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中叶始建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集中展现了中国园林文化艺术的成就,被誉为“万园之园”。在圆明园长期的兴造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园中长期居住,并运用各自的才能,在园林、建筑、绘画、园艺等多方面参与圆明园的园林与建筑兴造。同时,他们也通过书信、绘画、著述
清中叶始建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集中展现了中国园林文化艺术的成就,被誉为“万园之园”。在圆明园长期的兴造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园中长期居住,并运用各自的才能,在园林、建筑、绘画、园艺等多方面参与圆明园的园林与建筑兴造。同时,他们也通过书信、绘画、著述、邮寄等方式,将中国园林艺术介绍到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认知、理解中国园林艺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宫传教士画像
东来:清宫传教士群体与圆明园
1743年11月1日,耶稣会士王致诚神甫致函法国巴黎的达索先生,对他正在参与修造的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做了详细的描述。传教士们的书函也被认为是有关圆明园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王致诚的《帝都来信》,在被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之后,又被单独刊行并迅速传入英国,被译为英文本,并被转译为欧洲多国版本,广为流传。
王致诚《帝都来信》首页及正文伦敦约瑟夫· 斯宾塞译本(1752年)
传教士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入清宫服务于清代皇室,时间跨越数代帝王,其中如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晁俊秀等人,直接或间接见证了圆明园的兴造过程。他们参与的这些造园活动,尤其是圆明园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及其景观园林的设计,在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圆明园西洋楼全景示意图
造园:传教士与圆明园兴造
传教士们参与圆明园兴造的工作,仅限于他们的专长范畴之内。他们所拥有的诸如绘画、工程、园艺等技艺,对他们能够以艺术和专业的眼光看待圆明园兴造过程及结果,起到关键作用。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以绘画参与了大量圆明园中建筑的修造和室内装饰,尤其是“通景画”的绘制和长春园内“线法山”的兴造。而蒋友仁不仅参与而且设计了大量和“水法”有关的园林建筑和设施,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大水法”和“谐奇趣”的喷泉设施。
圆明园大水法复原图
线法:从“通景画”到“线法山”
“线法”指根据透视线绘制的具有透视效果的绘图技法,这种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技艺,经传教士们传入中国。首先是郎世宁在清宫画院中采用,后在清代宫廷中广为使用,这种画法亦被称为“线画法”“通景画”等。郎世宁来华后,便与年希尧合作,将波佐的名作《画家和建筑师的透视学》编译成中文,书名叫《视学》,于雍正七年初刻,雍正十三年再版。
年希尧《视学》中的通景画,雍正十三年刊本
《视学》的出版为线画法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法。清代宫廷中采用“线画法”的装饰和陈设亦越来越多,在圆明园长春园中,这种技法不仅被应用于多座建筑的室内壁画和陈设,还被用来建造西洋楼景区的最后一处景观——“线法山”。
线法山正面铜版画
“线法山”位于长春园的最东侧,是整个景区的收尾景观,传教士们参照凡尔赛宫各水池提升地面标高与透视效果的舞台式布景建造方法,在有限的用地内开方池、造景墙—线法墙,以使空间达到产生深远景致的效果。
线法亭复原图
水法:从“风扇屋”到“大水法”
“水法”源自欧洲,因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亦称“泰西水法”或“西洋水法”。雍正五年建于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的“风扇屋”,便是利用“水法”技术建设的一处园林设施。
圆明园风扇室平面图
圆明园风扇室风扇结构图
至乾隆十二年,当高宗偶见西洋画中的喷泉,便问郎世宁耶稣会士中是否有人可仿制,郎世宁便推荐了刚来京不久的蒋友仁,蒋友仁于是成为直接参与圆明园中西洋楼建筑景观中诸水法设计的耶稣会士,有研究认为蒋友仁是“圆明园中安装大水法的工匠,是新的喷水装饰的创造人,包括著名的水力钟。”
传教士蒋友仁画像
西传:传教士与东西方园林艺术互通
王致诚在他著名的《帝都来信》中,就经营布局、掇山理水、建筑式样、室内陈设、花木栽植以及园中活动等方面,详尽描述了他参与兴造的圆明园,并对其造园艺术及与西方园林,尤其是法国园林的差异进行了总结:
在他们的园林之内,一改常律,从艺术条条框框的桎梏中解脱开来,追求不规则的美感。他们完全遵循这一原则,他们在这里所要表现的是天然野趣、幽隐逸趣,而不是严整之宫殿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我还尚未在这壮阔的园林之中发现有任何两座小亭子是相雷同的,无论它们相隔多远。或许您会认为,他们是从别的国家习得了各种样式,或他们的营造都过于随意,所造园林之各部分并无甚关联。当您读至此处时,可能会倾向于想象这样的作品非常可笑,甚至有碍观瞻,殊不知当您身临其境地注视它们,您就会折服于这些不规则的艺术。所有绝佳的意境,都被精心营造,其美会渐次呈现。
西洋楼景区的建筑群较圆明园内其他区域相对密集,以集锦方式展示各种欧式楼、阁、亭、台、喷泉等建筑与园林景观的做法亦迥异于其他区域,区内栽植也如西欧般整齐划一。虽然满足了清代帝王对西方文明的猎奇心理,但整个景区的占地面积不超过整个圆明三园的2%,仅仅是以一个很小的局部来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尝试,艺术成就虽有限,却是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
圆明园西洋楼面积示意图(红色区域)
18世纪下半叶,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潮,它对欧洲人造园观念的转变及后世西方园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仿造中国园林的实践有个专门的语词:英中式园林。
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影响
一方面,传教士们在圆明园特定兴造活动中,以其特有的风格特征和技法融合,促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皇家园林内部,建造了长春园西洋楼景区;在欧洲,则促成了英中式园林的广泛传播。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中式宝塔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参与圆明园的造园活动,以其个人视角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做的解读和转述,加深了两种文化间的比照和互融,对东西方造园艺术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存在误读和想象,但传教士们深入参与、客观记录圆明园修造打开了西方世界从文化内部理解中国传统园林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文章来源]
《东来西传:传教士参与圆明园修造研究》
段建强 张桦
[编辑]
赵 磊
来源:圆明园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