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隋与高丽关系的演变

摘要：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丽。翌年，百万隋兵先后开赴辽东战场，一场倾集全国军力、民力和财力，不惜以国家命运为之一搏，并对东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空前战事揭开了序幕。

一、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起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丽。翌年，百万隋兵先后开赴辽东战场，一场倾集全国军力、民力和财力，不惜以国家命运为之一搏，并对东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空前战事揭开了序幕。

对于隋炀帝发动这场战争的背景、原因、目的和意义，自唐朝以来，众多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不断地从许多方面发表评论，进行研究。由于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直接导致隋王朝的倾覆，以隋为鉴的唐朝统治者便主要从如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等现实政治的角度，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遗责隋炀帝穷奢极欲和滥用民力。唐人的评论虽有其合理之处，但若以此来概括这场战争的起因，则无疑失之偏颇其实，唐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洞若观火。所以，他们在把战争的责任归究于隋炀帝个人的同时，却在实际上继承了隋朝对朝鲜的政策。

辽阳高句丽燕州山城，图片来自网络

唐人的评论，极大地左右了后人的研究，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建国以来，这种观点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岑仲勉先生便认为：隋炀帝征高丽“师出无名，无非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此一战役应列为侵略性战争。”[1]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归究于隋炀帝个人的领土扩张欲。这种观点混淆了国内政治同国际政治的区别，夸大了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中的选择自由和个人在国际政治上的作用，把对政治权力的运用视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不能阐明在东北亚地区各国间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进而揭示这场爆发战争的内在因素。

赵俪生、高昭两位先生认为，高丽“不仅具备人侵中国的可能，它还较之突厥更多地具备着于占领之后统治中国的可能。”[2]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与中国的关系，限于篇幅，难于详述。概言之，高丽向中国的扩张，主要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至鲜卑慕容氏屡次大破高丽之后，高丽向西北的扩张为北方民族所阻，转而向南拓展，而同百济和新罗尖锐冲突。至六世纪50年代，新罗占领汉江流域之后，三国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激烈，战火连年，更使得高丽无力向东北扩张。赵、高两位的见解忽视了朝鲜三国间的矛盾抗争，夸大了高丽人侵中国的可能与实力。

吉林通化集安高句丽丸都山城

近年来，对隋史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从正面重新评价隋炀帝及其内外政策的倾向。韩隆福先生认为，“隋征高丽的原因主要是高丽在东北扩张、企图控制东北民族以及不断侵扰边境，因而引起隋朝的自卫反击。”[3]这种观点颇难成立。因为自隋朝建立以来，高丽一直向隋朝朝贡，接受册封，仅在开皇十八年（589年），联合靺鞨侵人辽西。除此之外，整个隋代，未见高丽人侵的记载。至于同中国争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权，虽然触及到隋伐高丽的部分原因，但若用正义和非正义之类价值判断（valuejudgement）来代替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探讨，则转移了研究的方向而难以深人。

知事录：中古时期耶历6世纪到7世纪，辽海地区活跃着中国、突厥、高丽、扶余、靺鞨、契丹、室韦、库莫奚等国家或族群、部族的势力，其中中国、突厥、高丽为主要颉颃者，而靺鞨、契丹、室韦、库莫奚等则势力较弱，经常在中国、突厥、高丽几大势力之间摇摆，或附从一方以求保护，或联合一方抵御另一方的压制。齐、隋时期，高丽的外交政治、军事干预已经从辽东地区向西涉入辽西地区，渗入契丹的核心活动区，乃至于更远的草原，与突厥相颉颃，向南则干涉营幽一带的政治，以抵御中国势力向北的扩张。高丽崛起过程里，从汉末耶历1世纪就开始向辽东地区渗透，期间，与汉、汉之公孙氏、曹魏、晋等，围绕着辽东互有攻防，到3世纪，又与鲜卑之燕、魏等国家或部族势力相争辽东，各方互有胜败，高丽虽然被攻败多次，可是复兴极快，因此，辽东的天平逐渐倒向高丽，最后得以全据辽东，至隋唐时期未有大变化。不过，高丽自耶历4逐渐进据辽东到5世纪初全据辽东后，并没有主动入据辽西、南下中国的明显迹象，少数几次对辽西与幽燕地区的干涉、攻伐，更多是为了与中国势力争夺契丹等势力的控制权，扶持辽西-幽燕的势力对抗南方的中国，作为高丽与中国之间的缓冲，防御中国势力从辽西北进-东进，以捍卫既得的辽东利益。总体而言，高丽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很多人所说的“实力”因素），并没有积极向辽西扩张，更没有明显侵入中国的意图。在高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里，高丽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防御者，而不是主动的进攻者。当然，高丽在崛起的过程里，也奉行着扩张主义的政策，对辽海地区的扶余、靺鞨人群和活动区，都极力征服与控制，这也导致一些靺鞨人为摆脱高丽的控制而依附中国。正是高丽持续的扩张与征服运动，导致辽海地区的许多国家、部族倾向于寻找外部支持，以摆脱高丽的压抑，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外部国家/势力对辽海地区的干预、对高丽的征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隋、唐对高丽的征伐，都曾获得百济、新罗、部分靺鞨的支持。虽然这些国家/势力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可是也客观地有助于辽海地区的国家与部族能在大国的争竞中寻求自身的生存缝隙。

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辽河流域原属中国领土。所以，当强大的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势必要领土主权，此乃是隋伐高丽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研究隋朝为何不以此作为讨伐高丽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高丽虽无犯边的举动，但唐太宗照样讨伐高丽至唐高宗时期，唐朝已基本收复辽河流域，但还是坚持灭高丽的方针。由此可知，朝鲜问题远较犯边、领土争端等显而易见的表象更为深刻和复杂。

西岛定生先生把东亚视为一个完整的、自律的世界，用联系的观点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探讨东北亚各国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在东亚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此乃是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基轴。[4]同时还认为在六世纪后叶，北齐已经重新建立起了对东亚各国的册封体制，并为隋所继承。当这种国际关系格局受到高丽的挑战时，就引起了隋朝的强烈反应，因为“能否匡正外藩国对臣节的违反，决定着中国王朝自身的命运”。进一步从外交与内政的相互关系阐述隋炀帝征伐高丽的意义。但是，西岛氏过于注重理论上的阐述，试图用“册封体制”一种模式来完全说明复杂的东亚国际政治关系，致使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更多地注意册封的形式，而对各个时期册封关系表象下所掩藏的册封内涵的变化，分析得不够透彻注重了中国对构建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努力，而轻视了各国利用册封关系来保卫乃至发展自身利益的情况强调了中国制御东亚各国的一面，而未能深人研究怀柔的一面，对笼络、羁糜等形式与手段均未深人论述，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堀敏一先生深人研究了唐代的羁糜体制，指出隋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并不局限于册封体制，乃是根据各国的实力而呈现出多种关系形式，从而构成东亚国际关系体系，[5]别开生面，颇有启发。

笔者认为，北齐对朝鲜三国的册封形式重于内容，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从隋到唐高宗时代，中国同东亚各国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册封向实质上的臣属关系转变，隋伐高丽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汤因比提出，应以文明地区（civilizationalarea）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单位。[6]此见解也适合于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研究。因为东北亚确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世界，各国间的关系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整个东北亚的角度来考察隋与高丽的关系。不但要考察册封的形式，更要研究其实质、各国间势力的均衡与消长、国家利益直接与间接的冲突。而且，由于隋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唐朝所继承，所以还必须把隋唐两朝联系起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隋伐高丽的背景和原因为线索，对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作些不完全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分析，则留待另文阐述。

二、高保宁匀引外族作乱及其影响

隋伐高丽，自有其远因与近因，有些原因是直接的，有些则是间接的和隐蔽的。高保宁占据营州反抗周、隋对隋与高丽关系的微妙影响，就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丽问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高保宁是北齐后主武平末年（570-575年）任命的营州刺史，“夷夏重其威信”。[7]营州是北齐镇抚高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武帝建德六年（677年）灭北齐后，“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保宁不下，其余皆入周。”[8]周武帝曾遣使招安高保宁，但为其所拒。不仅如此，高保宁还上表投靠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劝其称帝，自己则成为高绍义政权的垂相。

高句丽壁画的具装骑士

宣政元年（578年）幽州人卢昌期及北齐遗臣起兵叛乱，占据范阳以迎高绍义。高绍义以得天所助，遂勾引突厥军队大举入侵。高保宁亦与之呼应，“帅夷、夏数万骑”，欲人寇范阳。”[9]此次叛乱为北周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后，高保宁退据和龙。大象二年（581年），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后，高保宁进一步投靠突厥。至开皇三年（583年）高保宁兵败被部下所杀为止，他连年勾引突厥人侵，给隋朝东北边境造成重大威胁。”[10]

知事录：周国侵灭齐国，齐国旧人反抗周国，力量不济而援引突厥势力。从周侵灭齐，到齐旧人引突厥军队入齐地，两者之间时间相差不远，大势犹未定，应该还算作齐人对周人的反抗，如何能够用“入侵”来表述之呢，公允一些，只能说是齐人引突厥军队与周国相抗、对抗。

笔者注意到，高保宁的屡次人侵，史书均明载其军队的组成情况。例如：《北齐书·高保宁传》载：建德六年，“周师将至邺，……保宁率晓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隋书·突厥传》载：开皇元年，突厥怨隋文帝待其礼薄，“会营州刺史高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资治通鉴》载：开皇二年五月，“高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分兵八道出塞反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保宁。……保宁奔契丹，为其魔下所杀。”

但是，唯独于宣政元年高保宁人寇时，《北齐书·高保宁传》和《资治通鉴》均记作：率“夷、夏数万骑”。是役，引突厥人侵者，史书明载为高绍义。那么，高保宁所率之“夷”究竟是何族军队呢此事颇值得深人研究。从上引诸条史料可知，高保宁统帅的外族军队有契丹和靺鞨，皆为东夷，故此处的“夷”有可能是契丹或靺鞨。但“夷”所指甚广，因此还有其它的可能。只是从中国的史书找不出其它有关的记载。

所幸的是，笔者在朝鲜的《三国史记·温达传》里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温达，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诸军乘胜奋进，大克。及论功，无不以温达为第一，王嘉叹之曰：“是吾女婿也。”

查周武帝时期，并无伐辽东之举。但是，《周书·突厥传》载：

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高祖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

《周书·宇文神举传》记载得更详细：

宣政元年，……高祖亲戎北伐，令神举与原国公姬愿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云阳，疾甚，乃班师。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擒之。

根据以上两条史料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确知周武帝于宣政元年五月亲总六军，分五道北伐。“旋因病重而停师。”[11]“当此之时，高绍义、高保宁、卢昌期等勾引人寇，宇文神举统帅的幽州道军遂奉诏继续北伐，击退乱军。故《三国史记》所谓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指的应该就是宇文神举继续北伐一事。

高句丽壁画的铠甲武士

这样，我们可以对高保宁统帅的“夷”军作进一步的分析。周隋之际，契丹和靺鞨均处于部落分立、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的状态。据《北史·契丹传》记载契丹“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靺鞨分为七部，与中国和高丽等国有密切关系的是南边的粟末部和白山部。《北史·勿吉传》记载：粟末部“胜兵数千”；白山部“胜兵并不过三千”。因此，即使有数部契丹和靺鞨响应高保宁，其兵力恐亦只有数千。就算再加上高保宁统帅的营州“夏”军，距史书所载的“夷、夏数万骑”，还有很大的差额。上引《三国史记》载，抗击周师的是高丽王亲自统帅的军队，先锋官是平冈王的女婿温达，故其军队必不在少数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1）周武帝讨伐东北叛军、统一北方时，高丽曾较大规模地卷人中国的内战，抵抗周军。

（2）高丽军队很可能是组成高保宁“夷、夏”联军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之相呼应的。

高保宁并不具有割据一方、与中原王朝抗衡的实力。周末隋初，之所以没有及时讨平高保宁，显然是顾虑到其背后的外族势力，所以不愿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然引起同外族的大规模战事。显而易见，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勾结，就构成对中国安全与统一的严重威胁。

就高丽而言，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机向西北的扩张，经过多次与曹魏和鲜卑慕容氏等几致亡国的生死大搏斗，方控制了辽河流城。占据辽河流域，对高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可以同其他国家争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其次，获得大量肥沃的农耕地，以补国内之不足，增强经济实力；复次，可以在此招降纳叛，招徕劳力，吸引人才，直接寻入中原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再次，利用辽河流域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屏落本国。历史一再证明，失去对辽河流域的控制，高丽便难于抵御来自北方的压力。因此，争夺辽河流域，乃是高丽重大利益之所在，驱使其在数百年间一有机会便不惜冒国家倾亡的危险，一再同中国或其他北方民族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当周武帝统一中原、平定高保宁反乱的军队逼近辽东之时，就同高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冲突。于是，“高丽便不顾其臣属于北周的名分”[12]，悍然动用武力抵御周师。这一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高丽抗击周师的目的虽然在于保护其在辽东的既得利益，并不表明其有意参与中国的内战，但是，从长期利益来说，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势必同高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高丽所不愿意看到，甚至试图加以阻止的；从眼前利益来说，需要借助外力来抵抗周师的高保宁，在客观上可以成为辽东的屏障。在这里，高丽同高保宁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

知事录：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中国势必同高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种必然性。统一的中国，未必就会与高丽直接发生利益冲突，是否发生利益冲突，还是要看中国与高丽之人的观念与利益认识，比如，高丽人是否有向西觊觎与攻略辽西之心之行，不再试图控制与征服那些不愿服从的势力，比如契丹、靺鞨等，还有中国人是否愿意平等对待周边各国各族，不将辽东视为自己必须争取的利益，而尊重高丽在辽东的利益，毕竟高丽已统有辽东两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也算是高丽的固有领土了。冲突是概然性的，要看双方怎么处理。如果双方都的利益认知，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所谓核心利益，而必须去建构边缘利益，比如中国想占据辽东而获得拱卫幽燕、华北的地缘优势，而高丽想占据辽西以获得拱卫辽东的屏障，那么双方的利益冲突就自然不可避免了，这种不可避免是由双方的利益认知造成的，人们往往把利益认知造成的结果，说成是什么国家关系、地缘关系、文化-地理单元之间的结构关系“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人心人力可为之事，当成人心人力之外的“因素”促发的“势必”之事。

第二、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外的册封徒有册封之名，少有臣属之实，并不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石。这种册封关系不能抑制国家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外交上纵横裨阂的手段。东亚的国际关系建立在势力与利益的竞争与均衡基础之上，亲疏分合，主要由实力的消长为转移。

对于中国来说，控制辽河流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不论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仅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首先，掌握东北，进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其国家，而且在抗衡势力已达到此地的强大的突厥时，无疑是断其右臂，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态势。当年汉武帝经略辽东和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需要；守则可以成为华北的安全保障，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自关中转移到华北之后，东北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其次，北周及其继承者隋是自关中统一中原的。因此，镇抚华北便成为决定新王朝命运的紧要课题。尤其是杨氏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北周政权，其正统地位屡受怀疑，且华北地区一再反抗隋中央政权”［13］，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隋朝安定华北之艰难。因此，若是在毗邻华北的东北地区存在与隋朝对立的政权，将成为华北反抗势力的依托，鼓励和增强分裂倾向，直接影响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安全。

知事录：古今关于这类“安全/生存空间的利益”说法，都差不多。罗马人、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争取“利益空间”“生存空间”的说法也是如此。比如，日本人说，为了捍卫日本本土的安全与利益，必须占有朝鲜半岛，避免俄国势力距离日本太近，占据了朝鲜半岛之后，为了捍卫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利益，就需要以辽海地区为屏障，需要发展外围、边缘利益，就有必要将俄国势力甚至逐出辽海地区，等到占据辽海地区之后，还远远不够，认为为了辽海地区的安全和利益，需要到达长城一线以作屏障，还不够，需要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不反日，才能确保日本在辽海地区抗拒苏联势力的南入，再后来，占据了华北华南大部分地区后还不够，觉得要捍卫已经获得的利益成果，打破欧美国家的封锁，必须继续南下，于是，就越过了镇南关，彻底将日本与欧美国家的关系激化。所谓“安全”的边界、边疆，总是会随着扩张的脚步而移动，如果不改变利益观念与认识，“安全”的边界、边疆，是没有止尽的。中原政权获得了幽燕，为了所谓的拱卫幽燕之安全，就想进据辽西，占据辽西往往又会面临着辽东势力的压力，因此，就有必要攻略辽东，获得了辽东，又会面临辽海北部地区不断迁徙往来的各种部族势力，于是又要制御这些部族，没有止尽，直到自己力量不能及为止。就像罗马的北部边疆一样，总以“安全屏障/空间”为理由北移。

高保宁据营州抗周，并引起周与高丽的军事对抗，早早地把东北问题摆到周及隋朝统治者的案头，使他们清醒地看透高丽接受中国的册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与国内分裂势力的勾结实是中国统一政权的心腹大患。要牢固统一全国，就必须彻底制服国外敌对势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高丽问题暴露出来后，新王朝执政不能不愤然想起东北乃至朝鲜曾是中国直接统治过的土地。显然，隋朝建立当初就对高丽深怀戒心，并密切注视其与北方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利益、政权的巩固与领土的主权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乃是对新王朝的统治能力、意志和手腕的严峻考验。

高句丽壁画的贵族出行

三、契丹、靺鞨问题

开皇元年（581年），杨氏篡周立隋，高丽迅速把握住这一转机，遣使赴隋，恢复自周宣政元年以来中断了的朝贡关系。隋文帝也机智地册封高丽威德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以打开四面受敌的局面。此后至开皇四年（584年），高丽年年入贡。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似乎云开雾散了。但实际上，新的一场争夺却在悄悄地展开。

辽河流域曾给高丽带来莫大的利益。百济在延兴二年（472年）给北魏孝文帝的上表中指出：高丽“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14]说的是曾被百济重创的高丽在太延元年（436年）甘冒与北魏和刘宋反目之险，接纳被北魏打败的北燕亡君冯弘及其军队、人户和大量军资等，因此再度强盛起来。回顾高丽兴盛的历史，可以说与北方人口大批流人密切相关。攻占乐浪、玄冤郡，兼并扶余族，使高丽颇具规模。四世纪前叶，高丽又先后招纳了晋平州刺史崔毖和匈奴宇文部等。[15]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说明要控制辽河流域，就必须征服东胡各族。五世纪后叶对契丹的争夺也反映了这一点。

契丹位于中国、高丽和突厥三大势力之间，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也决定了契丹从一开始便成为几大势力争夺的对象。北魏时，蠕蠕强盛，高丽便与蠕蠕合谋瓜分位于契丹西北地区的地豆于。《魏书·契丹传》载“太和三年（479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高丽征地豆于，实为假途灭虢之策。《隋书·契丹传》载：契丹“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貌河。”即是明证。

高丽企图侵吞契丹的结果，却是驱使契丹依附于中国。此后强大起来的突厥也卷人对契丹的争夺。《隋书·契丹传》载“其后为突厥所通，又以万家寄于高丽。”突厥势力的介入，遂在辽东与高丽发生武装冲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阳原王条载“七年（551年）秋九月，突厥来围新城，不克。移攻白岩城。王遣将军高给领兵一万拒克之，杀获一千余级。”突厥突然进攻高丽，显然与争夺契丹有很大关系。[16]结果，契丹分裂，部分并入突厥，部分依附高丽。契丹的向背关系到北齐北疆的安全据《北齐书·文宜纪》记载，天保四年（533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宜帝亲伐之，一路追讨到营州，夺回契丹大部。此后至568年，经常可以看到契丹向北齐朝贡的记载。但以后契丹的动向不明，直到前述高保宁叛乱时，才再见到契丹的记载一是建德六年高保宁率契丹军抗周，一是开皇三年高保宁兵败后欲奔契丹。估计在北齐末，契丹又背离了中国。

隋朝建立之初，四面皆敌。内乱姑且不论，外敌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朝。隋文帝虽无力经略辽东，却不露声色地为将来布局。当开皇四年（584年）契丹重见于史籍时，《隋书·高祖上》说“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九月，契丹内附。”翌年“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隋书·契丹传》亦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渴。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圈，顿顺谢罪。”十分明显，隋文帝对东北的战略从契丹落子，到开皇四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多国势力的介人和争夺，契丹内部尖锐对立，内战不已。隋朝招抚契丹各部的工作虽然扎扎实实地进展，但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在上述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开皇四年发生的变化。

如前所述，隋朝建立后，高丽年年入贡。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入朝的情况为开皇元年一次；二年两次；三年多达三次；四年一次。此后，高丽突然停止向隋朝贡，转而遣使到陈朝，两国关系趋于恶化。必须指出，朝贡次数并不表明关系的亲疏，过于频繁的往来，反倒让人觉得其中必有重要交涉。笔者推测至少有三个交涉问题，第一是高保宁问题；第二是突厥问题；第三是契丹问题。开皇三年高丽三次入朝，必与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和高保宁有关。是年突厥败北，高保宁被诛。翌年，契丹转向隋朝，整个东北的势力平衡完全改观，高丽的对外战略遭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契丹倒向隋朝，使高丽必须直接面对强大的隋朝，犹如锋芒在背，令其不寒而栗。于是，在契丹内附隋朝后，高丽旋改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争夺契丹，一方面结纳陈朝、潜通突厥，谋才新的势力均衡。

知事录：是不是“贡”，都是很自我的说法。很多时候是把礼尚往来的“礼”当成了“贡”，很多时候又把贸易诉求当成了“朝贡”。

开皇六年（586）以后，《隋书·契丹传》接着记载道：“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领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契丹别部背高丽归附隋朝一事发生在哪年，史无详载。从记述上看，当在开皇六年至末年之间。笔者以为最有可能发生在开皇十七年（597年）。首先，隋文帝于平陈后的开皇十年（590年）恫吓高丽王朝贡。”[17]紧接着两年，高丽入朝，时间均在正月，显为朝贺之礼。以后至开皇十七年，高丽才再入朝，时间在五月，”[18]明显是有事交涉。估计交涉破裂，所以隋文帝下玺书严厉谴责高丽。其次，隋文帝在玺书里列数高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所谓“固禁”，就是以强力拘束。

以上分析表明，开皇十七年，隋与高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从隋文帝玺书透露的消息来看，这场危机便是契丹背离高丽投向隋朝引起的。也就是高丽同隋争夺契丹彻底失败，连依附于自己的契丹别部也倒向了隋朝。这场争夺相当激烈，以致高丽使用强力“固禁契丹”，而隋文帝则向高丽下达最后通碟式的玺书。契丹问题把双方的关系推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高丽有点不知所措，失去冷静，遂于开皇十八年联合靺鞨入侵辽西，首先开启战端，意图挽回局面，向前推进防御战线。这样不啻是宣告高丽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均告失败隋朝更有充分的理由堂堂正正地出兵辽东，彻底解决朝鲜问题，重建东亚国际政治秩序。

隋与高丽争夺东北的另一方面，便是靺鞨问题。

靺鞨在高丽东北，分布颇广，在隋代分为七部，不相统属，与中国和朝鲜均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北齐时，靺鞨频来朝贡。隋朝建立后，文帝就积极招抚之.开皇元年，即见其酋长来贡方物。[19]《隋书·靺鞨传》说：“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日‘……肤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联如父。’对日‘·一愿得长为奴仆也。’”亦即在开皇初年，靺鞨已同隋朝建立起君臣服属关系。其后在开皇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年，均见其朝贡。”[20]至炀帝时，靺鞨与隋的关系更加紧密。大业初，其“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21]不仅如此，靺鞨甚至与隋结成军事同盟，积极帮助隋朝在东北地区伸张势力。在契丹问题上，文帝利用其与契丹的矛盾，收渔翁之利。在对付高丽时，炀帝先是利用其军队经常骚扰高丽，“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更是直接使用其军队与高丽作战。[22]

金善显认为，至辽东之役，炀帝成功地臣服了靺鞨。如前所述，其实文帝时就已臣服了靺鞨。关键的是，隋朝臣服的是整个靺鞨，或是其一部。这里表现出靺鞨问题的复杂性。

在靺鞨里，直接与中国和朝鲜有关者，主要为其粟末部和白山部。[23]《隋书·靺鞨传》说：“其一号杰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实际上，靺鞨与高丽敌对，其来已久。《魏书·勿吉传》记载，靺鞨在北魏太和初年来朝。“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此即是明证。

笔者认为，隋朝充分利用靺鞨各部不相统属和粟未部与高丽的矛盾，早早地争取到粟末部依附于己，并共同对付高丽。在《隋书》里见到与高丽为敌之靺鞨，应该都是指粟末部。以上推测，可以在唐人的著作里得到证实。《通典·州郡八》归德郡燕州条载：“隋文帝时，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长，率数千人，举部落内附，处之柳城，燕郡之北。”所以，隋朝臣服的应只是粟末部。这样便不难对开皇十八年高丽与靺鞨联合寇辽西一事作出合理的解释。即高丽所统帅的是靺鞨白山部。《两唐书·北狄传》均明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

历史上，高丽贯于使用靺鞨兵对外作战，其用于对百济和新罗作战的事例，频见于《三国史记》。而对隋和唐朝的作战亦是众所周知的。不难看出，隋朝和高丽都在积极地争取靺鞨。显然，隋朝的努力不像对契丹那样顺利，除了拉拢到原就与高丽对立的粟末部外，一直未能打破高丽与白山部的联盟。无怪乎隋文帝和炀帝在声讨高丽的诏书中都对此表示愤怒。

高丽在东胡族里的影响不容小舰。《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反映出高丽利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在东胡各族里的影响，而这正是隋朝所不能容忍的。争取东胡族，说到底就是争取对该地区的控制。这不仅关系到隋和高丽双方的国防安全，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双方势力的消长。

对隋而言，争取东胡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阻断高丽与突厥的联系，以利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相反地，高丽虽无力单独与隋朝对抗，但若使其争得东胡族，就会在东北形成一个与隋相抗衡的势力圈，进而同北方的突厥沆瀣一气。这样，不仅臣服高丽的区域性目标难以实现，甚至隋朝在世界的地位及其重建国际关系秩序的战略都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无庸置疑，隋与高丽在争取东胡族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争取契丹和靺鞨，是隋实现上述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方面。

知事录：高丽在辽海地区的影响可谓深远，自成一朝贡体系，而形成的文化、历史影响力波及千年，后世的渤海、王氏高丽、契丹辽、女真金等，莫不受高丽的影响，于辽海地区形成了一种“高丽”传统，犹如“华夏”“中华”传统一般，只是范围更小、影响更小而已。

四、势力均衡的变动与隋朝的战略目标

隋朝建立后，东亚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由多级间的势力均衡向以隋为中心的一元化国际关系转变的趋势。开皇三年，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等臣服于隋。契丹也纷纷内附，周边的国家均感受到隋朝的强大压力。于是，从开皇四年起，高丽转而向陈朝朝贡，同时加紧同突厥联系，一个弱国联合抗衡强隋的微妙变化也在进行。这里可以看到两股力，在作相反方向的运动。

隋朝为了彻底结束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故大大提高了中央集权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则以汉帝国自许，[24]要建立起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可以说，其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长，同样表现为权力的集中。应当指出，国际关系里的权力集中，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对权力的追求。在这里，权力集中是为了提高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隋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和与之协调适应的国际关系。隋朝的对外政策是现实的，不是出于权力欲的冲动。这一点常常被批评隋炀帝好大喜功者所混淆。

知事录：统治者首先的目的是满足自己最紧要的权力欲望，为了满足这样的权力欲望而实行集权，而不是为了结束三百多年的分裂，才有目的地进行中央集权。即使统治者具有结束三百多年分裂的目标，这种目标也是次要的，也是附从于统治者更为切身的利益之后的目标。

另一方面，高丽、突厥和陈朝的联合，无疑是为了抵抗隋朝的国际战略，保持势力的均衡，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这种联合，表现出国际社会结构上普遍存在的趋向，即权力的分散。

高丽的新动向是对南北朝以来中国向邻国册封关系的检验。南北朝时期，高丽同时接受南北两朝的册封。就北朝而言，自魏世祖册封高丽王以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屡屡见到高丽未守“臣节”的记载。仅就《魏书·高句丽传》而言，魏世祖时，高丽公然接纳被北魏追讨的北燕冯弘君臣，几乎酿成双方的武力对抗；显祖时，拒绝送女入宫；高祖时，又拒绝送世子入朝参加郊丘之礼。拒绝联姻和送质子，是对“臣节”的严重违反，表明高丽不向北魏屈服的态度。世宗时，高丽不仅未备朝贡礼品，甚至还推诱责任于勿吉和百济，借机挑拨北魏与这两国的关系，受到世宗的斥责。西岛定生氏认为，在六世纪，高丽对中国的外交侧重于北朝，至六世纪后叶，形成以北齐为中心的东亚册封体制。

知事录：高丽人做得好。生而为人，因势力与实力而低头情有可原，可是如果甘愿忍受不平等之地位、强制索取之屈辱，那有什么可赞扬的呢。虽然高丽也奉行类似中华帝国主义那样的霸权，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华帝国主义的霸权就应该被赞许，而应该一并批判之。

然而，在文献记载上完全看不出这种倾向。仅就北齐时代而言，高丽向北齐朝贡六次，而向陈朝的朝贡也是六次包括一次册封。［25］统计数字毋宁表明高丽保持着对南北朝的均等外交。所以很难说存在着以北齐为中心的东亚册封体制。

高丽同南朝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其使节屡至南朝。甚至在其使臣被北魏俘获而受到严厉谴责后也不曾中断这种来往。不仅如此，高丽同南朝还有着实质性的互助关系。宋文帝伐魏时，高丽献马八百匹，直接支援其军事行动。［26］高丽对南北朝的两面外交，无疑是中国“远交近攻”外交策略的翻版。它用南朝来制约北朝，谋得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西岛氏把北齐实现对三韩的册封视为其册封体制的完成，这种见解过于注重表面形式。任何国家的外交决不是为了获得虚饰的权力声誉。百济就曾向北魏上表，揭露高丽是“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27］实是对高丽与北朝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北朝对高丽贰于南北之间的情况了如指掌，只是南北皆受制于外敌，心余力细，无可奈何，只能尽量保持表面上的册封关系，笼络高丽不致为害。［28］这种册封关系，实是笼络性质的权宜之计。

高丽同中国的关系，如其形成的关系，正是高丽于开皇四年之后联陈抗隋政策的基础。《隋书·高丽传》说，高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致使两国关系直转急下。高丽王所惧，除了隋平陈打破了东亚国际间的势力均衡外，其立即大规模备战，不正从侧面反映出高丽与陈之间存在着对隋的战略同盟，因而害怕受到隋的攻击。

高丽与突厥之间，在共同对付隋朝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岑仲勉氏通过对突厥文阙特勤碑的研究，指出突厥强盛时常与高丽结好及聘使往来。［29］开皇三年，隋文帝北伐，突厥兵败称臣，但其内心实怀再起之志。［30］处于相同的困境，高丽开始潜通突厥。此过程限于史料而难究其详，但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发现高丽使节［31］表明高丽与突厥在炀帝抵达前要共商对策，进而说明其潜相沟通的关系非止一日。

开皇四年以后，高丽的种种动向，引起隋朝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与突厥潜通，更引起隋朝的高度替惕和优虑。炀帝启民帐内警告高丽使者时特地明言：“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32］就是想突出隋与突厥的紧密关系，粉碎高丽企图与突厥联盟的念头。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是对隋朝对外战略的严重威胁，遂成为隋朝再伐高丽的直接原因。

引起隋朝与高丽激烈冲突的另一个方面，来自三韩间的相互战争。朝鲜三国中，高丽最为强盛，并不断向南扩张。隋立之后，百济和新罗都向隋朝朝贡，接受册封，成为隋的封臣。因此高丽进攻百济和新罗，不窗是蔑视隋与这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向隋朝国际关系秩序的挑战。唐太宗劝谕高丽勿攻新罗未果，曾是唐伐高丽的重要原因。可见藩国间不得相互侵伐，是守“臣节”的重要内容。隋朝一再怒斥高丽不守臣节，同样应该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面对高丽的攻势，百济和新罗都一再向隋朝求援，请伐高丽。［33］对此，隋若坐视不救，就将威信扫地，国际关系秩序无存。三朝间的冲突，同样表明高丽是隋制驭东亚的一大障碍。

大业三年，隋朝君臣曾就高丽问题进行讨论，裴矩列举两大理由，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二是高丽不臣［34］，力主伐之。裴矩于此提出了领土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隋文帝和炀帝声讨高丽的诏书中，却只字不提领土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略作探讨。无庸赘言，辽东原为中国领土。但自晋末中原丧乱之后，高丽不断向西北扩张，辽东几度易手，至鲜卑慕容氏衰落后，辽东就长期控制在高丽手中。后燕曾封高丽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北魏则封高丽王为辽东郡开国公。以后至隋代各朝皆沿袭此封无改。南朝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任命高丽王为都督营州诸军事；宋武帝时，增督平州诸军事，以后各代亦相沿不变。［35］也就是南北各朝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高丽对辽东的实际占领。

所以，辽东领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颇为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南北各朝对高丽实际控制区域的承认是有先决条件的，是以册封为前提的。也就是把高丽王作为中国皇帝的属臣而允许其对辖区的管理，并不意味着领土主权的出让。因此，如果臣属关系的前提条件发生动摇，领土问题就自然摆到桌面上来。事实上，在隋唐两代，辽东领土问题一直都是和高丽不臣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来的。隋朝讨伐高丽的诏书里未提及辽东领土，正表明隋朝统治者是从建立国际关系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领土问题的。换言之，辽东领土问题自是隋伐高丽的内在原因之一，但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高丽不臣造成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面，对隋朝的国际关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只要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领土间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正如隋炀帝在出师时宜称：“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36］表明了隋朝解决高丽问题的方针。

五、胜利者的挽歌

大业年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大业七年，炀帝下诏讨伐高丽，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

翌年，113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却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而掩盖了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用意。

首先，出兵的规模远远超出了隋朝常备军总数。根据浅见直一郎氏的研究［37］，隋代府兵的最高征调数不超过60万。因此，隋炀帝此次出兵无疑动员了全国所有能征调的军力、民力，倾巢而出。

其次，府兵不足，使得军队的大部分由募兵组成。而这些募兵是平时根本未受军事训练的民丁，其战斗力大成间题。

再次，高丽全盛时的兵力不过30万，［38］而隋炀帝却动员百万大军讨伐之，实在过于夸张，非但无此必要，而且只会增加后勤负担。

最后，大军远征，利在速战和野战，隋兵部尚书段文振就曾向炀帝指明了这一点，但隋炀帝的诸般部署却都反其道而行之。

隋炀帝曾任平陈军统帅，不能说他不谙军事。这样就不能不问如此大肆铺张却又不合兵理的出兵，究竟有何用意。

首先，笔者注意到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日：‘汉武出关族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毫无疑问，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资治通鉴》大业八年二月条载：炀帝“引易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39］易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与之一起从征辽东的还有其弟阅达设及特勤大奈。［40］前述靺鞨渠帅度地稽亦率部从征高丽。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人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诚心悦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丽，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摄行动。

其次，十分明显，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这一点，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41］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就是明证。第二，隋炀帝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42］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第三，前述段文振上表提醒隋炀帝“但夷狄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速受。”这决不是无的放矢，反映出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丽的方针。身居决策上层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性，才深相劝戒。

韩国影视里，高丽军队具装武士装备齐全，而唐军很多部队带有草原色彩，这其实很符合历史，历史上确实很多草原部队随唐军出征。很多中国网友认为高丽属于半农业半渔猎的落后国家，怎么军队装备那么齐全，这其实是对高丽的刻板印象，实际上的高丽是处处坚城与坚兵利甲颇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隋军诸多不合兵理的行动做出合理的解释亦即隋炀帝征伐辽东，是一次威慑行动，目的在于压服高丽，展慑各国。空前规模的出兵，很可能是有惩于隋文帝时单纯以军事手段讨伐高丽而遭到失败的教训，想通过威吓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出兵的政治意义要多于军事意义。隋炀帝满心以为高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前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助兴，遂演成了一出遗笑天下的大闹剧。可以说，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丽，是以军事手段进行的政治大赌博。

知事录：威慑是真，欲攻伐征战也是真，岂有单纯耀兵而不准备攻伐作战的道理，无非是颟顸自大，耗费万民，虐民虐军，最后攻伐失败了而已。中国人还不如起义，不去辽东浪死，乃至于与高丽人联合，一起反对隋国统治集团的爆兵，也比被隋国统治集团送去当炮灰强。

隋朝的对外政策，无疑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冷静而现实，并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在东北亚，隋朝阻止了高丽勾结突厥的企图，争取靺鞨，招抚契丹，吸引百济和新罗，成功地孤立了高丽，在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为臣服高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正由于这些胜利，使隋炀帝低估了高丽拚死抵抗的顽强意志，招致一系列的军事失误，前功尽弃，遂奏成胜利者的挽歌。

以上我们以隋伐高丽的原因和背景为线索，探讨了隋与高丽的国际政治关系。通过分析不难看出，隋与高丽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短期和长期、区域性和全局性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背后，是两国在辽东地区的利益冲突，最深刻的原因是隋以汉帝国自许，要彻底消除致使中国数百年内乱的外部原因，构筑起以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重建世界性的大帝国。因而同高丽伺机西进的政策发生根本冲突。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中国向东亚各国的册封，形式重于内容，更多地表现为笼络利用的话，那么，隋朝的对外政策则是要追求权力的实质。这便是中国对外“册封体制”在隋代发生的根本变化，并为唐朝所继承和实现。

知事录：唐国继承隋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高丽政策，结果徒然消耗中国资源与子弟去灭亡高丽，又无力消化高丽的遗产、压服高丽的反抗，最后不过是给新罗、渤海做了嫁妆，而契丹的东方也少了一压力，更渐渐勃兴起来，反观唐国，攻伐高丽损耗国力、民力，当面临西面吐蕃扩张之时，就显得十分乏力，屡屡吃败仗。这种东西攻略的局面，使唐国颇显捉襟见肘，攻灭高丽后不久，势力就收缩为从辽东到辽西的狭窄一线，而高丽旧土，南部为新罗所得，东部北部大部分为渤海国所得，渤海国立国距离高丽灭亡不过30多年，基本上继承了高丽的主要遗产，包括领土、人口、文化、政治传统等，俨然又是一个“高丽”，且确实也被当时人称为“高丽”，比如日本人就常常将渤海国称为“高丽”。

〔1〕〔2〕〔29〕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71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一版。

〔3〕韩隆福：《隋炀帝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4〕西岛定生：a、《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初版；b、《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初版。

〔5〕堀敏一：《东亚前近代史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学研究》276，1963年。《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同上281，1963年。《关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史学会报告听后感—》，同上286,1964年。《隋代东亚的国际关系》，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甘界》，汲古书院，1979年版。

〔6〕AmoldJ.Toynbee，AStudyofIlistory，LondonNewYorkToronto1956。

〔7〕《北齐书·高保宁传》。

〔8〕《资治通鉴》陈宜帝太建九年。

〔9〕《北齐书·高保宁传》，《周书·宇丈神举传》，《资治通鉴》陈宜帝太建十年。

〔10〕《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二、十三、十四、至德元年，《隋书·突厥传》。

〔11〕《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年五月条记作“诏停诸军”。

〔12〕高丽在北朝东西对立时期，同时接受东西两朝的册封。其向西魏和北周朝贡，见于记载者有：1、“涟五世孙成，大统十二年，遗使献其方物。”2、“建德六年，汤又遗便来贡，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周书·高丽传》）此事又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平原王十九年条。此后至隋开立元年，未见高丽入朝，或与其抗击周师有关。

〔13〕参阅拙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夏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人民大学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店史》1987年第7期。

〔14〕《魏书·百济传》。

〔15〕冯弘奔高丽，见于《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高丽攻取乐浪、玄菟郡及招纳崔毖，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匈奴宇文部奔高丽，见于《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建国八年，晃伐逸豆归，……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并参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

〔16〕金善昱《隋店时代中韩关系研究——以政治、军事诸问题为中心》（台清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73年，未发表）认为，是年突厥进攻高丽乃是因为争夺契丹所引起的，颇有见地。但金氏认为，开皇四年以前，隋无遑争夺契丹。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开皇四年的契丹内附，正说明隋在此之前就已开始介入对契丹的控制。在靺鞨问题上，笔者亦与金氏的见解不同，详见正文，不再出注。

〔17〕《隋书》及《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开立十七年（公元597年），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则系于平原王三十二年（公元590年），当是。

〔1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隋书·高祖下》。

〔19〕〔20〕《隋书·高祖上》。

〔21〕〔22〕《隋书·靺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作：“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北史·勿吉传》作：“炀帝初，与高丽战，……”《北史》的标点，意思比较清趁但此句的主语不明，且大业初年未见隋与高丽交战的记载，故《通曲》卷186《勿吉》将此句省略为“炀帝初，其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笔者以为，《隋书》所载“与高丽战”的主语应是靺鞨。

〔23〕同上载：“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

〔24〕典型的例子，如《资治通姜》大业三年八月条记载，隋炀帝巡视突厥，于启民帐内赋诗：“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知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25〕西岛氏的见解，见（4）a。高丽向北齐朝贡的年代为：天保元年、二年、六年、河清三年、天统元年、武平四年。（《北齐书》帝纪）向陈朝朝贡的年代为：天嘉二年、三年（册封）、七年、太建二年、三年、六年。（《陈书》帝纪）

〔26〕参见《南史·高句丽传》

〔27〕《魏书·百济传》.当时人对此也看得很清楚，如《南齐书·高丽传》就指出，高丽“亦使魏虏，然强盛不受制。”

〔28〕北朝对高丽的态度，在魏显祖答百济的诏书里即可见基一斑。《魏书·百济传》所载诏书说：“每欲陵威东极，悬旌城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风于远服。良由高丽即叙，未及卜征。……”

〔30〕突厥必将再度为害这一点，隋朝的政治家早有明察。《资治通鉴大业三年七月条载“（高）颖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也同样指出，突厥“异日必为国患”。（同上书大业八年二月）

〔31〕〔32〕〔34〕《资治通鉴》大业六年。

〔33〕百济请伐高丽，见《隋书·百济传》。新罗向隋求援，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真平王三十年：“王患高句丽屡侵封疆，欲请隋兵以征高句丽，命圆光修乞师表。”

〔35〕参照《北史·高句丽传》、《魏书·高句丽传》、《南史·高句丽传》。

〔36〕《隋书·炀帝上》。

〔37〕《炀帝首次讨伐高句丽的远征军一一其规模与兵种——》，《东洋史研究》44-1，1985年。文章指出：1、隋军112万3千8百人的记载基本可信；2、隋代府兵总数不超过60万人；3、隋军大半为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