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7年，我被外交部选中，公派到古巴留学。两年后，我进入外交部，等待外派期间偶遇我太太，两人一见钟情。

我是林龙波，做了6年外交官，19年翻译官，服务过三代国家领导人。

1997年，我被外交部选中，公派到古巴留学。两年后，我进入外交部，等待外派期间偶遇我太太，两人一见钟情。

在西班牙大使馆常驻的6年，我从刚开始“感觉很奇幻”，到对“外交无小事”有深刻体会，再到在“外交事业”与“家庭牺牲”之间挣扎，最后我选择了辞职，从此成为了一名专职翻译。

6年大使馆外交生涯，让我终生难忘。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向坚守在外交战线的领导、同事、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家三口参加使馆新春招待会）

我是江苏江阴人，1977年出生在一个叫峭岐镇的小镇上，后来乡镇合并，改名为徐霞客镇。我和大旅行家徐霞客，算是老乡。

镇上的街道铺满青砖，在主街最东端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拱桥，叫东木桥。小桥流水人家，黑瓦白墙小巷，我幼时的家乡，就是一幅江南古镇的水墨画。

我爷爷是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匠人，每天一大早起床，拎着个茶壶，去茶馆喝茶、听书。然后回家开始一天的木匠活，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晚上有时就到镇上的“温堂”去泡澡。

小学一二年级时，因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发展非常快，新建了很多工厂。改革开放首先发展的是轻工业，如纺织业，我父母工作的厂子，是做印染设备的，赶上了那一波大潮，效益非常好。

整个小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道从原来的青砖路变成水泥路，镇区外的马路也拓宽成了柏油路。

沿着街道新建了一排五六层的高大楼房，非常气派，还建了一座影剧院，现在看来规模都不小，当时更是全镇人民的骄傲。

（建于1980年的童年影剧院）

从茶馆听书到剧院观影，从传统到现代化，前后不过几年，改革开放就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我才10来岁。

我很幸运，在很小的年纪，就亲眼见证了这整个过程。

小学学校从四合院的老房子，搬到了新建的楼房，亭台楼阁，像一个花园。而且新增了很多教具，还开设了各种兴趣小组，我在画画方面有些天赋。

那时觉得好幸福，对教室里张贴着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海报，充满了憧憬。

爷爷常说，要做一个“勤谨”的人，他那种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父母也很勤劳，有时半夜醒来，还能看到父亲开着灯在工作。

回想起童年，那些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依然令我心潮澎湃。我的父母、爷爷奶奶，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勤劳奋斗的模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大致都是这个样子，为了家人，愿意去努力，去奋斗。

（和太太、女儿一起旅行）

我的童年真是很幸福，自由自在，快乐生长。初中有了中考压力，兴趣爱好方面，做了一定让步。高中压力更大了，一天到晚都在埋头学习，有时觉得非常苦闷。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外事活动越来越多，对外语很重视。语文和英语一直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报考志愿全是语言方向。

最终，我被南京大学的西班牙语专业录取。

那时我已经18岁，从0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特别是刚入门时，不断受到英语思维干扰。因为两种语言都是字母组合，但语法体系却完全不同，而且，西班牙语的复杂程度，比英语要大得多。

第一学年结束，几乎张不了嘴，也听不懂。第二学年，还是说不了什么，就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努力把眼睛睁大，也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心里非常焦虑。

大二快结束时，外交部到学校招人，准备将不同语种的学生，送到不同的国家委培。我被选中了，送到了古巴的拉斯维亚斯中央大学，研修拉美研究。

（赴古巴前与父母在外交部门前合影）

之后两年，我泡在纯西班牙语的环境里。突然有一天，我就开窍了。

那一刻之前，我听电视新闻、广播，能听懂单词，但就是连不起来。不明白说话人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们的立场，是黑还是白，我也确定不了。

那一刻之后，再去听，我就能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原本杂乱无章的单词，在我眼前呈现出了一幅生动画面。

就像一个蚕宝宝，本来在茧子里包裹着，往外看时，能看到光亮，但看不清，能听到有声音，但听不清。突然之间，我咬开一个洞，破茧成蝶了，我能把头探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当时的古巴还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经常断水断电，生活物资紧缺，老百姓吃饭都是凭票供应。我们一起过去了8个中国留学生，每个人都变得黑黑瘦瘦的，其中一人体重掉了四十多斤。

（在古巴大学校园）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我的论文导师，当时40多岁，两口子都是大学老师。有一次，我和同学两个人，到她家请教论文上的问题，老师热情地让我们留下来吃饭。

结果吃饭的时候，她家里硬是凑不出一套完整的餐具，锅碗瓢盆有玻璃的、瓷的、塑料的、铝的，而且都很旧很旧。

看到老师很不好意思、有些拿不出手的样子，我俩也好难受。

后来，我跟同学去了古巴的外汇商店，里面卖的都是进口货，比较贵。但我们俩还是凑了一点钱，买了一套餐具，送给了老师。

老师抱着我们哭了，那真的是抱头痛哭。

当时就觉得，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真是太伟大了，对比古巴，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改善。

（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前）

大学里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拉美的墨西哥、哥伦比亚，还有北非、阿拉伯国家等。很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是公派过来的，互相之间就会比较。

那个年代，我们其实是很没有底气的。

一到周末，其他国家的同学，喝酒、跳舞、看电影，在学校的活动室里，音乐开得震天响。

我们几个人，不是在教室里自习，就是在图书馆看书，每一个都很拼，很用功，就算找人聊天，也是抱着锻炼口语的心态。

这也折射出了那时中国人的心态，每个人奋发向上、要发展、要进步，和其他国家同学那种“人生不只是学习和工作，更要快快活活”的心态截然不同。

20多年后，再回首，大多数国家都在原地踏步，没有取得本质的向上突破；有的还陷入了令国家支离破碎的战乱，令人唏嘘；也有的从弯路中重新找到发展出路，从内乱中发展得欣欣向荣。

但真正获得巨大发展，产生质的飞跃的，也就只有我们国家吧。

（女儿7岁时参加[西班牙达人秀]并获得“金按钮”）

临毕业之前， 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我们在古巴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愤怒。

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要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到外交部的队伍中，当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于是，我们带上自己制作的标语，在学校里抗议游行。但感觉很无力，我们几个人，只能举个标语，出去走一圈，喊一下口号，做不了任何实质上的行动，心情十分复杂。

6月中旬，留学结束回国。很快我就入职到外交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那次使馆轰炸事件里遇害烈士的家属和受伤的同事。几位烈士的父母，那种欲哭还止的沉重表情，我真是终生难忘。

（担任[孔子学院]多届地区大会的同声翻译）

之后的几个月，我在北京等待外派任务，没想到在这期间认识了我的太太，说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相遇是在电梯里，她长得很漂亮，给我一种很飒、很干净利落的感觉。

我的性格是比较“面”的，办事不那么果断，当时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两三个月之后，在一个快餐厅，没想到，那么大个北京，会再次遇见她。我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难以置信。

更没想到的是，她也认出了我。后来她告诉我，第一次偶遇时，她对我印象也很深，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我们互相一见钟情。

后来，我们就约着一起去公园玩，去看电影，都是比较老套的恋爱路数，那是我童年之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

很快，我就被外派到驻西班牙大使馆常驻了。

（1999年和太太在昆明湖游玩）

刚到大使馆，我还是个小年轻，能面对面接触到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感觉很“梦幻”。

比如萨马兰奇，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对中国1990年举办亚运会，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我还参与到一些重要场合中，比如国家领导人或高层到访，也会接触到西班牙王室、高层、社会名流等。我看向大使馆的前辈们，眼里都是放光的。

深入工作后，我就慢慢体会到，真实的外交工作，绝不只是光鲜亮丽，大多数日常工作，都是很基础，很琐碎的。

光鲜背后，是许多个废寝忘食的日夜，研究、学习、制定特定方案，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几位大使兢兢业业的工作状态，对我也是实实在在的教育。

“外交无小事”，领导一直这样告诫我们。作为外交人员，尤其是驻外人员，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一言一行，都会被追踪、被放大、被评判。

很多平凡的琐事里，暗藏着非常多深层次的意义，仿佛有一个小鞭子，时刻鞭策着我们，要谨言慎行。

（面对面见到萨马兰奇，右边拍照的是我）

我第一次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担任翻译，是有一批西班牙律师到大使馆拜访，咨询一个晚清遗留问题。从我们的角度看，是早就了结的事情，但在西班牙这边，却认为还没有了结。

正好有一个国内专家在大使馆，便专门请他来解答。虽然不是正式的工作会谈，但外交无小事，特别是涉及到历史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

驻外人员，每两年可以回国探亲一次。那时候不像现在，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我和爱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一来一回，差不多要一个月。我们保留下来的那些信，攒了两大堆。

幸亏后来出现了IP电话，拨号再转接的那种，比国际长途便宜，但还是很贵。她打电话是找不到我的，只能我打给她，我那两年的工资，差不多都用在打电话上了。

回国休假的时候，我跟爱人结婚了。为了能在一起，她辞掉北京的工作，随任来到西班牙。

好在那个时候，我和爱人都刚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不久。如果已经有一定的工作履历，或有了一定的职位，想要离开，做决定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西班牙国足前主帅博斯克）

很多外交人员的配偶，是没办法随任的，因为要工作，而且家里还有小孩、老人要照顾。那时多数外交人员，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孤零零的。

而家里，只有配偶一个人，需要扛下很多事，伴侣在外面也搭不上手，容易造成两个人关系上的麻烦。

有个同事，工资都花在了打电话上，但不是唠家常，维持感情，而是吵架。因为长期分居，导致关系无法挽回而离婚的，也不少。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外交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会。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坚守在外交战线的领导、同事、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真的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2005年，我的任期到了，回国待了一段时间。一想到如果再派到别的国家，我和太太就不能在一起了，就很伤感。

那时候刚结婚，恋爱脑，不想跟太太分离，不想经历其他同事经历的那些事情。于是，我提交了离职申请。

（我的太太和女儿）

后来我们返回西班牙，分别在企业工作。

有一天，一个华人朋友找到我，因公司有个口译的活，临时找不到人，问我有没有时间帮帮忙，我就去了。

之后，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能做翻译的人不多。而且那时候，中国和西班牙，乃至整个欧盟，关系都很热络，对翻译的需求多了起来，多到后来，公司那边我直接顾不上了。

于是，我辞职了，专职做翻译，前后不过大半年时间。

2009年，一家西班牙公司要去大使馆谈事情，我作为翻译陪同。时隔4年，我再次见到大使馆的同事们，心里好感动，他们见到我也很高兴，一起共事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之后，国内一些重要的代表团过来，只要需要翻译，他们都会推荐我，因为他们了解我的为人，也亲眼见证过我的工作能力。

省部级以上的会议，我参加了有两百多场，服务过几届国家领导人，能感受到他们为国家的殚精竭虑。

我从没想过，能以个人身份，和大使馆重新建立关系，继续为外交事业服务。

（我在同传翻译工作间）

做翻译，很符合我的性格，尽管挑战很大，但我乐在其中。

翻译人员，就像一个手工艺匠人，可以永无止境地去打磨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翻译匠”。

忙起来的时候，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我从不觉得是负担，只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要是有一种药，能让我不用吃饭、不用睡觉，那就太好了。

每当深夜，看着从键盘里流淌出来的一行行语句，感觉像织出了精致的锦缎，很有成就感。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挑灯工作的爷爷和父亲，还有大使们废寝忘食的身影，他们都是我坚持不懈的榜样和动力。

前年，在一次网络会议上，我担任线上同传翻译，结果在镜头里，看到了大二那年，选中我到古巴委培的外交部前辈。

印象里他非常干练，精力充沛，25年之后，还是那样精明强干，却已是白发苍苍，也不在原来的单位了。

他致辞的时候，我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他还是那个语音语调，只是声音苍老了一些。我们25年不曾打过照面，如今已身处不同岗位，觉得很感慨。

（在两国作家代表交流会中，我为莫言做翻译，他送给我的书）

我和太太结婚的第10年，有了女儿。

之前没要孩子，是觉得我们不会养，要是突然来一个孩子，担心会成为我们关系的阻碍。

我们两个人，是双向选择，相互觉得很投缘，很喜欢，彼此之间，很珍惜这样的缘分。

现在女儿已经13岁，有着很不错的语言天赋，汉语是她的母语，之后又学习了西班牙语、英语。她2岁就能跟外教交流，于是又安排她学习了德语和俄语，现在已经能很流利地切换不同语言，她也乐在其中。
我父母和岳父母都在国内，疫情之外的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回国待一个月。

去年回国，发现小时候的那座影剧院拆了，有点伤心，感觉回忆没有了。但这也是为了迎接更大的发展，我实实在在为我们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赞叹。

（女儿在演奏小提琴）

国家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要归功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殚精竭虑的付出，也归功于一辈又一辈人民群众的勤劳苦干。

全社会拧成一股绳，推动各行各业全力发展，一点一点积累，才引发了质的飞跃，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感恩生在新时代，赶上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感恩上一辈的勤劳付出，才让我站在了更高更自由的舞台。

【口述：林龙波】

【撰文：从铭】

【编辑：醉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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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倾听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