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天上午，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位身材瘦弱、穿着长袍、留着长辫的中年先生，出了清华校门就直奔颐和园而去。到了园门，大约10点钟，先生下车，给了车夫车钱，并嘱其在门口等待，便缓步进了颐和园。颐和园内山青水秀，先生在初夏的轻阴下，沿着园中曲曲折折的小道来到了昆明湖北岸的
赵宗符
1. 投阁沉渊争一间
1927年6月2日，农历丁卯年五月初三。马上就是端午节了。
这天上午，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位身材瘦弱、穿着长袍、留着长辫的中年先生，出了清华校门就直奔颐和园而去。到了园门，大约10点钟，先生下车，给了车夫车钱，并嘱其在门口等待，便缓步进了颐和园。颐和园内山青水秀，先生在初夏的轻阴下，沿着园中曲曲折折的小道来到了昆明湖北岸的鱼藻轩。
鱼藻轩背靠万寿山，南面就是开阔的昆明湖，是一处观景极佳的临水敞轩，当年清廷帝后常在此休憩、远眺。轩名来自《诗经·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把鱼在水藻之间游来游去的安乐情景描写出来，一派和谐、悠闲的景象。这位先生平静地在轩中驻足远望，昆明湖中远山近树的倒影尽收眼底。他点起一支纸烟，慢慢吸着，烟徐徐散开，弥漫在轩中，直到手指已不能夹起，他将烟蒂摁灭，呼出最后一口烟，就上前一步，站到了鱼藻轩的水边石阶上，一头扎进了昆明湖中。这时大约是上午11点钟。
鱼藻轩前的水面很浅，也就能没过人的脚面多一点，但水下面很多淤泥。落水声立即引起了在不远处一位劳作的园工的注意，他迅速跑过来把人从水中救了出来，将人平卧在鱼藻轩中，此时落水者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但因口鼻中都塞满了淤泥，从表面看起来，已完全处在了死亡状态。如果救人的园丁能够了解一点急救知识的话，或许人还是可以救回来的。死者即是王国维，当时为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已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有着许多前无古人的学术创举。死时还未到其51岁生日。
王国维死后，家人和检查官从其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16开白纸写就，运笔从容，用墨精良，遗书折迭放在封包中，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第三子，当时随父在京。遗书的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能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照料，必不致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二日，父字。”遗书应是前一天写好的。一代学术大师就这样没能安顿住自己的生命，在知天命之年自杀身亡，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国维去世后，在清华园、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新旧学者、大学教授、学术名流甚至前清遗老都写文章纪念，京、津两地的报刊出版了多辑纪念专号。在这些纪念文章中，以两年后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铭最为知名。碑铭曰：“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纪念碑由梁思成设计，马衡篆额，林志钧书丹，到今天仍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所撰的碑铭，因浇了许多读书人心中的块垒，所以流传甚广。但王国维因何而自沉，到今天也没有盖棺论定，学术界及其亲朋好友为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公认及相应完整的材料证明。
2.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一个奇迹。他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七岁进私塾，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1892年15岁时参加海宁州岁试，考中秀才。但此后于1893年、1897年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都未考中。这期间他在杭州用小时候的积蓄买了一套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且认真阅读，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表现了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的文化科学大量向中国输入，王国维亦接受到了新的思想。于是在第二次乡试失败后，就放弃了科举，并于1898年到了上海，在《时务报》任书记员。工作期间，他结识了罗振玉。罗振玉当时在上海创办了东文学社，王国维半工半读，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在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及科学方面的课程。1900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他又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学、物理，但半年后就因病回国，留在上海协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杂志。
王国维的求学经历中，传统教育时间较长，新学教育则很短暂而且也不正规，既非名校毕业，也无名师指导。从日本归国后，他在自述中讲：“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他独学的方法，则是持之以恒地一面读书，一面学习外语，边学习边译书，就这样熟练地掌握了日文，并能阅读英文、德文。
从1898年在上海起，到1927年北京自沉止，就凭着这一独学的学术功底，王国维在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达到了“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水平，比同时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式的成就，成为大师级的学术人物。自1898年至1927年这三十年的人生历程中，王国维的学习与研究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一开始他对哲学下了极大的工夫，这与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分不开的。他认真阅读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的原著，同时对于先秦儒学及诸子之学也对照着进行研究。在1896年到1907年近十年间，他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文章，如《汗（康）德像赞》《叔本华像赞》《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孔子之美育主义》《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等。他这一系列的著作，使王国维成为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也使他成为当时最具西方哲学素养的人。1906年他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提出“完全之教育”必须德、智、美并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美育”观念的人。
在研读叔本华哲学著作《意志及表象之世界》时，依据叔本华的“悲剧说”，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并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将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随后的新文学运动实有开创之功。在用西方哲学观照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及诗词创作方面，他逐步形成了“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等美学思想，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天地。这一时期，《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的工作都已完成。《人间词话》的内容自1908年开始陆续发表，《宋元戏曲史》随后在1912年底完成，当时就成为学术名著，到今天都成了经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在京都住了五年之久。他的研学有了重大变化，由哲学文学转向古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对殷墟甲骨及出土各种金文的研究，有对敦煌汉简及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等，对于甲骨学、敦煌学及简牍学都有开创之功。这时期，他对前人在古史研究中零星运用的“二重证据法”，进行了自觉、清晰而系统的总结和实践，主张将地下出土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包括甲骨文字、青铜金文、流沙坠简、敦煌书写等与中国传世古文献对比研究、相互印证，取得了前人未曾达到过的成就。其中《流沙坠简》（与罗振玉合撰）及序、《鬼方昆夷玁狁考》、《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西域井渠考》、《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都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于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殷周制度论》，将甲骨文的考释与“纸上材料”融会贯通，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基本不误，对商周社会制度有了科学的认识，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轰动。
1925年，王国维成为清华园学研究院导师后，在前几年进行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对蒙古史、元史进行了集中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如《鞑靼考》《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黑鞑事跋》《黑鞑事略序》等，并于1926年出版了《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水平。1927年，在自沉前，王国维还撰有《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可见他在这方面所用心力。
总之，在王国维不长的独学及研究的三十年学术生涯中，大约哲学用力10年，文学美学用力5年，甲骨、金文、简牍等用力10年，西北史、蒙元史用力5年。时间虽短，他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留下了经典的作品，让后学者赞叹不已。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尽管王国维是学术中人，但学术并没有将王国维彻底安顿住。王国维其实是十分热衷于政治，而政治也给他极大的煎熬。
王国维参与政治的经历有两段时间。第一段为1907年到1911年，王国维在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辑，主持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全家随罗振玉避居日本；第二段时间则为1923年到1927年去世，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受命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因此与清小朝廷有了紧密联系。
第一阶段职位较低，王国维对政治的热衷还没怎么表现出来，第二阶段就不一样了。所谓的“南书房行走”，主要负责为溥仪讲学并参与重大文化事务。这一职位虽无实际行政权力，但象征地位崇高，过去都是由学识渊博的翰林担任，王国维以布衣之身获此殊荣，他自视为这是皇帝的“特恩”，很陶醉于以帝师自居。1923年6月1日，王国维到紫禁城谢恩，废帝溥仪给他下了一道“每日进来入值”的上谕，后又赏赐“五品衔并食五品俸”，都使王国维激动不已。1924年1月7日，溥仪给他加发了一道上谕：“着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接旨后激动不已，一改做学问时的理智、冷静，立即按捺不住地向当时的好友罗振玉报喜。紫禁城骑马，这是皇帝的特恩，是出入皇家的特别通行证，又是享有封建特权的象征。因此王国维对此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他向友人表示这是“特之又特”的恩典。对于逊帝溥仪的每次赏赐，王国维都认真、详细地记录其内容，表现出对清逊帝的极大忠诚以及自己内心的十分满足。他多次为溥仪的御笔画题诗，内容多为赞颂皇室之作。
历史上的末代小朝廷，大都会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一地鸡毛。清末小朝廷亦是如此。王国维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就不免也陷入了其中的人事纠葛，弄的自己心力交悴。例如，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就告诉好友兼亲家罗振玉，自己的《观堂集林》已装订，打算将亲自校印的特制的“黄绫进呈精印本”献给溥仪。罗振玉听后亦趁此将他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心中打起了“小九九”，因为他知道罗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为怕自己得罪这些人，便复信：为避嫌，拟数月以后再办。颇有些“人一阔，脸就变”的意思，这让自恃对王有恩的罗振玉非常生气，立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带回天津。还有一次，罗振玉与推荐王国维入“南书房”的升允要联名上书弹劾郑孝胥等人，书成让王国维带回北京代为呈上，王国维回到北京后，却听到溥仪岳父荣源等人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就不敢直接上奏，而是写信建议罗振玉改“奏”为“函”，不必直接呈给皇上，而是交给荣源为好。这也让罗振玉对王国维十分不满。罗、王两人“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的种子，其实在王国维任“南书房行走”时就已种下了。
为了溥仪及其小朝廷，王国维可谓耗尽心力、忠心耿耿，而且到死都没有后悔。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命鹿钟麟为北京警备总司令。11月5日上午，鹿钟麟手持“代行大总统”指令带人进紫禁城，限溥仪在两小时内必须签字、出宫，不得拖延。王国维跪在溥仪面前痛哭流涕，将此事视作奇耻大辱，据说当时他就怀着君辱臣死之义，与罗振玉、柯劭忞等人相约投神武门御河自杀尽节，后在家人劝阻下才作罢。溥仪出宫后，王国维随侍左右，不敢稍离。在对小朝廷的维护上，王国维甚至已到了只问忠心、不问是非的地步，1924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闻知溥仪准备盗卖故宫国宝给日本人后，对此写文章予以揭批，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斥责清朝小朝廷将历代相传之古器据为己有，进行变卖。本来也反对盗卖国宝的王国维，读了宣言后，大怒，立刻向北大方面写信提出抗议，并以皇帝“侍从”的身份宣布：取消自己担任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通信导师”的名义，停止北大国学研究所研究生上门咨询，索回原来拟在北大《国学季刊》上刊登的学术论文。就这样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彻底决裂。本来王国维任北大“通信导师”就费了不少周折，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1917年，就想聘任王国维为北大教授，但王国维以遗民自居、夷齐自勉，决不吃国民饭，数次拒绝北大之聘，直到1921年好友罗振玉应了北大之聘后，王国维才松口，但“不食周粟”的志气不能改，北大乃采取折中办法，聘王国维为“通信导师”，每月薪资二百元，听到是工资，王国维便坚决不要，还是蔡元培等人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既然是通信导师，邮资总要用的，这样王国维才名正言顺地接受了，既不是吃民国饭，又可每月有二百元的邮资以解决家用。
作为遗老的象征，王国维至死都没有剪掉辫子。带着辫子是很不方便的，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一次夫人边梳头边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国维很固执：“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他1925年出任国学院导师，也体现了这种遗老的态度，其时他辞了北大的“邮资”，家用不足，清华来聘正当其时，加之清华学校是用返还的清朝庚子赔款办的学校，到清华工作，不算是吃民国饭，王国维是愿意的，但不摆一下遗老的谱就不是王国维了，最后是胡适做溥仪的工作，让他给王国维下了个诏书，王国维才最终到了清华，也算是给学术史上留了段佳话。王国维就这样无怨无悔地自觉做了溥仪的臣子，甘受小朝廷的约束。
4.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年轻时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他自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以前的读书人，安顿自己的人生多从孔孟老庄乃至于佛教中寻找资源。但王国维处在中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传统的资源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思考就一股脑地被抛弃了，王国维也不例外。顾颉刚就称赞：“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安身立命之地，王国维便希望在西方哲学中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他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大量研读西方哲学。当时，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都已传入中国，一是德国的哲学，以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出唯理论、先验论、唯心论等特点；二是英国的哲学，以洛克、休谟、斯宾塞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出经验论、实证论、机械论等特点。王国维对这两派都下了极大功夫，尤其是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但是，西方哲学并没有给予王国维所期望的安顿，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在这样的烦闷之中，王国维放弃了哲学，转向了文学，这种转向也是在迷茫、彷徨中进行的，他自我分析道：“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在文学上，王国维成就不凡，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对于自己填的词，王国维自视甚高：“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文学对于抒发王国维的情感有一定的作用，但写诗、填词在他看来仅是一门手艺，并没有在更深刻的意义安顿人生，因此在与罗振玉一起避居日本、受罗影响转向经史时，王国维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乃至以前的哲学研究，几乎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反思自己“所学未醇”，便以返经信古，守先待后自任，要以国学矫西学之枉，为此他将自己手头刊印的一百多册哲学及美学作品集《静安文集》全部烧毁，决心转向对甲骨金文、流沙汉简、敦煌文书等方面的历史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的学术研究，让王国维有大量的时间沉迷于其中，但他并不认为这就足以安顿人生，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他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成果的时期，他的长子、次子都已长大成人，面临着择业问题，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和自己类似的工作，他支持孩子们到海关、邮局等当时的时髦部门去做职员，尽管他们有很厚的国学功底。例如次子王高明到邮局去做了职员，负责检查信件，解放后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失去工作，只能在中华书局做临时工，不署名而参与了《全宋词》的编纂修订工作，极大提升了《全宋词》的学术质量。直到2000年以后学术界才以王仲闻的名字承认了他的关键作用，中华书局修订版的“出版说明”中才提及了他的贡献。
在实际生活中王国维也充满了矛盾，并未能很好地安顿自己，他以不吃民国饭追求人格独立为自我要求，但他一生谋食于罗振玉、谋食于哈同夫妇，又谈何独立之人格。因此1925年他同罗振玉三十年的金石之交破裂时，罗振玉在信中点出了此点，给了他极大刺激。他追求“自由之思想”，但当他跪在小皇帝溥仪面前时，他又何谈有什么“自由之思想”，这位写出了《殷周制度论》，洞悉三千多年前政治变革的学术大师，似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很是茫然。饶宗颐就批评他在这方面境界不高，那个不争气的小朝廷、小皇帝，就真值得这样尽忠吗？
矛盾的王国维到最后也没有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众里寻“她”千百度，他并没有真正找到那个“她”，蓦然回首之下，只是空虚。
5. 银汉何年风浪生
1915年王国维曾写《游仙》诗三首，在其中第三首的结尾，他写道“蓬莱清浅寻常事，银汉何年风浪生？”以寄托其恢复清室之意。1925年8月，罗振玉六十寿辰，王国维贺诗二首，其中一首“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表现了对覆亡了的清廷和出逃了的小皇帝溥仪的深厚感情。
于是对于始终未能安顿好自己的王国维，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没有于1927年自沉，那么当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王国维会像罗振玉、郑孝胥等人一样加入那个伪政权吗？
历史不应假设，但假设的历史可以让人多一个角度去认识一件事、一个人。这样的假设并没有不敬先贤的意思。到1927年王国维自沉的那一刻，他的历史地位就确定了，鲁迅先生讲：“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2025·3·25写毕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