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放眼全国，公共场所禁烟的问题，始终是个文明与规则的拉锯战，是在二手烟危害和人性化管理之间微妙变换的平衡术。公共场所吸烟问题，极易衍生出公德、文明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2024年12月，女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出面制止一位男士吸烟，却反被抢走手机，饭碗里被扔烟头

总是走在文明前沿的上海，开始对街头吸烟动手。

3月中旬起，上海率先在武康路、豫园商城、新天地、外滩、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等8个人群密集的“地标场所”，推进室外“游烟”治理。

所谓“游烟”，即“游走”的烟，吸烟者在室外一边移动（如走路或骑车）一边吸烟形成的烟雾。通俗点来说，就是不让边走边抽了。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游烟”的治理，是基于上海“人群二手烟暴露率达47.6%”的事实。

放眼全国，公共场所禁烟的问题，始终是个文明与规则的拉锯战，是在二手烟危害和人性化管理之间微妙变换的平衡术。公共场所吸烟问题，极易衍生出公德、文明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2024年12月，女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出面制止一位男士吸烟，却反被抢走手机，饭碗里被扔烟头。报警后，也因室内抽烟不违法而不了了之。

今年3月23日，一女子在杭州一家烧烤店劝阻吸烟男子，却反被怼“闻不了烟味为什么要出来吃饭”。而这家店原本贴在墙上的禁烟标语，当时被展示柜挡住了。

室内吸烟尚且如此难以治理。室外游烟，因空间范围的不固定、吸烟行为的不可测，偶然因素众多的情况下，治理起来更复杂。

也难怪上海这次“示范”，没有明确处罚举措，更依赖宣传和规劝等柔性措施，如要“发挥场所管理方（如管委会、物业）及场所内各业态单位的作用”，如设街道卫生专员在高峰时段徒步巡查、对“吸烟高发点位”进行轮岗值守、控烟志愿者对烟民进行“随时劝”，“达到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监管网络”。

在宏观社会治理的语境下，吸烟从个人行为变成了公共道德行为，而道德的约束，又总是含混多方立场的角力。室外公共空间如何治理“游烟”，探索才刚开始。

控烟大作战

张大懂在上海生活15年，如今也是一名“控烟志愿者”。

他曾在商场、公交站台和社区菜市场当面制止过吸烟者。多数时候，张大懂穿着志愿者服装，因此，口头制止的效果都不错，“70%的情况都会成功”。至于剩下的30%，张大懂认为，或许因为大多是在没有明令禁止吸烟的室外场所，比如走在路上看见有人抽烟，“如果我去制止，人家可能会给我一个白眼。”

上海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都明确禁烟，但张大懂还是在不少餐厅、咖啡厅等地方遇到过吸烟者，“十次就餐可能会遇到一两次（有人吸烟）”。

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图源：@张大懂在劝烟

即便是这些年控烟政策越发严格，张大懂也常在医院、学校门口等室外场所遭遇吸烟者。前几天，他路过一家妇幼保健院时还发现门口有人吸烟。明知对病患或儿童有害，但在这种没有明令禁烟的室外场所，劝人掐掉烟头，在他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而且缺乏法律底气。

上海一直以来都走在全国禁烟的前沿，早在2010年，上海就推出了中国大陆首部省级控烟令，禁止医院、学校、公交等场所出现二手烟。十多年来，控烟法规不断加码，效果是显著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从2017年至2024年，上海市的吸烟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

但现在情况似乎有所变化，上海市爱卫办发布于今年2月27日的《2024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白皮书则显示，2024年，法定禁烟场所内吸烟发生率比2023年上升了0.6%。

上海对这个问题很警惕。早在2020年，上海有关部门就联合高校做了一项调查，近四分之三的居民频繁遭遇“游烟”，超九成（92.39%）受访者反感“游烟”。

而在2024年9月，上海就通过了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在室外并非不能吸烟，而是像公共厕所一样，只能在规定场所解决。

南京路步行街其中一处吸烟点指引牌/图源：@东方网

同样兼具表率和示范效应的北京，也引领着全国大城市的控烟风向。2015年6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凡是“带顶儿”“带盖儿”的室内公共场所都将全面禁烟。

据北京卫健委的统计，2017年，北京市成人吸烟率22.3%，吸烟人群399万，比条例实施前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吸烟人数减少20万。

北京控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告诉南风窗，在上海之前，北京也早有创建“控烟示范街区”的举措，比如什刹海、后海酒吧街等，“整个示范街道要实现无烟，也就是说包括了治理游烟。”

同样站在“文明”前沿的深圳，也在控烟方面尽显招数。

2023年，深圳推出了控烟投诉小程序“别抽啦”，设有匿名投诉、控烟志愿者活动、戒烟中心等服务。截至2025年4月2日的数据显示，该小程序上共有8451名志愿者，“控烟志愿时”超过十万小时。主页设有“蓝黑榜”，黑榜会显示各个场所的投诉工单，由控烟督导员上报，整个2024年里，深圳北站的投诉量高居榜首，其次则是沙县小吃。

深圳控烟投诉小程序“别抽啦”首页截图

可见，游烟始终是一个难题。

在张建枢看来，如今，虽然社会整体的控烟强度有所提升，“但有些地方的执法力度实际上是退步的”。张建枢认为，“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当务之急应该是推动全国立法。”

控与罚

作为全球烟草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的烟民数量超过3亿。2020年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显示，烟草每年使我国100多万人失去生命，如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每年200万人。

与糖、咖啡和茶不同，烟草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流行，仅仅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 从工业革命时期到近现代，它依赖消费成为某种“文明”的象征，也依赖消费，变成现代社会的社交通货。

烟不离手，损害身体健康/图源：央视新闻

但烟草不可摆脱的成瘾性和对身体的伤害，又注定与“文明”有所背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吸烟引起肺癌和其他心血管疾病被严谨的医学研究证实，烟草控制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1999年，世卫组织启动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4年后，中国签署了该《公约》。《公约》第八条规定，缔约方应以立法、行政等措施防止公众在三类室内场所接触到烟雾——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

同样是强制措施，中国香港、澳门等地一贯的控烟法则，是罚大于控。

在这两座城市里，许多社会公德的推行，靠的都是强制的罚款措施，比如随地吐痰在香港最高可罚款5000港币，地铁内吃东西最高可罚2000港币。而时至今日，在法定禁烟区吸烟的定额罚款已高至3000港币。

香港室外控烟规定/图源：央视新闻

早自1983年，香港就开始严格划定法定禁烟区。四十余年来，特区政府不断扩大法定室内外禁烟区，到了2024年，公共交通工具轮候区、主题公园、娱乐场所等地区都变成了无烟区。1982年，香港的吸烟率还有23.3%之高，到了2021年仅剩9.5%。

伴随着罚款数额一起上涨的，是消费一支烟的成本。从2023年到2025年，财政预算案分别增加了烟草税约31.5%及约32%。现如今，想要在香港买一包烟，零售价基本不低于50港币。

对香烟征税，也许是最行之有效的市场调控手段之一。号称实施全球最严禁烟令的澳大利亚，设立了“2030年全民禁烟”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当地一支香烟的税额已从2018年的0.71澳元涨到了2021年的0.81澳元，约合人民币4元。也就是说，买一盒20支的香烟，需要缴纳80块人民币的税费。

此外，澳洲还擅长利用视觉劝退法：在香烟包装上具象且生动地展示出吸烟有害健康的可怖后果，比如发黄腐烂的牙齿、暴突的人类眼球和肺癌示意图。

澳洲香烟包装

不好说这种“反向宣传”能否有效地让青少年对吸烟惶惶然，但就像香烟包装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对吸烟的禁忌，已经通过各种方式铸融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与负面习性挂钩的符号。

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核心禁烟原则，也以惩罚为主。日本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推出了“史上最严禁烟规定”，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部分企业与东京政府合作，开始实施“上班时间全面禁烟”的规定，一些企业甚至规定“吸烟者一概不予录用”。

世界上第一个在工作场所全面禁止室内吸烟的国家是爱尔兰。2004年3月29日，爱尔兰迎来了史上第一个“无烟日”后，直接影响了当地税收和社会文化。农村地区一些原本可以一边抽烟喝酒，一边看球赛的小酒吧，生意开始惨淡，甚至连带着乡村走向了衰败。

不过，一些酒吧、餐厅等场所设立的吸烟室，也变相促成了一种专属于吸烟人士的无形社群。与外界隔绝的吸烟区内，短暂静止的、通常以站立形式存在的吸烟者们彼此照面，共情、火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发生，一如2010年香港电影《志明与春娇》所谱写的那样。

在室外吸烟点吸烟的人/图源：央视新闻

公共的边界

完全无烟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一项个人行为，吸烟未必与公共政策紧密相连，但只要人在社会中活动，就极易进入市场调控的场域里。比如，虽然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在大部分时候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从商家角度，仍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综合素质与群体性质，有的放矢地“纵容”吸烟。

比如，在烧烤摊、苍蝇馆或公路食堂这些就餐场所，食客或以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从业者为主。也许出租车司机顶着烈日开了一上午车，就只想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再舒舒服服地抽根烟。在这些地方，灰色和粗糙才是主色调，追求一尘不染的、不留余地的禁烟，会显得不近人情。

控烟志愿者正在室内张贴禁烟标识/图源：无烟上海

而在一些较大的传统餐厅内，更常见的情况也许是分区而治：包间可以吸烟，公共用餐区不能。这样一来，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边界和限定，就被严格限定在了顾客付费购买的临时封闭空间里。一切可能的矛盾和冲突，不会超出这间屋子。

以上例子的共同点，都是区域性自治，是小范围内的商家、消费者、同行或邻居等自发调节并最终达成的共识。

于是，在越是赞同将“控烟”与“文明”画上等号的地方，在对城市环境要求越强且统一的地方，控烟的强制政策，越有可能顺利实施。比如在上海、深圳等城市，除了强力，控烟的有效性也极大依赖市民自发自愿且自觉的监督。

笼统概括为“公民意识”似乎不够恰当，更准确地来说，这应该是一种主人公意识。 把城市当家，以身为“xx人”而自豪，而这种鲜明的主人公意识，也不仅仅是城市文化感染之下使然，更是社会经济效益与身份稀缺性带来的自然心态。

控烟志愿者/图源：无烟上海

所以，边界感不是由“吸烟”与“不吸烟者”带来的，而更像是城市自带的一种社会属性。

类似上海这样的“领头羊”，虽然因为群众基数和经济文化等原因，未必都能起到实打实的带头作用。毕竟，在北上广深抽一根烟，随时可能有旁人来制止，但在小县城抽一根烟，只是随时可能有旁人过来借个火。

在吸烟这件事上，大家还是更希望关注身边的近处，关注自己进出的场所、自己身边的老人和小孩。多数人可能都不希望自己因为一次劝烟行为上了新闻头条、上了热搜，不论是作为“英雄”还是“找茬者”，这本都不该成为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

但正如6年前，垃圾分类在网络上掀起了玩梗狂欢，一句“你什么垃圾”，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人们身边，一切看似细枝末节的社会生活，因其事关每一个人，也有了公共讨论的必要性。

然而，相比环环相扣、治理逻辑分明的垃圾分类，侵入性的烟雾气体，凸显了社会空间的边界脆弱性。加之生命健康、公共道德与城市治理等要素，控烟议题的复杂性，其实远超想象。

“商家-消费者”的自我调节，城市主人公意识的责任感，社会需要凝聚这样的小共识，但也必须探索出更大的共识，去审视我们与他人的边界、我们对公共空间的责任，这是游烟治理提出的最大难题。

来源：财富吹哨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