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回老家那天,正赶上村委会广播又在播县里来的通知,声音嘶哑得像是这喇叭用了二十年没换过。确实也是二十年没换过,我上初中时就是这个声音。
村里拆迁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已有大半年。
我回老家那天,正赶上村委会广播又在播县里来的通知,声音嘶哑得像是这喇叭用了二十年没换过。确实也是二十年没换过,我上初中时就是这个声音。
“预备拆迁户注意,明天下午两点在村委会开会讨论补偿方案,请各家派代表参加…”
我推着自行车从祠堂那条路过,看见刘会计站在他家门口,嘴里叼着根烟,手上拿着个牛皮纸袋,正跟几个老头子说着什么。那条路两边种的法国梧桐,沿着墙根儿长得又高又直,树干上的浅灰色斑驳像是老人脸上的褶皱。
“老邱家那儿咋样了?”我问。
刘会计看见我,把烟头在墙上摁灭,冲我点点头,眼神微妙地朝老邱家的方向瞟了一眼。
“还那样呗。”他说,“全村就剩他一户不肯签字。”
老邱是我大伯,年轻时在铁路局上班,因为一次事故腿落下残疾,提前退休回村养老。大伯的老宅是我们村最老的几栋房子之一,砖木结构,青瓦屋顶,前面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歪脖子石榴树,年年结果却酸得没法吃。
“他儿子签不签得了?”我随口问。
刘会计摇摇头:“你不知道吧?他儿子都多久没回来了。前年过年,老邱不是不让卖房子嘛,他儿子跟他吵了一架,说断绝关系,这两年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我”哦”了一声,又问了句老邱身体怎么样,推车继续往前走。
后来去大伯家的路上,我路过了新修的水泥路。路边的农田已经荒了,插着红色的标志桩,写着”征地范围,禁止耕种”。有个老太太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把生了锈的剪刀,正在剪路边的野草,旁边放着个编织袋,已经装了半袋。
“大娘,这是干嘛呢?”我停下车问。
“割草喂兔子。”她头也不抬地说,“反正这地也不让种了,草长得倒挺好。”
老太太的身后,几栋七八层的小区楼房已经拔地而起,晾衣架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风里摇晃。这是县里开发商盖的第一批安置房,据说村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搬进去了。
大伯家的老宅在村西头,离村口不远。他家门前那条路常年泥泞,下雨时更是寸步难行。现在路边停了两辆挖掘机,黄色的铁臂像是两只巨大的怪兽,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片将要被吞噬的土地。
大伯家的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听见里面传来拖鞋拍打地面的声音。
“谁啊?”
“大伯,是我。”
门开了,大伯站在门口,身上套着件发旧的蓝格子衬衫,袖口和领子都磨得泛白。他瘦得厉害,脸颊凹陷,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一直延伸到下巴。见是我,他眼睛一亮,脸上露出笑容。
“回来了?快进来坐。”
大伯的院子比我记忆中的小了许多。石榴树依然斜斜地倚在墙角,树下摆着个生了锈的脸盆,里面养着几尾红鲤鱼,水面漂着几片树叶。院子的角落堆着些木料和工具,有把锯子放在凳子上,旁边是半块磨砂玻璃,上面还贴着出厂时的塑料膜。
“你这是要修东西?”我问。
大伯点点头:“窗户坏了,自己修一下。”
他没解释为什么要在房子即将拆除的时候还修窗户。
屋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电视柜上摆着块红木面板的座钟,时针和分针都停在了某个不知道的时刻,也不知道停了多久。柜子上落了层薄灰,大伯看见我注意到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用袖子擦了擦。
“最近腿不好,打扫得少了。”他说。
桌上放着半杯冷掉的茶,还有份《县城日报》,第一版是关于城市发展和拆迁的报道,配了张县长剪彩的照片,角落里刚好能看到我们村的安置房。
“你吃饭没?”大伯问,已经往厨房走去,“我煮点面条。”
“吃过了。”我连忙说。
大伯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从柜子里拿出挂面,又从冰箱里取出半根黄瓜和一个西红柿。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他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已经泛黄,四角都卷起来了,但他舍不得换下来。
我注意到厨房墙上挂着日历,还停留在2018年,左下角写着当地建材店的名字和电话。日历上那天被红笔画了个圈,我知道那是大伯儿子最后一次回家的日子。
“听说拆迁的事……”我犹豫着该不该问。
“说吧,是不是他们让你来劝我的?”大伯切黄瓜的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切,声音很轻。
“没有,我是正好回来看看您。”
“我知道全村人都在说我固执。”大伯把切好的黄瓜倒进碗里,“那小子也是,一点都不懂事。”
他说话的时候,厨房的小窗户外面有只麻雀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他们给的钱不少,还有一套安置房。”我试探着说。
大伯摇摇头:“不是钱的事。”
他端着面走出厨房,碗里飘着葱花和切得细碎的香菜,香气扑鼻。即使我说了吃过,他还是习惯性地准备了两副碗筷。
我们坐下后,大伯夹了块黄瓜放进我碗里。
“你记不记得你爷爷?”他突然问。
我点点头。爷爷在我十岁那年去世,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他总是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个烟袋锅子,一磕一磕地把烟灰磕在地上。
“这房子是你爷爷亲手盖的。”大伯说,“那时候他刚从前线回来,身上还带着伤,硬是一砖一瓦地把房子建起来。”
他的眼神飘向窗外,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前的场景。
“这个院子里,你爷爷种过桃树、杏树,后来都死了,就剩这棵石榴树活下来了。他说石榴树结的果多,象征着子孙满堂。”
我低头吃面,不知该如何接话。
“那年你爷爷走的时候,躺在这屋子里,抓着我的手说,房子留着,别卖,是祖宗留下的根。”大伯的声音有些哽咽,“你大哥不懂这个。”
窗外传来挖掘机的轰鸣声,大伯的手抖了一下,碗里的汤洒出来几滴在桌子上。
“可是……”我想说现在已经不同了,村里人都往县城搬,老房子确实留不住了。
大伯摆摆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年轻人,都觉得我这老头子不懂事,守着这破房子有什么用。”
他放下筷子,从裤兜里掏出烟,是那种最便宜的红梅,一包七块钱。他抽出一根,在桌子上磕了磕,灵巧地点燃。
“说实话,这房子拆了也好。”他突然说,我愣了一下。“就是那小子太混账,拿这事跟我闹,还说什么断绝关系。”
烟雾在我们之间升起,模糊了他的脸。大伯的目光落在墙上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上,照片里的他还很年轻,笑容灿烂,怀里抱着才几岁的儿子。
“房子不过是个房子,”他叹了口气,“哪有亲情重要。”
我这才明白,大伯坚持不拆,早已不是为了房子本身。
吃完面,大伯带我去看了他亲手种的菜园。虽然已经满是杂草,但角落里还有几颗茄子和辣椒,顽强地生长着。菜地旁边立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预备拆迁区域”,红漆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
“明天就要来拆了。”大伯说,“刘会计上午来,说是给最后通牒。”
“那您…”
“我签了。”大伯平静地说,“昨天晚上签的。”
我惊讶地看着他。
“签了也不走,”他笑了笑,“等他们挖土机开到门口,我再走不迟。”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呢?”
大伯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远处的安置房,目光复杂。
第二天一早,我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推开窗看,村里的人都朝我大伯家的方向走去。我匆忙穿好衣服下楼,顺着人流往前走。
大伯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县里的几个干部和开发商的人也在,还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挖掘机就停在院子外面,黄色的铲斗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大伯站在门口,腰板挺得笔直。他换了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这是他最郑重的着装,平时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穿。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木盒子,大概有鞋盒那么大,上面雕刻着简单的花纹。
“老邱,你签都签了,就别再闹了。”刘会计走上前劝道。
“我不闹,只是有些话要说。”大伯的声音很平静,“我儿子来了没有?”
刘会计尴尬地摇摇头:“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在外地,赶不回来。”
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着,说老邱这是在耍花样,明明签了协议又来这一出。
“各位乡亲,我老邱今天不是来阻拦拆迁的。”大伯提高了声音,“房子是拆定了,我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盒子打开。”
人群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木盒上。
大伯的手有些颤抖,慢慢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张,最上面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军人的黑白照。
“这是我父亲,你们很多人的爷爷辈,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伯举起照片给大家看,“他带着伤立功回来,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这个家。”
他又从盒子里拿出一张纸,是一封信,信纸已经发脆,边缘微微泛黄。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信,他说这房子见证了我们家的苦难和希望,是我们的根。”
大伯的声音哽咽了一下,但他很快又控制住了情绪。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守着这个家,不是因为这几间破房子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我们家的历史和记忆。”
他从盒子底层拿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是一本军功证书,上面的印章已经模糊,但仍能看出”三等功”的字样。
“我父亲的功劳簿,还有他的军功章。”大伯又拿出一枚铜质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些东西,我一直想亲手交给我儿子,告诉他我们家的故事和荣耀。”
人群中有人低声啜泣起来。
“但是他太着急了,”大伯摇摇头,“以为我是舍不得钱,其实我只是想等他回来,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他,让他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这时,一个年轻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爸…”
人群自动分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到前面。大伯的儿子邱明回来了,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手里拎着行李箱,脸上带着疲惫和愧疚。
大伯愣住了,手中的盒子差点掉在地上。
“你…你不是说赶不回来吗?”他颤抖着问。
“我昨晚连夜赶回来的,”邱明说,“刘叔告诉我你签字了。”
父子两人站在那里,谁都没有先迈出那一步。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后是大伯先开口:“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他把盒子递给儿子:“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我一直想给你看看。”
邱明接过盒子,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里面的内容,眼睛湿润了:“爸,我不知道这些…我以为您只是…”
“我知道你不知道,”大伯打断他,“所以我一直等你回来。”
拆迁工作仍在进行,但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大伯和儿子坐在石榴树下,翻看着盒子里的老照片和信件。我听见大伯在给儿子讲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家族故事,关于爷爷如何在战场上救了战友,如何带着伤回乡建房…
一个小时后,挖掘机的轰鸣声响起,巨大的铲斗缓缓抬起,朝着那座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宅压去。砖瓦碎裂的声音中,大伯和儿子站在安全距离外,肩并肩地望着。
“走吧,”大伯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家不在这里,家在人心里。”
他们转身离开,大伯的脚步虽然蹒跚,但背影却挺拔得像棵青松。
房子终究会倒,但根不会断。在废墟尘埃飞扬的背后,那个小小的木盒子里,承载着比砖瓦更坚固的东西。
日落时分,我离开村子准备回城。路过安置小区时,看见大伯和儿子站在一户新房的阳台上。大伯正在往阳台的花盆里种什么东西,细看才发现,是从老宅院子里挖来的那棵石榴树的幼苗。
它会活下来的,我想。就像大伯所说,根,不在土里,在心里。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