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的上海滩，百乐门舞厅的霓虹灯刺破夜空，名流们搂着舞女摇曳生姿，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抽雪茄的女人。她穿素色旗袍，头发一丝不乱，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仿佛与周遭的浮华格格不入。

1930年的上海滩，百乐门舞厅的霓虹灯刺破夜空，名流们搂着舞女摇曳生姿，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抽雪茄的女人。她穿素色旗袍，头发一丝不乱，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仿佛与周遭的浮华格格不入。

可若有人认出她，定会倒吸一口冷气——这是百乐门的创始人盛爱颐。十年前，她用遗产官司赢来的五十万大洋砸出这座远东第一乐府，如今却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点。更没人敢问，为何财政部长宋子文每次路过百乐门，总要盯着二楼包厢发呆。

当年他南下广州时，她赠的金叶子还压在财政部保险柜最底层。

1900年，56岁的盛宣怀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迎来第七个女儿。这位晚清首富手握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等11项“中国第一”产业，这位“红顶商人”对老来女盛爱颐倾注了超越儿子的心血：请留洋教师教英文美学，带她出席外交酒会，甚至默许她穿西式洋装出入书房。这种宠爱埋下了盛爱颐的“反骨。

盛家七小姐的字典里，本不该有“落魄”二字。

父亲盛宣怀作为李鸿章心腹，洋务运动扛旗人，死前给家族留下白银116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母亲庄夫人执掌盛家二十年，连袁世凯想娶盛家女儿都得亲自递拜帖。盛爱颐16岁时父亲去世，她开始跟着母亲学管账目、应酬官商，连抽雪茄的派头都是跟庄夫人学的——名门闺秀抽雪茄，在上海滩独一份。

1917年的盛公馆，留美归来的宋子文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头衔，换来汉冶萍公司秘书的职位。他给盛恩颐整理账本时，总忍不住瞥向廊下写毛笔字的七小姐。23岁的宋子文见到17岁的盛爱颐那刻，钢笔掉在地上。她穿月白缎子旗袍，用英文背济慈的诗，转头又用苏州话吩咐佣人添茶。后来他在日记里写：“她让我想起波士顿图书馆的彩绘玻璃，美得让人不敢呼吸。”

为了接近她，他主动请缨担任英文教师，每晚雷打不动讲两小时《泰晤士报》头版新闻。

宋子文就这样闯进了她的人生，庄夫人看出了两人的端倪，于是派人查了宋家底细：父亲宋耀如是教堂拉琴的，长姐宋霭龄当过盛家五小姐的家庭教师。在盛家当家人眼里，这段感情是“下人攀高枝”的笑话，这种门第怎么配得上江南首富的掌上明珠？庄夫人不允许自己女儿跟着这个男人。她们没能想到，十年后，这个被自己视为“穷小子”的男人会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1923年宋子文谋划了一个的私奔计划，最后看这个计划就像像个黑色笑话。

当时孙中山连发十二封电报催宋子文南下，他想着趁这个机会带着盛爱颐南下，当他攥着两张船票求盛爱颐：“七小姐，广州会有我们的新天地。”

盛爱颐则掏出一把金叶子塞给他。这是上流社会定亲的聘礼，也是她全部的私房钱。她不会跟宋子文走，庄夫人给她下了死命令：“你要敢跟他走，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盛爱颐不敢忤逆自己母亲，只好给宋子文一把金叶子。宋子文觉得这是施舍，红着眼眶说：“就当是我借的。”盛爱颐回到盛公馆后烧光了所有英文书。

宋子文他不懂，留过洋的七小姐比谁都清醒。私奔会气死母亲，盛家颜面扫地，宋子文的前程也要完蛋。她在等一个体面的结局，等他在广州站稳脚跟，等母亲点头。这一等，就是七年。

1927年庄夫人去世，盛家男丁开始表演什么叫“败家”。四哥盛恩颐抽鸦片、赌马、养戏班子，把义庄慈善基金当提款机。盛爱颐提出要十万银元留学，被亲哥骂“赔钱货”。

七小姐转身把五个男性亲属告上法庭。法庭上，盛家律师搬出《大清律例》：“盛宣怀1916年过世时，女子尚无继承权！”盛爱颐的律师陆鸿仪甩出1926年《妇女运动决议案》，当庭朗读第14条：“未嫁女子享有同等财产权。”旁听席上的宋庆龄起身鼓掌，第二天的《申报》头版标题是：“七小姐一巴掌打醒四万万同胞。”

《申报》并且还连发半个月头条，标题从《豪门女权第一案》变成《旧道德棺材板压不住了》。最后法官当庭宣读：“未婚女子享有同等继承权，盛爱颐胜诉。”这场官司让盛爱颐得到了五十万大洋，五十万大洋到账那天，上海女学生集体上街放鞭炮。她用这笔钱盖百乐门，请匈牙利设计师画图纸，水晶吊灯从法国运来，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减震。徐志摩在这里给陆小曼念诗，张学良一晚上输掉三辆别克轿车。

1930年宋子文回上海，挽着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有记者拍到盛爱颐在百乐门天台站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巡场查账，只是雪茄灰烬堆满烟缸。

宋子文和张乐怡

1932年，32岁的盛爱颐嫁给了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婚礼当天给百乐门全体员工发双倍红包。有人说她赌气，她却笑道：“当年金叶子没要回来，总得找补些利息。”后来宋子文托人传话想见面，她直接掀翻茶盏：“我丈夫还在家等吃饭。”

这段婚姻看似平淡，实则是她与家族和解的象征。婚后她诞下一儿一女，女儿庄元贞继承了她的艺术天赋，儿子庄元端则成了她的软肋。淮海路愉园小区的三层联排别墅里，她教邻居妇女识字，给贫困家庭送墨宝，甚至将盛家藏书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

1949年上海解放时，盛家亲族大多远走海外。宋子文临行前再次问她：“愿意跟我走吗？”她摇头：“我的根在上海。”她选择了留在上海。

1956年公私合营浪潮席卷上海，盛家产业也加入这场浪潮。此后她每月仅靠240元定息生活，但仍保持着名媛习惯：用雪花膏护理双手，请老裁缝改制旧旗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变卖首饰换粮票，却把最后半罐奶粉送给邻居病童。

1966年的风暴来得猝不及防。丈夫庄铸九病死狱中，儿子庄元端去了安徽农村，女儿庄元贞去了福建山区。她收藏的董其昌字画被撕碎，乾隆粉彩花瓶被砸成齑粉。最后，这个72岁的老人被赶到五原路汽车间——一间紧邻化粪池的10平米铁皮屋。

这里夏天苍蝇撞脸，冬天臭气结冰。80岁的盛爱颐用报纸糊墙，在破木箱上铺刺绣桌布，教邻居小孩用毛笔写英文。当人问她为什么不哭，她叼着雪茄眯起眼：“我哭的时候，你爹还在穿开裆裤。”

宋子文三个女儿名字里都带“颐”字，纽约公寓藏着百乐门老照片。他至死没还上金叶子，就像盛爱颐至死没摘下婚戒。1983年她弥留时，窗外正放越剧《红楼梦》，唱的是“欠命还命，欠泪还泪”。保姆要关窗，她摆摆手：“林黛玉等不到宝玉，我好歹等到了新时代。”

来源：钱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