命之，非旧典”。 另考诸史实，卢多逊倒台后，直到吕蒙正奏补，卢氏旧例从未被提及，“后遂以为常”之语显不确切。端拱元年（988），吕蒙正与赵普同日荫子 ，“卢赵之争”时所共知，吕固辞“卢氏旧例”，与此不无关联。

其次，吕蒙正父子起家非“九品京官”，而是“六品京官”将作监丞。开宝九年（976）十月，太宗以非常手段上位，亟需收治人心、网罗人才，次年正月初七即开殿试，诸处史载均证明吕状元及第，授官将作监丞。 状元释褐系人生重要事件，且同榜李至、张宏、许骧等亦授此官，九品之误当非吕本人误记误言。自请降例获批，则其长子吕从简亦授将作监丞。从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称“宰相使相，旧制，子除将作监丞” 、《任子诏》“宰相使相，旧荫子为将作监丞” ，熙宁元年（1068）王珪等论臣僚奏荐“旧制，宰相、使相子，除将作监丞” ，可知“遂为定制”之语合乎史实。直到熙宁二年（1069）荫补制度改革，方减大理评事，钱大昕的误会，其实在此。

官方史传外，富弼所撰神道碑也表明吕父子起家均为将作监丞，并提示“慎官赏、励寒进”等缘由。但如前述，“卢雍特命”并未成为定制，故“本朝故事”之语更像是彰显墓主形象的背景板。 而曾巩、李焘所记又可进一步完善史事，据《长编》载：

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散阶，吕蒙正固让，止授六品京官，自是为例。此事见富弼作蒙正神道碑，云蒙正长子从简当得水部员外郎，蒙正恳辞，止授将作监丞，因以为著例，至今不易。

引文虽未及吕蒙正奏语，却代以“固让”之微言，与富弼“恳辞不拜”类同，将吕抵制卢氏旧例之情刻画如生。而朝散阶还牵出散官问题，或是散官不为时人所重，故李焘未明示朝散郎（从七品下）或朝散大夫（从五品下），依理当为后者。卢多逊失势后史书避忌，其家族记载不多，今考同时授官的沈继宗，可知当为朝散大夫。

综上所述，开宝九年（976），宋太宗超授卢雍“六品朝官”水部员外郎，并加授从五品阶朝散大夫，但未成定制；端拱元年（988），吕蒙正自请降例，宰相荫子始授“六品京官”将作监丞；熙宁二年（1068），荫补制度改革，遂减为“八品京官”大理评事。大中祥符四年（1011）吕蒙正去世，吕从简本官才至国子博士，尚低水部员外郎一阶。仅从结果而言，吕蒙正此举确系高风亮节，但理解降例的关键应在叙迁之制，后人于此不解而反究官品，遂埋下改六为九的隐患。

二、自请降例原委补论

在宋人的记载中，吕蒙正为政一贯清净寡欲、不喜更张。 那其为何要在荫子之际一反常态，不仅恳辞高官水部员外郎，还明确要求以“释褐时官补之”呢？

文本已揭示部分缘由，如“恐罹阴谴”《宋史》、“恐罹谴责”《事略》、“慎官赏、励寒进”《神道碑》等。宋代社会普遍崇信释老、笃信果报 ，吕早年寄居佛寺的经历，晚年“生死同寝”的安排 ，因果之说于其或有熏染。吕初任参政时，即惹朝臣“是小子亦参政耶”之讥。 荫子当月，太宗还向枢副张宏坦言：“卿与吕蒙正等，曩者颇为大臣所沮，非朕独断，则不及此。” 谴责之虑当非只是说辞。另外，吕本人确实重视人才、扶掖后进，名臣富弼、韩琦等受其知遇，“夹袋储材”之事更是两宋美谈。 可见，文本所示或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吕九子皆荫补入仕的事实，则上述解释又颇为乏力。

历史事件并非孤立存在，前引史传或详或略，均以刻画传主形象为中心，纪传文体所限，难免割舍某些“冗赘”的背景信息。而脱离历史现场的回望，不可避免会忽略或压制其间看似与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 至信如时，顺时而观当时朝野局势和人物关系，或许文本背后还有其他隐而不彰的现实考虑。

首先，赵普在端拱元年（988）拜相前，与吕蒙正既无过从、更乏好感。赵普、卢多逊势同水火、彼此不容，而卢、吕仕宦却颇多相似。二人皆为科举出身，且深得太宗宠信，并于赵普两次罢相之际先后擢升参政。此虽太宗本人的政治安排，但对于“为人阴刻、睚眦中伤” 、“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 的赵普而言，这段经历实难令其畅怀。

其次，吕蒙正此次拜相，是多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并非赵普主动赏识。太宗超擢随龙功臣和天子门生，意在渐次改换勋旧元老势力。至于三相赵普，既是念及君臣旧情和许王元僖力荐，也因吕骤进晚辈不足服众，须“藉普旧德为之表率”。 赵普此时支持太宗擢吕为相，也是为打压与其结怨的胡旦、赵昌言等同年党，次月又将此党一网打尽，尤以赵昌言“刚戾难制”，几欲“请加诛殛” 。赵普此举既打击政敌报私怨，也是元老勋旧与科举后进的抗争。 吕蒙正处境自知，故于中书循默备位、谨慎从事。

最后，赵普荫子之举、当年科场风波，也不容忽视。赵普叱诧政坛，却从不屈尊“为亲属而求恩泽”，并常诫谕子弟“受宠逾分，富贵逼身”、“各宜砥砺，无尚吾过”。此次其子承煦升六宅使亦太宗“特命”。 当年科场又事故频发，权知贡举宋白为诫滥进“罢退既众”，三月榜出导致“谤议蜂起”，引发击登闻鼓的群体扰动事件。 太宗虑及维稳、举遗，前后殿试三次，迁延至六月底方完结。吕蒙正此时初拜相，上有勋旧表率，下有场屋诉怨，如何荫子确值深思。

如果将此事代入当时历史背景，吕蒙正看似反常之举也便顺理成章。首先，主动搬出卢多逊旧例，又以坚决态度“恳辞不拜”，其意显然不在职官本身。作为赵普仇敌的卢氏旧例，实际已成为科举晚辈向勋贵老臣传情示好的媒介，赵普对此亦心领神会。其次，自请降例本身即是对赵普不求恩泽的效仿因应，又与轻狂冒进的胡赵同年党形成鲜明对比，且博得不贪爵禄的朝野美名，可谓一举三得。最后，奏疏看似寥寥数语，实为精心酝酿。封妻荫子系官僚特权，为免伤及同僚权益横生事端，其专于首尾两度申明“释褐时官”，又结合时政言及科场士子之不易，所虑可谓周至圆融。史载吕拜相后“普甚推许之” ，然二人共相仅一年余 ，吕于它事基本拱默无为。从无甚好感到欣然推许，赵普态度的突然转变，除了吕“质厚宽简，不为党比” 的良臣品质，此事实为重要原因。

我们无意否认吕蒙正此举所彰显的高风亮节，只是希望立足历史背景进一步剖析史事，或更有助于合理解释其荫子之际的“反常之举”。吕蒙正起先主动提及卢氏旧例，而后又坚决抵制不从，并精心酝酿简短奏疏。最终不仅未损抑同僚权益，且成功获得勋旧元老的亲睐推许，以及朝野士人的广泛赞誉。于其而言，当时主动降例荫子实际具有多重效用，只是后来史事传播逐渐脱离历史背景，才被有意无意简化为嘉言懿行。

三、官品讹误产生与流行

荫子官品为何被改六为九？九品之说为何成为一般常识？这是本节需要回答的问题。通过系统搜集、整理、辨析记载此事的现存文本及版本，明清衍生文本暂且不论，宋人所记大致分为四大系统 。稍值一提的是，此事于两宋广泛流传，实归功于第九子吕居简，受益人长子吕从简乃纨绔子弟，于光耀先人事迹了无助益。

（一）《玉壶清话》系统

本系统所载史事情节丰富且流传有序。据文莹交待，当得自吕居简知荆南期间，真实性极高。后经江少虞 、朱熹、章汝愚等传钞考校， 成为广为流传重要文本。其文如下：

吕中令蒙正，国朝三入中书，惟公与赵韩王尔，未尝以姻戚徼宠泽。子从简当奏补，时公为揆门相，旧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阶。案宋史，起于卢多逊之子雍，后遂以为常。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一作“六品”者误。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无限。今臣男从简一无“从简”二字。始离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宠命，恐罹阴谴，止乞以臣释褐日所授官补之。”固让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尔为制。

作为众书源头且可信度极高的《玉壶》文本，文莹其实已有润色。如“三入中书”虽符合吕蒙正后期仕宦，但显属后见追述；而“未尝以姻戚邀宠泽”虽暗合实况，但考宋太宗御撰《赵普神道碑》、《长编》等典籍，此语更像是对赵普形象的巧妙嫁接。 将二者作为叙事背景或欠妥当，杂糅时间线亦可接受，但官品出现谬误，确实不该。六九形近，但发音迥异。此事有典有册，吕居简不大可能误记。考宋人转录均作六品，又有宋元诸版为证，可知并非文莹误记。

其实，《玉壶》官品讹误，既非吕居简误语，也非文莹误记，盖因此书流散复合的曲折命运。是书于两宋流传颇广，李焘、朱熹等史家多有引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官私目录皆录。但因多以抄本流传，“稗官家罕见刻此书” ，至明中期已散阙不全，明内府所藏亦“一部一册，阙” 。经查现存明清刊、钞本，四明范钦钞校本（国图，善本书号13406）作六品，改六为九的关键人物，正是为该书传世费尽心力以至“目疾大作”的吴翌凤。 乾隆四十五年（1780），长塘鲍廷博通校吴本，刻入知不足斋丛书。鲍本此条沿袭吴本，并以《宋史》本传否定手中别本。 鲍氏刊印古籍用功至深、校勘精良，又刊本形态稳定，获取远较钞本便利，遂渐成通行本，李慈铭、周星诒、周中孚、傅增湘等名家皆藏。同治四年（1865），以校阅古籍“精审绝伦” 著称的周星诒，手持袁廷梼五砚楼旧藏“红豆山房校正善本”（国图，善本书号：03899），明知《类苑》亦作“六品”，却仍从“鲍校”。同治十二年（1873），精于两宋史事考订的归安陆心源，又据“五砚楼本”校改“绣谷写本”（静嘉堂藏，索书号：13函2架），且以邺架暂缺鲍刻“无以校正”而颇感惋惜 ，足见鲍本权威之一斑。前贤尚且如此，其余更无足责矣。文渊阁本虽未混淆官品，但此后通行本，如民国进步书局排印本（1912），中华书局（1984）、《全宋笔记》（2003、2019）、上海古籍（2007、2012）点校本皆本鲍刻，此误遂借权威版本成为通说。

以上从版本方面解释《玉壶》九品讹误的产生过程，进一步挖掘讹误产生、流行的根源，或许比饾饤刊误更具价值。一般认为六九形近，当系刊刻传钞“无意致误”，但我们认为，讹误其实源于人们对嘉言懿行的心理预期和惯性认知。

首先，就不同版本而言，基本机械钞录的原钞本多作“六品”，如经马佳宝康、莫伯骥等递藏明钞本（国图，善本书号：13406），冯孟颛伏跗室藏清钞本 （国图，善本书号：18173）、缪全孙藏旧钞本（台图，书号：08309）、钱听默萃古斋藏清钞本（台图，书号：08310）、文渊阁本（据两淮盐政采进本）等；而羼入校者理解的校改本多为“九品”，如吴翌凤、鲍廷博、周星诒、陆心源等名家的主动批校。况且讹误产生后竟成为通说，到底有意为之，抑或无意致误，恐不辨自明。

其次，就同一版本而言，也不支持“无意”之说。此书前条即太宗赐李昉子宗讷“六品正官” ，然诸本皆未误抄“九品正官”，再次印证此条官品讹误当非“无意”。必须承认，即使严谨考据，仍难免受既有认知和时代观念的影响，惟视程度不同而已。前条既为歌颂君臣相得，高等赐官自合观者认知，后条意在彰显宰相高风亮节，荫补官品越低越合常理。无论是周星诒面对他书别说之犹疑，还是陆心源改荫补九品、保持状元释褐六品的自相矛盾，无不反映前贤面对此事的常理揆之。只是当以故事心理审视波谲云诡的历史事件时，复杂性和真实性反而退居其次。此时充满线性思维的“常理”，非但不那么可靠，且显得浮皮潦草。

关于此系统传袭，还有几点值得交代。其一，文莹之书虽属小说杂史，但其并未过度删润史实以提升故事精彩程度，明清诸贤取舍远非其可干预。其二，诸书录文差别，与作者取向和其书体例有关。如《类苑》引书一般“悉以类相从，全录原文，不加增损，各以书名注条下” ，此条亦是，惟书名误。朱子辑录五朝名臣嘉言懿行，“非为广闻见，期有补于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 故只录至“止授六品京官，自尔为制”，而果断放弃与其理念相悖的“生死同寝”之文。章氏《山堂考索》卷帙浩繁、淹通掌故，所录“言必有征，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 故节录之余，又将赵普子加官事考之《国史》。相比忠实照录原文，“折衷己意”确显作者识断高明，但于史实不无危险，如“从简当奏补，旧制”便被改作“从简书奏补之制” ，读来殊失原意。

（二）传记系统

本系统文本详瞻，比勘《东都事略》、《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宋史》吕蒙正传通篇文本，三者文字高度重合，篇章结构、叙事顺序完全一致，惟较有详略。从文本比勘、史书修撰、成书时间 等维度分析，三者或同源国史，或递相转抄。其中《事略》“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证”，相较同据国史且卷帙浩繁的《宋史》明显“叙事约而该”。 深究文本细节，又知王称、元史臣于此均有重点不同的修润，且后者未据王称改动之本。 也即二史此传均直承《三朝国史》，记事详略或为王称裁剪，或为元史臣增补。与之相对，《言行类稿》明显誊抄《事略》，不仅因袭王称改动，且文辞若合一契。惟章书“意主备笺启之用，惟录善而不纪恶” ，故略吕罢相离朝、面折圣颜、张绅贪赃等事。

王明清出自史学世家，幼承家学，弱龄已对国史旧闻“随即应之无遗”。 其父王铚“尤长于国朝故事” ，曾撰进《祖宗兵制》、《七朝国史》、《祖宗圣学通纪》等史著。但万卷家藏先因靖康战火“十不一存”，其父所撰“本朝典故，史稿杂记”又遭绍兴文狱化为烟土。 其虽欲“髠钤以续先志”，但“忧苦摧挫，万事瓦解”，以至撰著常赖亲友口述、记忆旧闻、冥搜遗文。 从其自述和文本细节判断，《后录》此处亦取自《事略》。 此外，同章汝愚“折衷己意”一样，王明清也对原文作了几处良莠不齐的改注。

本系统诸书官品现存版本均误，甚至宋本《挥麈后录》目录赫然直书“宰相奏补子弟止授九品京官自吕文穆始”，仅据版本数量，几可断言王称、王明清等宋代本朝史家已误。但细究文献中的蛛丝马迹，答案当非简单化一。天圣三朝国史原本及李焘所据私家国史应无误 ，北宋官方虽屡禁私抄国史，但收效甚微。史载“渡江以来始命典记，祖宗正史、实录、宝训、会要，得于搢绅士庶之家，残缺之余，补缉仅足，良亦艰矣” 、“秘书省初复，士庶始有以家藏国史、实录、实训、会要等书来献者，国有大礼大事，于兹有考焉。” 不难看出，南宋官藏祖宗典籍多据私藏，故到底是王称、元史臣所据官私国史已误，还是六九形似致其无意误抄，值得申说。

元史臣姑置不论，“二王”均以熟稔国朝典制著称，前者无意误抄，后者引录当有发现，况李心传还对《挥麈录》多有辩证 ，三位深谙本朝典制的宋代著名史家，均未发现此明显讹误，属实令人生疑。我们认为，作为古籍流传的重要环节，融入钞手刻工识见的刊刻传钞不容忽视。虽然传世版本皆误表象似乎并不支持此认识，但如众所知，文本依赖版本留存，而同一时代的版本亦有优劣高下，优者传承不息渐成主流权威，其他版本往往渐趋消散。古人得书不易，后世堂号复杂的版本并非凭空乍现，多远源某一祖本。具体到本系统，除章书版本较少，三书诸版皆有祖源，如《事略》“宋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挥麈》诸录“宋龙山书堂刊本”，《宋史》“元至正刊本（阙卷配补明成化本）”。 排除堂号、数量干扰，则完全有理由怀疑书坊钞刊致误，并因刊本形态稳定、质量上乘、获取便利等特征广泛传播。

古代类书引书繁博且多注出处，甚至有古籍工作者认为“唐宋类书，不啻是后世各种传本的一个唐宋版本” 。经查，宋人谢维新、虞载《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均从《挥麈后录》引录此条，且官品均正作六品。 这表明，在质量上乘的龙山本外，仍存某些支流版本官品无误，否则撰者断不会无视此版书前“九品京官”的鲜明标识。合理的解释是：王明清并未误抄官品，改六为九应在书坊刊钞环节 ；其所据《事略》、王称所据《国史》亦当无误。否则即使王称因其书体例不便明注，但以王明清热衷辨正史事，绝无理由避而不书。

书前目录并非机械抄录文本，乃是凝练作者识见的主动创作，又可进一步坐实上述解释。目前《挥麈后录》通行本基本源自龙山本，但书前目录其实并非王明清手笔，解题关键在于版本细节。龙山书堂接受王明清委托后，不仅对书稿“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 ，还为四百余条纪事统一编号、逐一精炼标题。例如静嘉堂“前三录”宋刊本（索书号：五函七架）、国图“第三录”宋刊本（善本书号：08694），书前便均无详目。 尽管编号撰目耗时费力，但颇益史籍传播营销，该本能广泛流传，此即重要原因。 而观此标题，可知正是书坊之人对嘉言懿行的主观认知，以及不晓叙迁之制，才错误估计官品改六为九。只是通行本未阐明目录来由，遂易使人误以王氏已误。

概而言之，经由文本形态、内容、细节，可知《事略》、《宋史》本传均直承《三朝国史》，《后录》、《言行类稿》则转抄《事略》。相较《玉壶》系清人揆诸常理误改，本系统官品宋版已误。仅据所见版本皆误的表象，似可断言讹误源于国史或撰者。但类书残存片羽和书前标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三朝国史》、《事略》、《后录》原本当无误，后两者官品讹误，概系书坊误解。传统社会典籍生产虽非独家垄断，然当时版本已分主次，幸存至今者本属凤毛麟角，故即使手持权威宋版，也不宜轻下断语，书籍生命史同样值得观照。至于《言行类稿》、《宋史》到底是所据已误、撰者误抄、刊钞致误，囿于文献不足，实难进一步讨论。

（三）编年系统附神道碑

本系统所载文辞简约，但可证国史本传无误。比勘文本可知，《隆平集》、《长编》当同源或转抄。因残存《宋太宗实录》、《宋会要》未见此条，李焘又曾数引《隆平集》，故此条亦极可能如是，而曾巩当是采自备修国史的原始资料。 就此言之，《隆平集》官品讹误当系刊刻传钞，与曾巩无涉，且极可能始于明嘉靖董氏万卷堂刊本。 另据学界研究，《太平治迹统类》、《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全文》基本取材《长编》。 今考文本特征，此条亦当抄录《长编》。至于《编年备要》官品讹误，尚无法排除陈均误抄的嫌疑。

李焘曾两次明确引录《三朝国史·吕蒙正本传》考证史事 ，此处借《神道碑》核对官品、官名，表明其已关注此事。至于按语未提国史，一来李焘深知此事关键在于叙迁之制，故须明确人名、官名，而国史仅载官品，阙此信息；二来也说明国史本传无误，没有必要重复出校。故其所据私家国史，及祖本天圣《三朝国史》官品均当无误，否则既已不惮其烦核查官品、官名、人名，又岂会于国史讹误避而不书。而《长编》及上引诸史等书官品无论对错，诸版本高度稳定的事实也再度证明，只要不发生《玉壶》那样的流传事故，相较于时人主动改换官品，无意致误的可能微乎其微。至于《神道碑》，一来富弼明白降例关键不在官品，二来官品相差不大，不便世人理解，故选择直书官名的稳妥表述，既免鲁鱼之讹，又以“恳辞不拜”、“只受”等微言颂扬恩主高风亮节。

（四）杂糅诸说系统

前文已说明清人囿于惯性认知和权威版本误改误信官品，而《宋宰辅编年录》表明宋人亦有类似认知问题。徐氏此条纪事系杂糅《长编》、《挥麈录》、《事略》而来。 结合前叙《挥麈录》版本特征与徐氏自注，可知其所引亦是已有详目的“龙山本”。至于《事略》，虽不知是否出自“程舍人宅刊本”，但官品应当已误，否则徐氏不会仅凭《挥麈录》就轻易否定李焘、王称两大史家，这或许正是其于《长编》引文羼入《事略》文本以壮其说的原因。概而言之，徐氏所引三书必有六、九矛盾，但其未如李焘深谙叙迁之制，故转而错误聚焦官品，轻信貌似合理的九品之说。促使其作此误判的，除手中版本精良的史籍，对嘉言懿行的主观认知，对官制的不求甚解，恐怕才是根源所在。数百年后，清人主动改六为九，研究者主动采信九品之说，可谓与徐氏当年如出一辙。

结 语

平心而论，本文所涉史实并不难解，官品讹误也十分明显。首先，吕蒙正状元释褐、吕居简荫补起家均为“六品京官”将作监丞，通行“九品京官”违背基本史实。理解降例的关键不在官品，而在在叙迁之制，明此则改六为九足可避免，钱大昕“先通官制”诚为治史良方。其次，对任何史事的孤立看待，都会不无意外错失重要信息，最终展现出的可能不仅只是支离破碎，还有去史已远的美好想象。仅从结果来看，吕荫子之际主动恳辞“宠命”确显高风亮节，但不应简化为嘉言懿行。顺时而观当时历史背景，主动向勋旧示好、当年科场风波，都是其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

一般认为六九形近，九品讹误的产生和流行当系刊钞无意致误。但该想当然认识，无法解释如此简单讹误，何以从未引起前贤质疑，反在史书编排、学术研究中不断固化为一般常识。四大系统各书版本官品高度稳定，也表明此说存在先天解释缺陷。通过系统审查史源、版本和书籍生命史，无论是吴翌凤、鲍廷博、周星诒、陆心源等名家对《玉壶》的反复校改，龙山书堂对《挥麈后录》的深度加工，还是徐自明、钱大昕、以及今人对九品讹误的主动选择、解释和辩护，都证明讹误产生与流行绝非“无意”。正是对史事的简化认知和价值判断，对权威版本、文本、意见的主动采信，对叙迁之制的不解，使人们面对嘉言懿行时，只能错误聚焦官品，并主动选择貌似合理的九品之说。就此而言，此事也为我们审视史事演化为故事、观念作用于史实，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古人得书不易，拙文略有发覆，史籍获取便利与有功焉。但稍值申说的是，自觉的史料批判或更为重要。文中前贤多富藏饱学名士，于此莫不屈从固有认知和权威意见。所及史册宋版又误，倘若轻信权威和数量，不仅无益厘清问题，反易产生新的误解。李慈铭困学楼旧藏《言行录》或更能说明问题，此版全书75卷，仅此条天头有朱笔校语：

案：六品当作九品。《东都事略》、《宋史》本传皆可证，《挥麈前录》亦同，《湘山野录》本亦作九品。今知不足斋刻本九字下注云“一本作六，误”。

可见对史籍数量的简单依赖，不仅无益纠正讹误，反可能使其顺势巩固扩展。史料的本质在于留存历史信息，但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与记述者的理解，并非纯粹客观。 今人想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获，书写更为真实细腻的历史叙事，关键仍在于批判性思维和自觉辨析史料。拙文所成，正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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