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上将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下达了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并批准了以《伦敦宪章》为蓝本草拟的法庭宪章，通称《东京宪章》。《伦敦宪章》所确立的破坏和平、战争、违反人道三项基本罪行，以及共谋罪这一新概念，在《东京宪章》中都获得继承。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上将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下达了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并批准了以《伦敦宪章》为蓝本草拟的法庭宪章，通称《东京宪章》。《伦敦宪章》所确立的破坏和平、战争、违反人道三项基本罪行，以及共谋罪这一新概念，在《东京宪章》中都获得继承。但因为纽伦堡审判中发现“犯罪集团”这一概念在起诉和定罪时存在诸多争议，故《东京宪章》决定不再将日本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等机关作为抽象的团体加以控罪，而是直接追究其领导人的责任。同时为避免纽伦堡审判中曾经出现的纠缠于取证规则的麻烦，宪章还规定应以尽可能简便的程序进行取证，同时法庭有权终止一切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陈述或程序。盟军总司令有权修正或减轻法庭的最终判决，但无权加重。
中国委派法学家梅璈汝为法官，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参与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
梅汝璈(1904～1973)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中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家、清华大学教授。
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留学预备班。1924年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24岁获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司法等课程。抗战期间坚守教育岗位，培养法律人才。
1945年5月至1948年11月，作为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也是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期间因庭长擅自调整中国法官座次引发争议，他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他曾在法庭上，面对双手沾满中国同胞鲜血却极力否定罪行的战犯，据理力争，舌战群儒，他顶着巨大压力，面对多国法官，掷地有声地说:“若不能严惩罪犯，惟有蹈海而死，以报国人。”也是他凭一己之力，亲手将28名日本甲级战犯量刑定罪，极大地告慰了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3000多万中国同胞。
梅汝璈大法官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罪”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成，以下是各国法官的名单:
澳大利亚:威廉·韦伯爵士，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团主席，法庭庭长。
美国: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美国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中国:梅汝璈，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英国: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英国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苏联: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苏联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法国:亨利·柏奈尔，法国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加拿大:密朗·C·克莱黑尔将军，于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新西兰:埃里马·哈维·诺斯克罗夫特，新西兰军法处长。
印度:拉达宾诺德·巴尔，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法学讲师。曾提出异议，给罪犯的死刑判决带来阻力。
菲律宾:德尔芬·哈那尼米拉，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
前排右二为梅汝璈
1945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律师约瑟夫·季南为“日本战争犯罪总检察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季南，曾在美国司法部任职，与前总统罗斯福走的很近，使他成为经常出入白宫的热门人物。并因能打通许多关节获得“万能钥匙乔”的美誉。有人说杜鲁门派他前往东京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12月6日，季南率领有38名法律专家组成的代表团飞抵东京。12月8日，麦克阿瑟宣布驻日盟军司令部下属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这个机构属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所犯罪行的调查取证并提出诉讼，局长由刚刚抵达的季南出仼。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季南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高调宣布:“对战争罪犯的追究，要追溯到1937年7月7日的日华事变。现在被关进监狱的人未必个个有罪，但逮捕他们都有相应的理由。经过对事实的慎重调查，我们可能会释放一些人。审判将完全基于公平和正义来进行，其目的在于使将来不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开会议，27日发表的《公报》，宣布成立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共同组建远东委员会，并授予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审判日本战犯的权力。
在1946年2月16日召开的国际检察局会议上，有英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各检查团的人员参加。到1947年最高峰时，国防检察局这一机构的成员达到了487人，其中美国人占大多数。除了季南和卡尔，相继抵达日本的各国检察官为中国的向哲濬、澳大利亚阿兰·曼斯菲尔德、加拿大亨利·诺兰、新西兰罗纳德·奎廉、法国罗伯特·奥内托、荷兰弗雷德里克·米尔德、苏联谢尔盖·戈林斯基、菲律宾佩特罗·洛佩兹攻印度戈文达·梅农。每个国家的检察官都有一个人数不等的工作团队，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工作团队共13人，人数最多的美国检察团竟然有200人。各团还带有笔译、口译、及相关服务人员。
1946年2月5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院长威廉·韦伯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有人说，韦伯能够获得这一任命，是因为他和麦克阿瑟有不浅的私人交情。当年麦克阿瑟败走菲律宾，仓皇逃到澳大利亚后，韦伯经常跑到布里斯班找他聊天，这对虎落平阳的麦克阿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彼时麦克阿瑟正在为争取更多的兵源和物资发愁。患难时的交情往往最珍贵，现在麦克阿瑟富贵了，果然没忘了韦伯。但这并非主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强烈要求审判天皇的建议被断然驳回，美国人将庭长之位让给韦伯，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堪培拉的不满情绪。 再说了，国际检察局局长和法庭庭长的位置都被美国人占据，会给世人造成一种美国人独揽审判大权的不良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席上的法官。从左至右，印、荷、加、英、美、澳、中、苏、法、新西兰各国的法官。
与韦伯同时获得任命的还有另外8名法官，分别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其他8个国家。中国国民政府最初确定的法官人选是石美瑜少将，后因有2000多名日本战犯等待他审判，只好以41岁的梅汝璈取而代之。美国最初派出的法官是麻省上诉法院院长约翰·希金斯。后来这个位置在1946年7月15日，就被迈伦·克拉默尔少将接替。苏联法官伊万·柴扬诺夫少将和克拉黔尔是法官中的军人，这位苏联红军军法大学的校长酒量非常惊人。英国法官威廉·帕特里克勋爵处事谨慎，被公认为法官中最杰出的人。荷兰法官勒林只有39岁，是所有法官中最年轻的。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的英语只比苏联人强一点点，他承认很难跟上分庭会议的节奏。加拿大法官爱德华·麦克杜格尔是一位劳动法专家。但季南认为他的业务能力同样非常出色。新西兰法官哈维·诺罗克罗夫特业余时间会悄悄溜到墙根去钓鱼，他因仪表堂堂，被韦伯指定为自己缺席法庭时的临时主持人。
远东委员会其他两个成员国并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得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的消息，菲律宾和印度提出了严正交涉。他们指出自己也是参战者和受害者，至少应该获得和法国一样的地位。英国积极出面为印度斡旋，华盛顿最终同意由菲律宾和印度各派出一名法官。
在季南和卡尔的率领下，各国检察官迅速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当中，得到索普少将及其下属情报人员的大力协助。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卡尔爵士对人员进行了细致分工。分别就日本的战前准备、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的各个阶段收集证据，分步传讯监狱被关押人员及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前首相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等大人物，这项工作持续了近5个月。盟国检察官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取证，日本人利用投降到美国登陆之间的空隙销毁了无数文件资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占领区。国际人权联盟秘书长、法国人艾迪尔·若代尔在《东京审判:被忘记的纽伦堡》一书中写道:“在东京审判期间，人们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任何一份笔录，内阁会议和枢密院会议也没有留下任何字迹，与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有关档案全部被销毁，涉及‘满洲’和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毁灭一切危险文件的命令早已逐级下达，日本高层给出的明确指示是‘一张纸片都不准留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景，左侧为法官席，右侧为战犯席，中间为辩护律师和检方律师席，画面最近处为旁听席。
检察官并非一无所获，给他们提供最大帮助的竟然是《木户日记》。被关进监狱不久，木户主动提出交出在1930年1月1日至1945年12月15日所写的5920篇日记，来证明自己为和平付出过多么艰辛的努力，并借此为裕仁开脱罪责。这本《木户日记》后来被美国检察官索利斯·霍维茨形象地形容为“检方的‘工作圣经’和一切深入调查的主匙”。到1946年3月，国际检察局开始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两次发出追加逮捕令，1946年3月16日抓捕了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4月7日又抓捕了前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
木户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内大臣达五年之久，负责召集和主持重臣会议，并推荐首相候选人。他曾亲身参与对美开战和停战的决策过程，与天皇关系密切，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尤其 重要的是，木户保留了详尽的个人日记以及战时历次重大会议的速记稿，这对理解日本帝国的运转机制至关重要。而木户也决心利用这一资本，卸脱以他本人为首的文官集团以及天皇对侵略战争的责任。1945年12月12日，他向穗积重律师，阐述了基本辩护方针:战争决策是由内阁、特别是陆海军省部推动而做出的，天皇本人不承担责任。日本政府内部存在温和派与强硬派的长期斗争。大部分外交官、海军将领以及他本人是爱好和平的，只是由于陆军领导人的胁迫在被裹挟进侵略战争当中。到了年底，木户又让儿子交出了保存在三井银行金库的日记。
事实证明，木户的日记以及他本人的30次供述严重误导了检方的思路。由于初步搜集到的文件证据多达1500万页，根本不可能一一辨析，检方对《木户日记》寄予了极大期望。在30次传讯中也是以日记的论述为基干，让木户本人去指认每一重大事件的责任人，这正中这个政坛老手的下怀。例如在对美开展决策问题上，木户一口咬定主使者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和军武课长佐藤贤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谋则是东条英机、永野修身、杉山元(已死)和武藤章。为了洗脱他本人的责任，木户甚至公然对主审官撒谎:他在日记中明白地记录，自己在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凌晨曾默祷对珍珠港的空袭能够成功。为了掩盖他对开战时间心知肚明这一事实，木户干脆抵赖说他在12月7日夜间才偶然从侍从武官那里听到了消息。
尽管检方设定的日本侵略罪行的追溯起点是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但在木户的诱导下，实际上是以1941年对美开战时的东条英机内阁成员为基础，形成了28年的起诉名单。而其中又有15人是由木户直接指认的。结果，参与过918事变策划的退役陆军中将石原莞尔，臭名昭著的警视厅特高课部长安倍源基，负责战时宣传的内阁情报局总裁下村宏等人，均被免于起诉。
不仅如此，木户的曲笔和诱导，还使GHQ最终放弃了追究天皇本人战争责任的计划。
在这种复杂的运作之下，对主要被告的起诉，实际上接近于寻找对美开战的决策者，而对侵华战争责任人的确定却被大大简化了。
结合各盟国提交的战犯嫌疑人名单，国际检察局于4月4日初步确定了30名嫌疑人。4月8日的检察官会议决定剔除石原莞个和田村浩2人，最终28人名单于4月10日被提交驻日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当即签字予以认可。但三天后，4月13日，以检察官戈林斯基为首的46八苏联代表团到达日本。
季南亲自找戈林斯基交涉，苏联人因美军独占日本积聚多日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机会。戈林斯基提出，确立被告名单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现在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权利。他随即提出了苏联人的5人补充名单，排在前两位的恰是登上“密苏里”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其余三人为鲇川义介、藤原银次郎和富尔恭次。可能因为出席投降签字仪式替国家蒙羞博得了某些盟军些许“好感”，或至少认为对他们应该有点“照顾”。
苏联人提出重光葵为战犯嫌疑人勉强说得过去，毕竟他当年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时，在处理张鼓峰和诺门坎冲突的善后事宜时出言不逊。但他们将梅津列为嫌疑人，实在没什么理由。梅津是日军在诺门坎战败后才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并未交战。
季南对此猝不及防。嫌疑人名单已由麦克阿瑟签字确认，他指示最好在4月29日天长节——裕仁天皇的生日，那天正式开庭，让日本人加深印象。季南向苏联人解释说，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签发了嫌疑人名单，戈伦斯基一句“那再补签几份不就可以了”的轻巧话语差点没把季南气晕。
济南向最高统帅汇报，麦克阿瑟无比愤怒却无可奈何。以前他对苏联人不予理睬或出言讥讽，现在报应来了。“苏联人永远都是这样”，麦克阿瑟说，“最后一个来赴宴，却想拿走最好的东西。”但是没有苏联人参加，法庭强行开庭显然不现实。但就这样答应苏联人的所有要求是在窝囊。急于开庭的麦克阿瑟屈尊让步，允许苏联人补充两名被告。在4月17日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检察官经过激烈辩论后对苏联追加的嫌疑人进行投票表决，名气大的重光和梅津从5人中“脱颖而出，”进入战犯嫌疑人行列。4月29日，两人被关进了巢鸭监狱。
4月29日天长假。国际警察局这一次将起诉书送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确定28名甲级战犯名单。除去东条英机等4位前、首相外，还有三名前外相、4名前陆相、两位前海相、6位其他陆军将领、一位海军将领、两位驻外使节、三位财政官僚、两名民间活动家以及木户本人。
开庭在即，实在没工夫再为重光和梅津寻找美国律师，最好的办法是从原名单上去掉两人，两名幸运者是阿部信行和真崎甚三郎。上述纠纷耽误了不少时间，4月29日天长节，国际检察局正式将起诉书送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确定28名甲级战犯名单是:
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北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其中文官9人，平民1人，陆军军官15人，海军军官三人。
1946年4月29日，有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向法庭提出起诉。被告28人，除松岗羊佑等三人外，实际受审25人。季南总检察一官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以43页的篇幅指控28名被告犯有55项罪名。控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6年5月，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25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来源：罗汉松8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