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社会的大舞台上，有一个问题始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我们是一个记仇的民族吗？“记仇”一词，其感情色彩极为复杂，绝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义。对于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我们理应秉持豁达包容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去化解矛盾、消除隔阂。然而，当
在国际社会的大舞台上，有一个问题始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我们是一个记仇的民族吗？“记仇”一词，其感情色彩极为复杂，绝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义。对于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我们理应秉持豁达包容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去化解矛盾、消除隔阂。然而，当涉及到国恨家仇、历史大义等重大原则问题时，铭记便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关乎民族生存与尊严的必然抉择。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任何倡导遗忘国难家仇的思想根基。恰恰相反，诸如公羊学派“百世之仇犹可复”的伦理观，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历史伤痛和正义的执着坚守。这种思想并非鼓励盲目地报复，而是传递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先辈牺牲的尊重。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源泉。
然而，中国对于历史的铭记，尤其是九三纪念活动，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无端指责。日本政府声称这些活动是“过度聚焦历史”，且带有浓厚的“反日色彩”，甚至将其歪曲为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扩大自身历史认知传播的行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实则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逃避历史责任、掩盖战争罪行的丑恶行径。他们对历史的篡改和否认，不仅是对受害国家和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更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公然挑战。
在中国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中，“孝”被视为最高的美德之一。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看，忘记家族的苦难和先人的牺牲，等同于数典忘祖。祖先们的奋斗历程与所遭受的苦难，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地定义了我们的民族身份。如果后代轻易地将这些遗忘，就如同切断了血脉和精神上的传承纽带，这是对祖先最大的不敬。春秋时期齐国的历史，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据儒家经典《公羊传》记载，由于晋国国君禁禅言，致使齐桓公被周幽王喷杀，九世之后，齐襄公仍以“复九世之仇”为名，灭掉了晋国。儒家公羊学派高度推崇此举，将其视为“春秋之大义”。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先君所蒙受的耻辱，就是当今君主的耻辱，国仇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即使历经百世，也依然有复仇的必要。公羊学的大复仇思想，在当今时代给予我们的启示，绝非是煽动一场以暴制暴的战争，而是教导我们要永远铭记先辈所遭受的苦难，让历史的正义得到伸张，绝不能让罪恶被遗忘和美化。这与孔子“以直报怨”的理念不谋而合，即要用公正的方式去处理怨恨，对于重大的历史罪恶，必须追求一个公正的了结。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认知里，对历史的遗忘，不仅是对祖先的背叛，更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回顾宋朝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夫国之存亡，不恃其显，恃其制；不恃其无患，恃其有备。”意思是说，国家的生存，不能单纯依靠地势的险要，而要依靠合理的制度；不能寄希望于没有祸患，而要时刻做好充分的准备。宋朝没有牢记燕云十六州被占以及靖康之耻的惨痛教训，天真地幻想着通过妥协、投机的方式来换取和平，最终因毫无防备而走向灭亡。两宋的悲剧，与二战前欧洲主要国家对纳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都是选择性地遗忘了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做出了违背地缘政治基本规律的致命决策。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表明，当一个国家选择性地遗忘历史伤痛，或者刻意淡化自身的历史罪责时，往往会为暴行的再次发生埋下隐患。
如今的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对舆论的操控，以及对中国主权的觊觎。他们粉饰侵略行为、淡化战争罪行的种种行径，犹如一声声警钟，时刻警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绝不是执着于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的再次上演。面对始终拒绝真诚忏悔的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没有理由忘记那段沉重的国仇。倘若他们再有危害和平的举动，我们必然要予以坚决而有力的回应。
在抗日胜利纪念日举行大阅兵，意义深远而重大。这不仅能够让我们世世代代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对中国在二战东方主战场所做出巨大贡献的有力捍卫。事实上，二战话语权的争夺自战争结束以来，就从未停歇。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强调欧洲战场和英美国家在二战中的主导作用，将中国战场描绘成配角，刻意淡化甚至否认中国、苏联等国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贡献。例如，特朗普曾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讲时宣称：“在二战中，是美国拯救了欧洲，是美国拯救了世界。”这一论断瞬间否定了同盟国对战争胜利的共同贡献，将一种高度简化且充满美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推到了前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构建的叙事体系中，二战的转折点被片面地锚定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参战；诺曼底登陆被过度渲染为解放欧洲的决定性行动；美国强大的工业产能以及最终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则被夸大为终结战争的唯一关键力量。
无论是美国“拯救世界”的论调，还是全球其他关于二战历史的争议，比如东欧对苏联角色的争论，以及日本右翼极力否认侵略罪行等现象，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为何在战争结束80年后，关于二战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反而愈发激烈？答案在于，历史解释权从来都不是单纯关于过去的学术探讨，它是塑造当下权力结构、指引未来发展方向的强大政治武器。美国的“拯救论”绝非简单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蕴含着多重现实政治目的。对内，它强化了美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以及所谓“天定命运”的优越感；对外，它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干预行为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按照这种逻辑，既然美国是历史的拯救者，那么它自然就拥有定义世界秩序、评判他国行为的道义权威和责任。这种叙事之所以能在美国国内及部分西方舆论中找到生存的土壤，是因为它契合了某些深层的民族心理，同时也为“美国优先”的现实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不容置疑的。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的巨大代价，将日本陆军主力长期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为盟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顽强抵抗，日本陆军至少可以腾出30个师团，约75万兵力投入到其他战场。一旦如此，德日两军极有可能在中东或高加索地区实现战略会师，这将彻底改变二战的力量对比，进而改写战争的最终结局。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二战的叙事都是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核心内容。美国强调其“拯救了世界”，目的在于塑造其全球领导者和“自由灯塔”的形象；日本右翼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将南京大屠杀模糊为“南京事件”，是为了淡化其战争罪行；而中国则致力于让人民铭记那段充满血泪与抗争的历史，捍卫中国在二战东方主战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并通过大阅兵等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活动，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二战的真相。为此，在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将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此后，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再次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可以预见，未来每十年，中国都将持续举行此类纪念活动。
在这场激烈的历史解释权争夺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追寻真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战争中汲取最珍贵的遗产——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及捍卫和平所需要的智慧和团结。这或许是对2025年9月3日长安街上整齐威武的方阵，以及所有为那场胜利付出一切的人们，最深切的告慰，也是对历史解释权终极意义的最好诠释。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捍卫历史真相，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尊严与世界的正义。
来源：老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