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的春天，华为坂田总部的会议室里，落地窗外的勒杜鹃开得正艳，一簇簇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风一吹就簌簌落在窗台上，沾着晨露的花瓣把窗台染成了一片绯红。但余承东却没心思欣赏这份春意——他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指腹反复摩挲着“客户普遍质疑中国设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深圳传奇》（第31~35章，共100章）
第三十一章 华为海外拓
2006年的春天，华为坂田总部的会议室里，落地窗外的勒杜鹃开得正艳，一簇簇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风一吹就簌簌落在窗台上，沾着晨露的花瓣把窗台染成了一片绯红。但余承东却没心思欣赏这份春意——他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指腹反复摩挲着“客户普遍质疑中国设备稳定性，优先选择爱立信、诺基亚老牌厂商”那行加粗字，纸张边缘被捏得发皱，甚至能看到指腹按压的浅痕。这份报告是团队耗时三个月做的，从柏林到巴黎，从伦敦到罗马，走访了二十多家运营商，得到的结论几乎一致：“华为？没听过，我们只信欧洲品牌。”
这是华为第一次大规模进军欧洲市场，对手是深耕通信行业数十年的巨头。爱立信的核心网设备在欧洲运行了近二十年，诺基亚的基站遍布大街小巷，它们不仅手握成熟的技术体系和稳定的客户关系，更在欧洲市场编织了一张“品牌信任网”——就像慕尼黑教堂的尖顶，庄严且不可动摇。而“中国制造”在当时的欧洲市场，还贴着“低端、廉价、不可靠”的标签，像一层无形的屏障，挡住了华为前进的路。余承东想起去年去参加巴塞罗那通信展，有个欧洲客户当着他的面说：“中国的设备？最多能用两年吧。”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现在想起来还隐隐作痛。
“要让华为的设备卖到全世界，第一步就得敲开欧洲的门。”任正非在高管会上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当时任正非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欧洲部分被红笔圈了出来：“那里是通信技术的发源地，我们必须去，哪怕头破血流。”余承东抬头看向团队成员，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跃跃欲试的紧张——技术主管老张正低头核对设备参数表，笔尖在“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那栏反复圈画，眉头拧成了疙瘩；年轻的产品经理小林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期待也有担忧；连茶水间的阿姨送咖啡进来时，都能感受到会议室里绷得紧紧的氛围，放下咖啡后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生怕打扰到他们。
余承东把调研报告往桌上一放，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次去欧洲，我们不仅要带最新的MA5680T交换机样机，更要带‘底气’——把实验室搬到客户眼前，用实打实的运行数据说话，打破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偏见。”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老张，你负责设备稳定性测试，把国内三年的运行数据都整理出来，越详细越好；小林，你做一份对比报告，把我们的设备和爱立信、诺基亚的参数放在一起，让客户一目了然；至于我，负责跟客户谈，就算磨破嘴皮，也要让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
出发前一晚，余承东在书房里收拾行李到深夜。书桌上摊着一堆衣服，他翻遍了家里的行李箱，挑了三套耐穿的深色西装——欧洲客户注重着装礼仪，尤其是德国客户，严谨的作风要求他们在细节上不能失了分寸。他又把一摞厚厚的技术手册塞进随行背包，手册里夹着他手写的备注，比如“深圳福田核心网运行数据对比表”“极端天气下设备稳定性测试报告”，每一页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着重点：红色是客户可能质疑的地方，蓝色是需要重点展示的数据，黑色是应对话术。
妻子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把一个印着华为logo的保温杯放在行李箱上，杯身还带着刚烫过的温度：“外面不比家里，德国的春天比深圳冷，早晚温差大，你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别总熬夜。”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眼神里满是担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帮你打理生活。”余承东摇摇头，接过牛奶一饮而尽，指尖触到妻子微凉的手，心里暖了暖：“不用，你在家照顾好爸妈和孩子，等我好消息。”其实他心里也没底，这次去欧洲，就像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但他不能退缩——他知道，这次出去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更是为了华为“自主创新、科技出海”的初心，为了让中国的通信技术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这份责任，容不得他有半分懈怠。
飞机降落在德国慕尼黑时，天空飘着细密的冷雨，雨丝像牛毛一样落在机场跑道上，跑道旁的草坪还带着未化的薄霜，踩上去能听到轻微的“咯吱”声。余承东带着团队没敢耽误，刚出机场就打车直奔当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德国电信”总部。出租车行驶在慕尼黑的街头，两旁的欧式建筑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教堂的尖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橱窗里陈列着精致的钟表和巧克力，一派悠闲的欧洲风情。但余承东却没心思看风景，手里握着平板电脑，反复看着德国电信的客户资料——负责人汉斯，58岁，在电信行业干了三十年，以严谨和挑剔闻名，之前拒绝过三家亚洲设备厂商。
接待他们的正是汉斯，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衬衫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他握手时力道很足，眼神却像精密的仪器，带着审视的锐利：“华为？我只在亚洲市场的报告里见过你们的名字，听说你们主要做低端路由器？”他把“低端”两个字说得很重，像在强调什么。会议室里，汉斯的团队围着华为的MA5680T交换机样机，有人用指尖敲了敲机身外壳，发出“咚咚”的轻响，眼神里带着怀疑；有人拿起技术手册翻了几页就随手放在桌上，嘴角带着不易察觉的轻视；还有人拿出手机，对着样机拍照，却没跟华为团队打招呼——那姿态，像在打量一件廉价的商品。
“中国制造的设备，能通过我们的严格测试吗？”一个戴眼镜的技术主管突然开口，语气里满是怀疑，推了推眼镜继续说，“去年我们用过一家中国厂商的配件，三个月就出现了信号中断问题，最后花了整整一周才修复，损失了近百万欧元的客户赔偿。”他的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小林握着样机的手紧了紧，指尖有点发白，老张想反驳，却被余承东用眼神制止了。
余承东没急着辩解，而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会议室的投影仪——屏幕上立刻跳出深圳、上海两地核心网的运行数据曲线，蓝色的线条平稳得像一条直线，没有一丝波动。“您看，这是我们在深圳福田区核心网的运行记录，连续18个月零故障，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到12万小时，比行业平均水平高30%；这是上海浦东的极端天气测试数据，去年台风‘桑美’过境时，风力达到12级，伴随强降雨，我们的设备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保持正常通信，没有出现一次信号中断。”他点开一个视频文件，画面里是深圳暴雨中的基站，雨水顺着设备外壳往下流，屏幕上的信号强度却始终满格。
“如果您不放心，我们可以免费给贵公司装一套试用设备，运行三个月。”余承东的目光扫过汉斯团队每个人的脸，眼神坚定，“期间只要出现任何非人为故障，所有损失由华为承担，包括后续的客户赔偿，我们可以把这个承诺写进合同里。”这话一出，汉斯的团队都愣住了——以往的厂商最多只愿提供短期演示，从没人敢承诺“全额承担损失”，更别说写进合同里。
汉斯沉吟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发出“嗒嗒”的声响，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最终，他点了头：“可以，但我只给你们三个月时间。如果设备出现任何问题，我们立刻终止合作，并且不会再考虑华为的产品，甚至会告知其他运营商你们的情况。”这句话像一把双刃剑，既是机会，也是压力。
接下来的三个月，余承东和团队几乎把家安在了德国电信的机房里。机房位于德国电信总部的地下三层，没有窗户，只有冰冷的白炽灯照着一排排机柜，空调温度调得很低，常年保持在18℃，为了防止设备过热。每天早上七点，他们就穿着防静电服走进机房，调试设备参数、记录运行数据；晚上十一二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酒店，有时候遇到突发问题，通宵都是常事。
慕尼黑的饮食让他们很不适应——面包硬得像石头，香肠带着奇怪的腥味，团队里的人每天都靠泡面度日。有次小林因为吃了不新鲜的面包闹肚子，却还是坚持去机房，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记录数据；老张的老花镜坏了，在当地没找到合适的度数，就拿着放大镜看参数表，眼睛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余承东看在眼里，心里既心疼又欣慰，他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到机房，把热水烧好，给大家泡上一杯热茶，偶尔还会带点从国内带来的牛肉干，让大家在加班时垫垫肚子。
有次深夜，设备突然出现信号波动，屏幕上的数据流出现了细微的跳跃。汉斯的技术主管连夜赶到机房，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进门就大声说：“我就说中国设备靠不住！明天一早要是解决不了，你们就收拾东西回深圳吧，别在这里浪费我们的时间！”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机房里回荡，带着浓浓的不耐烦。
余承东没反驳，而是蹲在机柜前，手里拿着万用表逐一排查接口。老张和小林也跟着一起找问题——从电源模块到数据传输协议，从光纤接口到设备固件，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漏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机房里只有万用表的“滴滴”声和键盘的敲击声。凌晨四点，天快亮的时候，小林突然喊了一声：“余总，找到了！”原来，是对方的旧设备采用的是老款SDH协议，与华为的新设备采用的GPON协议存在兼容性冲突，导致数据传输时出现了细微波动。
余承东立刻带着团队修改代码，小林负责查协议手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屏幕上的代码一行行滚动；老张调试模块参数，手里的螺丝刀在设备上轻轻转动，生怕碰坏了零件；余承东则坐在电脑前编写适配程序，眼睛盯着屏幕，不敢有半分走神——他知道，这不仅是设备的问题，更是“中国制造”的声誉问题，不能输。
窗外的天慢慢亮起来，第一缕阳光透过机房的小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们身上，像一层金色的纱。当屏幕上终于显示“设备运行正常”时，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小林靠在机柜上，疲惫地笑了：“终于搞定了，我现在只想睡一觉。”余承东看着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华为的团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
汉斯来机房检查时，看到余承东眼里的红血丝，又看了看屏幕上平稳的数据流，还有桌上没吃完的泡面和空咖啡杯，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伸手拍了拍余承东的肩膀，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余，你们的技术和态度，我服了。华为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公司。”那天下午，汉斯还请他们吃了一顿正宗的德国猪肘饭，虽然味道还是有点奇怪，但余承东知道，这是认可的信号。
三个月试用期满那天，德国电信的会议室里，汉斯当着全体高管的面，签下了长期合作协议。协议上的金额虽然不算最大，却是华为敲开欧洲市场的第一扇门。汉斯还拿出一份欧洲运营商名单，把华为推荐给了法国电信、英国沃达丰：“华为的设备比我们预期的更好，他们的技术团队值得信任，我相信他们能为欧洲通信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那天，余承东在慕尼黑的街头给任正非打了个电话，声音有点哽咽：“老板，我们在欧洲站稳了。”电话那头，任正非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好，下一步，把华为的旗子插遍更多国家，让世界看到中国的通信技术，看到深圳企业的实力。”挂了电话，余承东抬头看向慕尼黑的天空，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在街头的勒杜鹃上——那是他从深圳带来的种子，种在酒店的花盆里，没想到在欧洲也开了花。
后来，华为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从德国的柏林到法国的巴黎，从英国的伦敦到意大利的罗马，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开始使用华为的设备。有次余承东在巴黎参加行业展会，看到展台上摆着印着“华为”logo的5G基站样机，周围围满了咨询的客户，其中还有之前质疑过华为的德国电信高管，他们主动走过来跟余承东握手，说：“华为的5G技术太出色了，我们希望能继续合作。”
余承东看着眼前的场景，突然想起第一次来欧洲时的窘迫：那时候他们连客户的会议室都差点进不去，现在却成了行业里的重要玩家，成了5G技术的引领者。他伸手摸了摸设备上的logo，冰凉的金属触感传来，心里满是自豪——这不仅是华为的胜利，更是中国科技企业的胜利，深圳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精神，终于在海外市场开出了鲜艳的花，而这朵花，还会在更多国家绽放。
【七律·第31章】
华为海外设新点，余承东来挑重担。
初到欧洲多阻碍，渐开市场少困难。
设备渐受海外认，品牌终得世人赞。
鹏城企业闯世界，自主创新底气足。
第三十二章 深圳湾场馆
2007年的深圳湾，还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滩涂。涨潮时，海水会漫过浅滩，带着咸腥的海风把芦苇吹得弯下腰，发出“沙沙”的声响；小鱼小虾在泥里蹦跳，偶尔还能看到小螃蟹横着爬过滩涂，留下一串串细小的脚印；白鹭贴着水面低飞，翅膀掠过水面，激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像撒在海上的银圈。退潮后，滩涂上留下一个个小水洼，晒着太阳的小螃蟹一有人靠近就钻进洞里，只留下一个个小小的洞口，像滩涂的眼睛，默默注视着这片即将改变的土地。
建筑工人王二柱背着铺盖卷来的时候，推土机刚推平一片荒草，空气中满是泥土和青草的混合味，还有远处工地传来的“轰隆隆”声，像大地的心跳，预示着这里即将发生的变化。他放下铺盖卷，蹲在地上，手里捧着一张深圳湾体育中心的设计图——图纸是用防水纸打印的，边角还裹着透明胶带，显然是项目部经常翻阅的。图纸上的场馆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六个弧形的看台是“花瓣”，银灰色的钢结构在图纸上闪着光；中央的足球场是“花蕊”，绿色的草坪用彩笔涂得均匀；周围的配套设施像花瓣上的露珠，点缀在“木棉花”周围。
王二柱看得入了迷，手指轻轻拂过“花瓣”的线条，连指尖沾了泥都没察觉。他想起自己这辈子盖过的房子：老家河南农村的土坯平房，墙是用泥土和麦秸秆糊的，下雨时还会漏雨，小时候他常和弟弟在屋里接雨水；深圳龙华的城中村出租屋，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要抱着风扇才能睡着；福田的写字楼，虽然气派，却少了点“温度”，盖完就走，从没想过会和这栋楼有什么联系。而眼前的场馆，却像一件艺术品，让他觉得，盖这样的房子，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以后深圳人提到深圳湾，就会想起这朵“木棉花”，而这朵花，有他的一份功劳。
“二柱，发啥呆呢？赶紧去搬钢筋！第一车钢筋刚到，别耽误了打地基的进度！”工头老张拍了他一下，嗓门大得像喇叭，震得王二柱耳朵嗡嗡响。老张是个老深圳，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年，看着深圳从渔村变成大城市，说话总是带着一股急脾气，却对工人很照顾。王二柱赶紧站起来，把图纸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那里贴着心口，能保护图纸不被弄脏，也能让他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量。
他跟着老张往工地走，脚下的泥土沾在鞋上，越走越沉。心里却想起出发前媳妇在村口送他的场景：媳妇抱着刚满三岁的儿子小宝，眼睛红红的，把一个绣着“平安”的红布包塞给他，红布包里装着几瓣晒干的木棉花，是她从邻居家的树上摘的。“你在深圳好好干，注意安全，”媳妇的声音带着哭腔，“等场馆建成了，我带着娃去看你盖的‘大花’，让娃知道他爹是干大事的，是盖地标建筑的！”小宝在媳妇怀里，伸出小手抓他的衣角，奶声奶气地说：“爹，我要吃深圳的荔枝。”想到这里，王二柱的嘴角忍不住上扬——为了媳妇和小宝，再苦再累也值。
场馆建设比想象中难多了。首先是地基——深圳湾的地质是软土，承载力差，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要打几十米深的钢筋混凝土桩才能稳住场馆的重量。王二柱和工友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工，戴着安全帽、穿着雨靴，拿着铁锹清理桩孔里的泥沙。南方的春天多雨，刚挖好的桩孔很快就积满了水，浑浊的泥水没过脚踝，冰冷的海水顺着裤腿往上灌，冻得他腿肚子抽筋。
有次遇到暴雨，台风“帕布”过境，狂风把工地上的临时工棚吹得东倒西歪，铁皮屋顶被吹得“哐哐”响，像要飞起来一样。桩孔里的水位涨得比人还高，眼看就要把刚放进的钢筋淹没。王二柱和工友们扛着抽水机往工地跑，雨衣被风吹得掀起来，浑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他们轮流操作抽水机，从下午一直抽到半夜，终于把水位降了下去。那天晚上，王二柱发起了高烧，体温升到39度，工友们劝他在宿舍休息，给他找了退烧药和热水。可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出现在了工地上，脸色苍白却眼神坚定：“地基是场馆的根，根扎不稳，后面的建设就白费了。耽误一天，后续的工期就赶不上了，我不能错过‘大花’绽放的那天，不能让小宝失望。”
工地上的生活很苦，却也有温暖。工友老周是四川人，做饭好吃，每次轮到他做饭，都会多放一勺辣椒，让大家吃得满头大汗，驱散一身的疲惫；年轻的工友小李，会用手机给大家放老家的戏曲，虽然听不懂，却能让大家想起家里的味道；老张偶尔会从家里带点腊肉，分给大家吃，那香味，能让整个工地都飘满烟火气。有次王二柱的手被钢筋划破了，老周拿出自己的创可贴给他贴上，笑着说：“二柱，你这手可是要盖‘大花’的，得保护好。”
到了浇筑钢结构的时候，难度更大了。场馆的“花瓣”是弧形的，每一根钢筋都要弯成特定的弧度，误差不能超过一厘米——要是弧度错了，后续的钢梁就无法拼接，整个“花瓣”都可能报废，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王二柱跟着老焊工刘师傅学弯钢筋，刘师傅是厂里的老技工，手里的焊枪用了十几年，焊口平整得像机器切的，弯出来的钢筋弧度分毫不差。
王二柱学得很认真，每天下班后都留在工地，拿着废钢筋反复练习。焊枪的火星溅到手上，烫出一个个小水泡，他就挑破水泡，贴个创可贴继续练，有时候创可贴不够用，就用布条裹着。有次刘师傅看着他满是伤痕的手，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烫伤膏递给她：“二柱，你这股劲，跟这钢筋一样，又硬又韧！但也别太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以后还得看着‘大花’场馆办活动呢。”
王二柱接过烫伤膏，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刘师傅，咱盖的是深圳的新地标，以后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说不定还能上电视，可不能马虎。等我娃来了，我要指着这‘花瓣’跟他说‘这钢筋是你爹弯的，误差连半厘米都没有，你爹没给你丢脸’！”刘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却在第二天，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弯钢筋工具送给了他——那套工具用了几十年，手柄都磨得发亮。
2009年的夏天，场馆终于竣工了。那天，深圳湾的天空特别蓝，白云像棉花糖一样飘在天上，阳光洒在“木棉花”场馆的钢结构上，反射出银色的光，耀眼却不刺眼。海风吹过，带着淡淡的咸味，吹动了场馆周围的彩旗，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在庆祝这场盛会。
王二柱特意跟工头请了假，去城中村的服装店买了套新衣服——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布料是纯棉的，摸起来很舒服；深色的长裤，裤脚熨得笔直；还给儿子小宝买了个印着木棉花的小书包，书包上的木棉花跟场馆的形状一模一样。他还去水果摊买了一串荔枝，是小宝一直想吃的，用保鲜盒装着，生怕坏了。
他带着媳妇和小宝走进场馆，阳光透过“花瓣”形状的玻璃幕墙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片流动的花海。小宝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向看台，小鞋子在地面上发出“哒哒”的声响：“爹，这房子真像一朵大花！比幼儿园的滑滑梯还好看！以后是不是会在这里开运动会呀？我能不能来这里看比赛？”
王二柱蹲下来，指着不远处一根银色的钢梁，声音里满是骄傲，眼角甚至有点湿润：“娃，你看那根钢梁下面的钢筋，是爹当年弯的，你数数，是不是跟旁边的钢筋弧度一样？没有一点差别。以后这里会举办很多活动，有运动会，有演唱会，说不定还会有大人物来呢，到时候爹就带你来，让你坐在爹盖的看台上看演出。”
小宝凑过去看了看，认真地点点头，小手还摸了摸钢筋，然后抬头看着王二柱：“爹，你真厉害！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盖这么好看的房子！”媳妇站在旁边，看着父子俩的互动，眼里满是笑意，偷偷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照片里，王二柱蹲在地上，小宝趴在他肩膀上，背景是盛开的“木棉花”场馆，阳光正好，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后来，深圳湾体育中心举办了很多大型活动——从周杰伦的演唱会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从社区运动会到公益活动。每次电视里出现场馆的镜头，王二柱都会立刻叫家人来看，手里还拿着遥控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画面：“快看！这是爹盖的场馆！你看那‘花瓣’，还是当年我弯的钢筋撑起来的！现在多热闹，多少人来这里玩！”
有次他带小宝去看足球比赛，坐在自己当年参与建设的看台上，看着球员在草坪上奔跑，听着观众的欢呼声像浪潮一样涌来。小宝兴奋地站起来，跟着大家一起喊“加油”，小脸蛋涨得通红。王二柱看着儿子的样子，心里突然明白：深圳的发展，就像这场馆一样，从一片荒芜的滩涂到一座耀眼的地标，靠的就是无数像他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带着家人的期盼，带着对未来的希望，一砖一瓦，一钢筋一水泥，把这座城市慢慢建得越来越好。
这朵“木棉花”不仅是深圳的标志，更是他们这些建设者的骄傲，是无数平凡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之花”，永远绽放在深圳湾的岸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成长与辉煌。
【七律·第32章】
深圳湾畔建场馆，工人二柱来参战。
钢筋铁骨筑框架，汗水丹心铺地砖。
盼得建成成地标，喜看竣工展新颜。
鹏城添了新名片，体育文化更灿烂。
第三十三章 打工子弟校
2008年的秋天，深圳龙华的空气里还带着夏天的余热，午后的阳光把城中村的小巷晒得暖洋洋的。小巷两旁的房子挨得很近，楼上的空调外机“嗡嗡”作响，滴下的水珠落在地面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巷子里飘着快餐和水果的香味，快餐店的老板在门口吆喝着“隆江猪脚饭，十五块一份”，声音洪亮；水果摊的阿姨把刚进的龙眼摆出来，晶莹的果肉在阳光下闪着光，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
李小花牵着儿子小宝的手，站在“龙华打工子弟学校”的铁门前，心里满是忐忑，手心都攥出了汗——小宝今年六岁，到了上学的年纪，之前她跑了三家公立学校，都因为没有深圳户口被拒绝。铁门是铁栅栏做的，刷着红色的油漆，有些地方已经掉漆了，露出里面的铁锈。门内，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读书声，那声音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小宝，他趴在铁门上，眼睛亮晶晶地往里看。
有次她带着小宝去福田的一所公立学校，校门口挤满了送孩子的家长，大多是穿着光鲜的本地人，手里提着名牌包，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门卫看着她手里的暂住证，又看了看她身上洗得发白的工装——那是富士康的工作服，蓝色的布料已经有点起球了，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视，直接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不耐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要排队，今年的名额早就满了，明年再来吧，或者回老家上学。”
小宝当时拉着她的衣角，仰着小脸问：“妈妈，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上学呀？我想跟小朋友一起读书，想跟他们一起玩滑梯。”李小花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眼眶红红的，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想告诉儿子，因为他们是“外来者”，因为他们没有深圳户口，连让孩子在这座城市上学都成了难题。她只能强忍着眼泪，笑着说：“小宝乖，我们再去别的学校看看，肯定有学校愿意收你的。”其实她心里也没底，深圳这么大，却不知道哪里能给儿子一个上学的位置。
“小花，听说这家打工子弟学校招生，学费不贵，一学期才五百块，还不用户口，你可以带小宝去问问。”同车间的张姐跟她说这话的时候，李小花正在流水线上插电容，手指顿了一下，电容的引脚差点弄弯，还好组长及时提醒，才没造成损失。组长在旁边喊“小心点，别走神”，她才回过神来，心里却像被点亮了一盏灯，原本灰暗的希望突然有了光亮。
张姐是四川人，在深圳待了十年，比她懂行情，之前张姐的儿子就是在这所学校上学的，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学校虽然小，但是老师很负责，”张姐压低声音说，“我儿子之前成绩不好，现在都能考九十多分了。”李小花听了，心里更踏实了，她当天就跟组长请假，特意跟隔壁工位的大姐换了班——大姐的儿子生病，正好需要人帮忙顶班，她想着以后自己有事，也能请大姐帮忙。
然后她带着小宝去学校打听，路上还特意给小宝买了一根冰棍，是小宝最喜欢的草莓味，五毛钱一根。小宝拿着冰棍，小口小口地吃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李小花看着儿子的样子，心里酸酸的——自从开始找学校，小宝就很少笑了，总是担心自己不能上学。
学校在城中村的角落里，是几栋翻新的旧楼，外墙刷成了淡蓝色，像天空的颜色，门口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龙华打工子弟学校”，牌子上还贴着几朵纸做的木棉花，是孩子们手工做的，显得很温馨。操场不大，却种着几棵高大的凤凰木，金黄的叶子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层地毯，踩上去软软的。操场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滑梯，是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虽然有点旧，却被擦得很干净，看不出一点灰尘。
李小花牵着小宝走进校园，正好遇到放学的孩子——他们穿着蓝色的校服，背着小书包，笑着跑过操场，有的还拿着刚画好的画，跟同伴分享自己画的“深圳高楼”“工厂流水线”“海边的白鹭”。一个小男孩拿着画跑过来，不小心撞到了小宝，赶紧说“对不起”，然后把画递给小宝看：“你看，这是我画的深圳湾大桥，好看吗？”小宝点点头，小声说“好看”，两个孩子很快就熟悉起来，一起在操场上追着跑。
李小花看着儿子的样子，心里踏实了不少。她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刘，头发有点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很温和，像老家的中学老师。刘校长之前在河南老家当小学老师，教了二十多年书，后来因为儿子在深圳工作，就跟着来了深圳。
刚来的时候，他看到很多打工子弟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学，只能在城中村的巷子里玩耍，有的甚至跟着父母在工厂里打转，身上沾满了灰尘，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孩子都是无辜的，不能因为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就剥夺他们上学的权利，”刘校长跟她说，“我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租了这几栋旧楼，简单翻新了一下，就办起了这所学校。”
“我们这里的老师都是有教师资格证的，虽然教室不如公立学校宽敞，教具也没那么齐全，只有两台投影仪和几台旧电脑，但我们肯定会好好教孩子，不会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刘校长领着李小花参观教室，里面摆着崭新的课桌椅，是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桌面很干净，没有一点划痕；墙上贴着孩子们的画，画里有深圳的高楼大厦，有工厂的流水线，还有一家人手拉手在公园玩的样子，每幅画下面都写着孩子的名字和年龄。
小宝指着一幅画，画里是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深圳湾看海，海水是蓝色的，天空是白色的，还有几只白鹭在飞。小宝小声说：“妈妈，我也想画我们一家人在深圳的样子，画我们在工厂门口的样子，画爸爸盖的‘大花’场馆。”李小花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眼泪差点掉下来——她终于不用再担心儿子没人管，不用再看着儿子每天在家玩积木时孤单的样子，不用再因为不能给儿子一个上学的机会而自责。
开学那天，李小花特意给小宝穿了件新衣服——是她在东门步行街花三十块钱买的蓝色外套，上面印着一个卡通小恐龙，小宝最喜欢这个图案，之前每次路过服装店都会盯着看很久，却舍不得让她买。她还给小宝梳了个整齐的发型，用红色的橡皮筋扎了个小辫子，让他看起来精神点。
送小宝到教室门口时，小宝有点害羞，紧紧拉着她的手不放，小脑袋埋在她的衣角里，像只胆小的小猫。班主任王老师走过来，她二十多岁，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脸上带着甜甜的笑，眼睛像弯弯的月亮。王老师是广东人，说话带着淡淡的粤语口音，却很温柔。
她蹲下来跟小宝打招呼，声音温柔得像春风：“小宝你好呀，我是王老师，我们教室里有很多好玩的绘本，有《小熊的故事》《小猪佩奇》，还有积木，跟妈妈说再见，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我还可以教你画画，画你喜欢的小恐龙，画你爸爸盖的‘大花’场馆。”
小宝抬起头，看了看李小花，又看了看王老师手里的绘本，慢慢松开了手，跟着王老师走进教室，走了几步还回头看了看李小花，挥了挥手。李小花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小背影消失在教室门口，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不是难过的泪，是放心的泪，是开心的泪，是看到希望的泪。
她想起自己刚来深圳的时候，住的是月租两百块的农民房，墙是漏风的，冬天冷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能听到老鼠“吱吱”的叫声；现在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每月能拿到两千多块工资，儿子还能在深圳上学，她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学校离李小花的工厂不远，步行只要十分钟，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先去学校接小宝，然后再去菜市场买晚上的菜。菜市场的菜很新鲜，价格也便宜，她会买小宝喜欢吃的西红柿和鸡蛋，偶尔还会买块肉，给小宝改善伙食——小宝正在长身体，需要补充营养。
小宝会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小手抓着李小花的衣服，跟她讲学校里的事，声音清脆得像小鸟：“妈妈，今天王老师教我们认数字了，我都认对了，王老师还奖励我一颗小红星，贴在我的作业本上；我还跟小明做朋友了，他爸爸也在富士康上班，我们约定周末一起去公园玩，去看公园里的小鸭子。”
有时候，李小花会早来一会儿，趴在教室窗外看——王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声音温柔得像春风，手里拿着彩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着可爱的图案，教孩子们认水果、认动物；小宝坐在第一排，睁着大眼睛认真听，偶尔举手回答问题，脸上满是认真的样子，答对了还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小脸蛋红红的，像个苹果。
有次王老师看到她，笑着招了招手，课后跟她说：“小花，小宝很聪明，学东西很快，尤其是画画，很有天赋，画的小恐龙特别像，以后肯定有出息。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李小花听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之前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为了凑小宝的学费和生活费，李小花下班后还会去夜市摆地摊，卖一些小饰品，比如发夹、手链、钥匙扣，都是她从东门批发市场进的货，成本不高，利润也不多，但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夜市的人很多，很热闹，霓虹灯闪烁，照得整个夜市像白天一样。她的小摊摆在一个拐角处，虽然位置不算好，却也有不少人光顾。
有次一个阿姨买了三个发夹，还多给了她十块钱：“姑娘，不容易啊，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深圳打拼，为了孩子好好干，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李小花很感动，非要把多的钱还回去，阿姨却说：“不用，就当是给孩子买糖吃了。”还有个小姑娘，每次路过都会买一个发夹，跟她聊几句学校的事，说自己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阿姨，你要加油，小宝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年底的时候，学校举办家长会。李小花特意请了假，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是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还是结婚时穿的，虽然有点旧了，却被她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整。会上，刘校长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张孩子们的合影，照片里的孩子们笑得很开心，眼里满是纯真。
刘校长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充满了感情：“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跟着父母在深圳漂泊，有的孩子甚至几年没见过老家的爷爷奶奶，但他们都是深圳的孩子，都是这座城市的未来。我们办这所学校，就是想让他们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们知道，不管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深圳户口，只要努力，就能在深圳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李小花看着台下坐着的家长，大多和她一样，是在工厂打工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对孩子的期待，有的家长还在认真记笔记，生怕错过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有的甚至拿出手机录音，想回家后再听一遍。她旁边的一位妈妈，手里拿着孩子的成绩单，眼里满是骄傲，跟她说：“我儿子这次考了全班第一，多亏了王老师。”
她突然觉得，这所小小的打工子弟学校，不仅给了孩子们上学的机会，更给了他们这些外来务工者一个希望——他们在深圳打拼，不只是为了每月几千块的工资，不只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更是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未来，能在这座城市里，像本地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后来，小宝上了二年级，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李向阳”，还会用拼音给老家的爷爷奶奶写信。有次他在信里写：“爷爷奶奶，我在深圳上学，老师教我学知识、画画，我还学会了唱国歌。我以后要考大学，考深圳的大学，在深圳买大房子，接你们来住，跟我们一起看深圳的烟花，一起去看爸爸盖的‘大花’场馆。”
李小花看着信，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眼眶却红了——她知道，儿子的梦想，也是她的梦想，而这一切，都始于这所小小的打工子弟学校，始于深圳这座城市对每一个追梦人的包容，始于那些为打工子弟教育默默付出的人。
【七律·第33章】
打工子弟有学堂，李小花儿送子忙。
校近工厂便接送，费低家长少愁肠。
老师讲课多耐心，学生读书有志向。
鹏城关爱外来客，子女教育有保障。
第三十四章 金融抗风暴
2008年的秋天，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越过太平洋，很快就吹到了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里，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股票代码一片刺眼的绿色，像一片枯萎的草原，“上证指数下跌5.3%”“深证成指下跌4.8%”的红色大字在屏幕上滚动，像一道道伤口，刺得人眼睛生疼。交易大厅里的股民们脸色凝重，有的蹲在地上抽烟，烟头扔了一地，形成了一小片“烟蒂区”；有的对着屏幕叹气，嘴里念叨着“怎么又跌了”“我的钱怎么办”，声音里满是绝望；还有的在互相讨论“要不要割肉止损”，有人说“再等等，说不定会反弹”，有人说“别等了，再跌就没了”，吵得不可开交。
分析师陈杰的手机响个不停，几乎都是客户打来的，手机电池很快就耗了一半，他只能一边接电话，一边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第一个电话是住在罗湖的张阿姨，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小陈，我把养老钱都投进‘深发展’了，现在跌了一半，从十六块跌到八块，我下个月的医药费都没着落了，我可怎么办啊？我这老婆子，要是没了钱，可怎么活啊？”
张阿姨今年65岁，老伴去世得早，一个人在深圳生活，儿子在国外工作，很少回来。她的养老钱是老伴留下的，一共二十万，之前在陈杰的建议下买了“深发展”的股票，原本想赚点钱补贴家用，没想到遇到了金融风暴，养老钱几乎亏了一半。陈杰握着手机，心里沉甸甸的，他能想象到张阿姨在电话那头抹眼泪的样子——上次去拜访她，看到她家里的药盒堆了一桌，都是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药，每盒药都不便宜。
他只能一遍遍地安慰：“阿姨，您别着急，现在市场恐慌情绪重，很多优质股票都被错杀了，‘深发展’是深圳的老牌银行，基本面没问题，坏账率很低，盈利能力也强，您先别割肉，等市场稳定下来，股价肯定会反弹的。您要是缺钱，我可以先帮您想想办法，我这里还有点积蓄，您先拿去用，千万别想不开。”其实陈杰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刚在深圳买了房，每月要还房贷，手里的积蓄也不多，但看到张阿姨这么可怜，他实在不忍心。
挂了张阿姨的电话，陈杰的手机又响了，是做电子产品出口的王先生。王先生的声音很沙哑，带着明显的疲惫，还有一丝绝望：“小陈，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快断了，海外订单一下子少了七成，以前每个月能接到两三百万的订单，现在只有几十万，银行又收紧了贷款，说我们的风险太高，不肯放贷，我连员工这个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要是公司倒了，我对不起跟着我干了五年的员工啊！”
王先生的公司叫“深圳创科电子”，是陈杰的老客户，主要做手机充电器出口，之前发展得很好，去年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租了更大的厂房，招了更多员工，打算明年申请上市。陈杰之前去他的公司考察过，看到车间里的流水线满负荷运转，员工们脸上都带着干劲，王先生还跟他说：“小陈，等我们上市了，一定请你喝庆功酒。”可金融风暴一来，欧洲和美国的客户纷纷取消订单，公司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
陈杰在深圳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五年，经历过股市的起起落落，比如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2007年的牛市巅峰，但却从没见过这么惨烈的下跌——从2007年10月的6124点，到2008年10月的1664点，一年时间，股市跌去了七成多，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
他每天早上七点就到公司，比正常上班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盯着国际市场的动态——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跌5%、欧洲股市熔断、原油价格暴跌、雷曼兄弟破产的新闻不断传来，每一条新闻都像一盆冷水，浇在本就低迷的市场上。晚上十一二点，他还在办公室里整理分析报告，电脑屏幕上满是各种数据图表，Excel表格里的红色数字密密麻麻，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咖啡喝了一杯又一杯，眼底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像涂了墨一样，同事们都开玩笑说他“快成熊猫了”。
有次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梦里都是客户焦虑的脸，还有屏幕上不断下跌的曲线，他想伸手抓住曲线，却怎么也抓不住，曲线像一条泥鳅，滑溜溜的，越抓越远。惊醒后发现，手里还攥着一份没写完的《中小企业融资建议报告》，纸上沾了几滴咖啡渍，把“融资”两个字晕开了，像哭花了的眼泪。
第二天一早，陈杰就带着团队去了王先生的公司。工厂位于龙华区的一个工业园里，以前这里车水马龙，货车进进出出，装卸货物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在却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生产线在运转，工人大多在宿舍待岗，偶尔有几个工人在厂区里走动，脸上也带着迷茫，像迷路的孩子。
王先生领着他参观车间，指着堆积如山的半成品说：“这些都是给欧洲客户做的手机充电器，原本下个月就要交货，现在客户说不要了，资金收不回来，原材料供应商又催着付款，说再不付钱就起诉我们，我真是走投无路了。”王先生的头发白了不少，才四十多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的人，眼底的红血丝很明显，显然是很久没睡好了。
陈杰看着那些落满灰尘的半成品，心里也替王先生着急——他知道，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中小企业，都是靠出口为生，金融风暴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一旦资金链断裂，几年的心血就可能毁于一旦，几十甚至几百个家庭就会失去收入来源。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以前也是开工厂的，后来因为资金链断裂，工厂倒闭了，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很压抑。
陈杰没敢耽误，立刻联系了几家合作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的深圳分行，跟他们说明王先生公司的情况，希望能争取到贷款。他还帮王先生整理了公司的核心资产清单和未来转型计划——比如减少海外订单依赖，开拓国内市场，和国内的手机厂商合作；推出性价比更高的民用充电器，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甚至打算做电商，在淘宝上开旗舰店，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
他带着王先生去跟银行谈判，有次为了等一个银行行长，他们在银行门口等到晚上八点。行长加班出来，看到他们还在等，有点惊讶：“你们这么有诚意？现在很多企业都怕担风险，不敢跟中小企业合作，尤其是出口型企业。”陈杰笑着说：“王总的企业是深圳的优质企业，只是暂时遇到困难，他们的核心技术没问题，产品质量也很好，之前给很多知名手机厂商做过配套，客户评价很高，只要有资金支持，肯定能挺过去。深圳的中小企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是深圳创新的动力，不能让它们在风暴里倒下，我们得一起帮它们。”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银行终于同意给王先生的公司放一笔500万的信用贷款，还降低了贷款利率，从年利率8%降到了6%，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王先生握着陈杰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眼眶都红了，声音哽咽：“小陈，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公司，救了几十名员工的饭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帮忙。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陈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都是深圳人，应该互相帮助，一起扛过这场风暴。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就在陈杰和同事们忙着帮客户应对危机的时候，深圳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设立10亿元产业扶持基金、减免部分税费、推动“银企对接”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这些政策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干涸的市场。
陈杰第一时间把这些政策整理成手册，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客户，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政策解读会，邀请银行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讲解政策，帮客户申请扶持资金。有个做服装出口的客户，姓林，之前主要做欧洲市场的女装出口，金融风暴后订单锐减，公司面临倒闭。靠着政府的扶持基金，他转型做国内电商，在淘宝上开了旗舰店，专门卖性价比高的休闲服装，还请了几个网红直播带货，慢慢打开了国内市场，三个月后就实现了盈利。
林总特意给陈杰送了一件自己公司生产的衬衫，是纯棉的，摸起来很舒服：“小陈，要不是深圳的政策好，要不是你帮我申请扶持资金，我这公司早就没了，深圳真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在困难的时候不会丢下我们这些中小企业。”陈杰收下衬衫，心里暖暖的——他知道，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感谢，更是对深圳金融体系的认可。
2009年的春天，股市慢慢稳定下来，从1664点开始反弹，深圳的中小企业也渐渐恢复了活力。有次陈杰去参加一个行业论坛，论坛的主题是“金融风暴后的深圳中小企业发展”，看到之前那些焦虑的客户，现在脸上都有了笑容——王先生的公司不仅恢复了生产，还拿到了一笔国内的大订单，和小米手机达成了合作；做服装出口的林总开了第二家网店，员工人数比之前还多；张阿姨买的“深发展”股票也反弹到了十二块，虽然没回到最高点，但也挽回了不少损失。
张阿姨特意给陈杰送了一盒自己做的饼干，是她老家的特产，味道很香甜：“小陈，谢谢你当初劝我别割肉，现在我的养老钱回来了一部分，我也放心了。你真是个好孩子，靠谱！”陈杰接过饼干，心里满是感动——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能帮助别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陈杰站在台下，看着台上分享经验的企业家，心里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他不仅是一个金融分析师，更是深圳金融体系里的一颗小螺丝钉，在风暴来临时，和政府、企业、市民拧成一股绳，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他想起金融风暴最严重的时候，有个老客户跟他说：“小陈，我相信深圳，这城市从渔村发展成特区，经历过很多困难，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每次都能挺过去，这次也一样。”
现在，他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深圳的金融体系不是孤立的，而是和这座城市的血脉紧紧相连的，它有韧性，有温度，能在风暴中保护每一个追梦人，能在困难时伸出援手，也能在风雨过后，和大家一起迎接新的阳光，一起见证这座城市的重生与成长。
【七律·第34章】
金融风暴袭全球，深圳金融勇运筹。
分析师者忙研判，政策出台解民忧。
企业承压不退缩，机构助力渡难关。
鹏城自有抗风险，风雨过后见彩虹。
第三十五章 创业板开板
2009年10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里一片喜庆的红色——大厅的天花板上挂着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创业板开板仪式”，字体是金色的，在灯光下闪着光，像撒了一层金粉；工作人员穿着红色的制服，手里捧着鲜花，是鲜艳的红玫瑰，脸上带着笑容，热情地引导着嘉宾；就连电子屏幕的背景色，都换成了象征喜庆的红色，上面滚动着“创业板开板大吉”“助力中小企业成长”的字样，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创业者老赵穿着一身崭新的深灰色西装，是他特意在深圳书城旁边的服装店买的，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一千八百块，这是他这辈子买过最贵的衣服。领口系着红色的领带，是妻子特意挑选的，说“红色喜庆，能带来好运气”，领带上面还绣着小小的祥云图案，很精致。他手里攥着公司的上市申请材料，手心全是汗，连材料的边角都被汗浸湿了，他只能时不时地用纸巾擦手，生怕把材料弄脏。
他的科技公司叫“深创智能”，做的是工业自动化设备，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整整四年，经历了无数困难——资金短缺、技术瓶颈、客户质疑，现在终于等到了创业板开板的这一天。老赵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大厅里的人群，有政府官员、券商代表、其他上市公司的老板，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像揣了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
老赵以前是深圳一家国企的工程师，在厂里做了十年，主要负责设备维护。国企的工作很稳定，每月工资四千多，还有五险一金，同事们都很羡慕他。但他心里却不满足——他看着深圳的科技企业越来越多，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却发现很多生产环节还在用人工操作，效率低，误差大。
比如手机外壳的打磨，工人要拿着砂纸反复磨，每天只能磨一百多个，还容易出现误差，有的外壳因为打磨不均匀被报废；要是遇到赶订单，工人要加班到深夜，很多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茧子，有的甚至磨破了皮，贴上创可贴继续干。有次他去一家手机厂考察，看到一个年轻的工人因为磨坏了外壳，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工人的眼里满是委屈，却不敢反驳。
那一刻，老赵心里涌起一股冲动：“要是能做出高效、精准的自动化设备，既能提高生产效率，让工人每天的产量翻几番，又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不用再这么辛苦，肯定有市场。”他跟妻子商量创业的事，妻子有点担心：“我们还有孩子要养，要是创业失败了，可怎么办啊？”当时他们的女儿刚上小学，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
老赵却很坚定：“我相信自己的技术，也相信深圳的市场，只要好好干，肯定能成功。就算失败了，大不了再找工作，我还年轻，输得起。”他的父母也不理解，说“国企多好，稳定，福利又好，创业风险太大了”，还劝他别折腾。但老赵还是下定了决心，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他找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同事——软件工程师小李和机械设计师老周。小李之前在华为做过软件开发，懂编程，能写设备控制程序；老周在一家机械公司做过设计，会画图纸，能设计设备的机械结构。三个人凑了所有的积蓄，一共五十万，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二十万，才凑够了启动资金。
他们在华强北租了个十平米的小办公室，里面只能放下三张桌子和一台电脑，连空调都没有。夏天热得像蒸笼，气温高达三十五度以上，他们就光着膀子画图，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吹在身上像烤火；冬天冷得刺骨，没有暖气，他们就裹着棉被写代码，手指冻得僵硬，只能搓一搓再继续。
每天的饭就是泡面和盒饭，泡面是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五块钱一桶，盒饭是十五块钱的两荤一素，他们还会互相抢菜吃，偶尔加个蛋，就觉得很奢侈。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忘了吃，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吃饭，这时候泡面已经凉了，只能用热水泡一下再吃。
有次为了攻克“自动化打磨精度”的技术难题，他们三个人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小李负责编写控制程序，眼睛盯着屏幕，不敢有半分走神；老周负责调整机械结构，手里的螺丝刀不停地转；老赵负责测试设备性能，反复调整参数。眼睛都熬红了，像兔子一样；小李因为熬夜太狠，还感冒了，发烧到38度，却只是吃了片退烧药就继续工作；老周的父亲生病住院，他都没回去看，只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等项目成功了就回去”，挂了电话，他偷偷抹了把眼泪，又继续工作。
终于在第四天早上，设备成功运行，打磨出的手机外壳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比人工打磨精准多了，效率也提高了十倍，每天能打磨一千多个。他们抱着彼此，哭得像个孩子——那是他们创业以来，第一次看到希望的曙光，之前所有的辛苦和委屈，在这一刻都值了。
“我们这小公司，能上市吗？”2008年，创业板刚传出要开板的消息时，老赵心里还在打鼓。他的公司虽然有了几个稳定客户，比如深圳的一家手机厂商，年营收也突破了千万，但和那些营收过亿的大公司比，还是太小了，像大海里的一滴水。
券商来公司调研的时候，老赵紧张得手心冒汗，生怕对方说“你们不符合上市条件”，连说话都有点结巴。他提前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水果和饮料，招待券商的人。没想到券商的负责人笑着说：“创业板就是为你们这些有核心技术、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准备的，你们的自动化设备在行业里有竞争力，解决了很多企业的生产痛点，只要规范公司治理，完善财务报表，肯定能上市。”
老赵咬了咬牙，开始准备上市材料——整理财务报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做尽职调查，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生怕出一点差错。财务报表要追溯到公司成立之初，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核对清楚，不能有任何遗漏。他和财务总监一起，熬了一个多月，每天都核对到深夜，有时候为了一笔几块钱的支出，都要翻遍所有的凭证，确保没有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要符合上市公司要求，他聘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明确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还引进了两名独立董事，都是行业里的专家，能给公司提供专业的建议。有次为了修改公司章程，他和律师团队开会到凌晨两点，讨论每个条款的细节，确保符合法律法规。
尽职调查更是严格，审计师会抽查每一笔合同，走访每一个主要客户，确保公司没有潜在风险，比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问题等。有次在尽职调查的时候，审计师发现公司有一笔50万的应收账款逾期了——是给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设备款，对方因为资金紧张，拖了三个月还没付。虽然金额不大，占公司营收的比例也不高，却可能影响上市审核，审计师说“要是这笔款收不回来，可能会被认定为坏账，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老赵立刻带着团队去东莞找客户沟通，每天都往客户公司跑，有时候一天跑两趟。客户老板一开始避而不见，后来被他的诚意打动，终于愿意见面。老赵跟客户老板讲公司的上市计划，还有未来的合作前景：“我们上市后，会推出更先进的设备，比如能实现‘无人化生产’的智能生产线，到时候能帮你们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咱们长期合作，互利共赢。你们现在付款，以后就能优先获得我们的新设备，这对你们也有好处。”
客户老板被他的话打动，也看到了未来的合作机会，终于在一周内付清了欠款。老赵回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因为每天要跟客户沟通，说太多话，他却笑着跟团队说：“没事，难关过了，咱们离上市又近了一步。”团队成员都很开心，小李还买了几瓶啤酒，大家一起庆祝，虽然喝的是廉价啤酒，却觉得比任何好酒都香。
开板仪式当天，老赵的妻子和女儿也来了。妻子穿着一身粉色的连衣裙，是她特意买的，脸上化了淡淡的妆，显得很精神；女儿穿着白色的公主裙，手里拿着一面小国旗，兴奋地跟他挥手：“爸爸，加油！我们相信你！”女儿还画了一幅画，上面是“深创智能”的设备，旁边写着“爸爸最棒”，老赵看了，心里暖暖的。
当主持人念到“深创智能，股票代码300086”时，老赵激动得鼓起掌，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想起创业时的艰难，想起那些吃泡面、睡办公室的日子，想起团队成员熬红的眼睛，想起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想起家人的理解和鼓励，现在终于有了回报，公司终于上市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上市后的第一年，老赵的公司通过创业板融资了2亿元，资金到账的那天，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公司里庆祝，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他们用融资的钱扩大了生产规模，租了更大的厂房，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高端人才，包括一名在德国做过自动化设备研发的专家，能帮助公司研发更先进的技术。
他们研发出了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比如能实现“无人化生产”的智能生产线，能同时处理多种产品的柔性自动化设备，这些设备一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多企业都来订购。市场份额从深圳扩展到了全国，甚至有海外客户来洽谈合作，比如东南亚的一家电子厂，订购了十条智能生产线，订单金额高达五千万。
有次他去参加一个工业博览会，看到很多工厂都在用他们公司的设备，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辛苦；生产效率却提高了30%，产品的合格率也提高了不少。一个工厂老板跟他说：“赵总，你们的设备太好用了，帮我们省了不少钱，还提高了产量，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老赵听了，心里满是自豪——他想起自己创业的初衷，就是想帮助工人减轻劳动强度，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跟客户说：“要是没有创业板，我们公司可能还在华强北的小办公室里挣扎，是深圳给了我们中小企业发展的机会，给了我们实现梦想的舞台，我们会继续努力，研发出更好的设备，为深圳的制造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来，老赵的公司成了创业板的明星企业，很多创业者来向他取经，问他“创业最难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怎么才能成功上市”。他总会跟他们说：“在深圳创业，只要你有好的想法，有核心技术，就别怕没机会。深圳的金融环境好，政策也支持中小企业，政府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创业板就是给我们这些追梦人搭的舞台，只要敢闯敢试，坚持下去，不轻易放弃，就能实现梦想。”
他想起开板那天，深交所的负责人说：“创业板的开板，是深圳金融改革的又一步，也是为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能获得资金支持，实现快速发展。”现在，他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深圳不仅是一座制造业城市，更是一座创新之城、金融之城，它用包容的环境、完善的体系，让无数像他这样的中小企业，从微小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也让“深圳创新”的名片，越来越亮，越来越有影响力。
【七律·第35章】
创业板开锣鼓响，老赵公司申请上。
中小企业获机遇，融资发展有保障。
深圳金融环境好，企业成长得助力。
鹏城助力创新者，敢闯敢试谱新章。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