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汉学研究|德礼贤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及其历史贡献评析

摘要：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领域中，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是一位重要人物，其出版于1938年的著作《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及其发表于1961年的文章《对利玛窦神父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与新研究（1938—1960）》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前者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丰碑之作。本

2025年

2月16日

意大利汉学研究

德礼贤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及其历史贡献评析

陈茜

摘要：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领域中，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是一位重要人物，其出版于1938年的著作《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及其发表于1961年的文章《对利玛窦神父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与新研究（1938—1960）》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前者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丰碑之作。本文拟从德礼贤对于各版利氏地图及其摹本之考察、对存世的海内外各利氏地图藏本之研究两个角度梳理他的研究成果，论述德礼贤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贡献和影响。

关键词：德礼贤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历史贡献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利玛窦在华期间绘制的多幅中文世界地图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 D’ Elia，1890—1963）便是诸多研究者中颇具分量的一位。1938年，德礼贤出版巨著《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S. I.），对利玛窦世界地图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这部著作也被视为利玛窦研究领域的丰碑之作；1961年，德礼贤又撰文《对利玛窦神父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与新研究（1938—1960）》[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J ]弥补了前作的不足，修正了此前的部分看法并阐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德礼贤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推动表现在多个方面：他完整复制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利氏地图，将梵蒂冈馆藏《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中文全部译为西文，而其中对于各版本利氏地图及其摹本的考察、对存世的各个利氏地图藏本的探研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影响颇深。

一、对各版本利氏地图及其摹本之考察

确认各版利玛窦地图及其摹本的名称、确定其绘制的时间范围是德礼贤考察内容的两个重点，除此以外，德礼贤亦对利玛窦绘图史相关的部分疑点和传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德礼贤的著作一共涉及10件不同版本的利玛窦地图及其摹本，其考察结果如下表所示：

对于王泮肇庆本，德礼贤首先在1938年的著作中提出其应名为《山海舆地全图》，依据是吴中明在北京本《坤舆万国全图》上所作的序文中所写的“利山人自欧罗巴入中国，著山海舆地全图”；然而在1961年的新作中他修正了看法，此时他已经掌握了新材料——章潢的《图书编》，该书收录有一幅《舆地山海全图》，德礼贤认为这应当是肇庆版地图之名。此观点在德礼贤提出之后得到多位西方学者的赞同，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林东阳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中认为，章潢此图“应当取材于利玛窦居留南昌期间头两年所绘写的数本世界地图之一，极有可能就是取自于1595年利玛窦献给建安王的世界图志。”黄时鉴、龚缨晏在出版于2004年著作《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也提出了不同于德礼贤的观点，认为章潢的《舆地山海全图》不会摹自利玛窦1584年的肇庆本。

在考证肇庆本时，德礼贤亦对一则已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传闻进行了驳斥。传闻认为：利玛窦为了谄媚迎合中国人，不仅在这幅地图中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更有意地放大了中国、缩小了其他国家。这一说法初见于利玛窦去世40多年后著名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里乔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在其作品中对利玛窦的介绍，但他在论述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史料，德礼贤猜测其根据或许为金尼阁的作品。洪业先生（号煨莲）也注意到“西人竟有根据金氏之言而谓利氏有谀媚中国士大夫虚荣心理之嫌”，但并未作出判断。据德礼贤考证，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相反地，由于中国在这幅地图中的面积较小，神父们甚至不敢将地图献给皇帝；而利玛窦改动地图中各大洲的位置也是合乎地理规则的，甚至与同时期的其他欧洲地理学家相比，利玛窦地图在中国地理位置上的标注更为精确。因此，此说法为不实传闻。

对于利玛窦赠给建安王朱多㸅本的地图集，学界众说纷纭，颇有争议。巴德雷（J. F. Baddeley）首先猜测这本地图或许为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的地图集，利玛窦则在其上添加了中文注释；随即他又援引希伍德（E. Heawood）的观点，提出这本地图集更有可能是利玛窦集合多种地图资料自己编纂而成。洪业先生猜想希伍德的观点或许正确，也举证排除了这本地图集是利玛窦地图刻本的可能性。德礼贤则认为其绝非利玛窦所绘，只是一本加上了中文注释的欧洲地图集，它可能来源于奥特里乌斯，也可能来自其他欧洲制图学家。这一说法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有学者认为此地图集就是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截至目前，此书究竟是何面目还有待研究。

赵可怀勒石版地图来源于利玛窦1584年绘制的肇庆版地图——1592年上任的镇江知府王应麟曾获此图一份，他将地图转赠给应天巡抚赵可怀，赵可怀十分喜爱，将其摹刻于一块大石之上。1598年利玛窦在礼部尚书王忠铭的陪同下行至南京，赵可怀将此图拓本送予王忠铭，这幅地图也被利玛窦辨认出是自己的作品。洪业道自己曾托人查找此碑，德礼贤亦曾嘱托苏州教区助理司铎张士琅（Don Francesco Ciamscelam）查找石碑的下落，张在1936年6月4日的回信中说，自己多方打听但均无收获；鉴于《同治苏州府志》中记载，姑苏驿从万历年间到1865年曾4度被毁，这块石碑可能也早已分崩离析，因此德礼贤推断此石已毁，无从查证，且不能仅从《苏州府志》1823年、1862—1874年记载过此碑便认为写书之时此碑还存在，因为中国府志经常记载过去之事。此外，德礼贤也否认了赵可怀“沽名”的说法：意大利耶稣会史学家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认为，赵可怀勒石时未言此图是利玛窦所作，是因为他“想让别人相信此地图是他本人所为”。德礼贤则提出根据赵可怀在得知利玛窦是地图作者之后欣喜异常、邀其小住的反应，绝非有此念之人所能为之，赵可怀断不会有夺利玛窦作者之名的意图。1608年利玛窦究竟有无新刻一版地图奉于万历皇帝，即皇室版历史地图是否真实存在，洪业先生首先提出，皇室版利氏地图实际上并未刻成，尽管利玛窦信中提及此事，但可能“只是出于诸太监口中而已”。“宫中并无刊刻此图之事……诸太监到末了只是摹绘若干份来供奉。”德礼贤也表达了对该版地图究竟是利玛窦新绘还是对1602年的简单摹绘的疑虑，鉴于该图绘制时间紧张，德礼贤认为这一版即使异于1602年版地图，其增补内容也应当非常简单。

《坤舆万国全图》东亚部分

二、对海内外存世各利氏地图藏本之研究

对现存于世的各个利氏地图藏本的考证也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重要内容。在1938年的著作中，德礼贤刊布并探析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伦敦地理学会版藏本、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本及理格先生（G. Nicolas）藏本这5种存世的利氏地图；1961年，德礼贤又补充了对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法国原克莱芒学校藏本、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藏本、福雷奇先生（E. A. Voretzsch）藏本、朝鲜黄炳仁藏本5个藏本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如下表所示：

德礼贤对于各个利玛窦世界地图藏本的具体考证如下：

1.梵蒂冈图书馆藏《坤舆万国全图》

德礼贤确认梵本为1602年李之藻刻本的利氏地图真品。除梵本与京都本几乎一致之外，他提出两点佐证：其一，利玛窦在表达“Santo”之意时，使用了“圣”字而非“仙”字，符合他在其他中文著作中使用此二字的时间逻辑；其二，地图未经上色，但图中文字却言此图用不同颜色来标明五大洲的边界、使用红色的字来书写五大洲的名字。不过在确认该图真实无疑的同时，德礼贤也提出了地图中的一个不尽合理之处：此图中的中国部分远比欧洲部分要准确详细。

2.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坤舆万国全图》

1936年，中国禹贡学会为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利氏地图拍摄12张照片并影印出版，德礼贤也由此能够对其进行研究。此本与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利氏地图十分相像，但德礼贤还是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一些细微差别，确认此本与梵本同为利氏绘制的地图真品。对于京都本缺失了3个耶稣会印章这一问题，德礼贤认为印章是在日本长时间的禁教过程中被擦去。京都大学藏本的真实性也基本上被学界所接受，并无争议。

3.伦敦地理学会藏《坤舆万国全图》

伦敦地理学会藏本大体上与梵本、京都大学本相同，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伦敦本上标有 “大清一统” “大清海”字样。此本被发现之后，已有巴德雷、希伍德和翟林奈（Lionel Giles）3位学者对其进行过考察，巴德雷认为这幅地图与梵蒂冈本出自同一版，洪业也认为此本与京都本、梵蒂冈本一样，都是1602年的李之藻刻板，只是伦敦地理学会本“唯曾挖改而后印耳。”但德礼贤提出，此图是对1602年北京的6条屏幅版利氏地图的忠实复印品，其绘制时间应在1644年（明朝覆灭）—1672年间（南怀仁绘图）之间。他认为，在地图上绘制野兽、海怪和帆船等图案始见于1672年南怀仁所绘地图，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上都未见此类图案，而中国本土亦没有绘制此类图案的传统。因此，绘有野兽、海怪和帆船等图案的地图应该出现在1672年之后。伦敦本地图并未有此类图案出现，因此有可能绘于1672年之前。后期一些学者或认为“清”字原本是“明”字，只是经“红笔涂绘”，将“明”字改为“清”字。迄今，学界对伦敦本地图究竟是绘于明朝、在清朝时被挖去字样，还是直接绘制于清朝这一问题，尚有争议。

4.北平历史博物馆藏《坤舆万国全图》

此本为1922年北京琉璃厂悦古斋从地摊上购得，它由手工制成，上有着色，且绘有野兽、海怪和帆船等图案。经德礼贤对比，此本与梵本、京都本和伦敦本相比错误较多。此外，虽然图中的帆船上绘有包含宗教意义的十字符，但这些符号并未在梵蒂冈藏本、东京藏本中出现，且传教心切并乐于向上级汇报传教事务进展的利玛窦也从未在书信中提及，因此它一定不会出自利玛窦之手，而应当为一个不懂拉丁语且很有可能是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所作。德礼贤对北平本的真伪判定也基本上为学界所接受，他本人也在1961年的文章中写道：“我曾举证说明北平历史博物馆的藏本并非利玛窦所制，而是绘于大概1672年之后，那时利玛窦去世超过60年了。现在已经过了19年，在这期间内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反对。”但在确认此图并非利玛窦地图之外，有关此图还有一个争议：洪业怀疑，此版地图与理格先生藏本同为皇室版地图，是由太监摹绘李之藻版而出。林东阳也在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了洪业的这一看法。但德礼贤在1938年的著作中否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此图不会是太监所摹，而应当绘于明灭之后，具体时间可能在1672—1736年之间。黄时鉴、龚缨晏亦在著作中否认了此图是太监摹绘的可能。

5.理格先生藏《坤舆万国全图》

对于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理格洋行主人、法国商人理格先生所藏的《坤舆万国全图》，洪业先生提出其与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本“尽相同”，都是皇室版本、为太监所摹刻。但德礼贤在仔细对照之后，确认两幅图并不完全一致，提出理格先生本不仅几乎包含了北京版地图的全部错误，甚至还更为糟糕、比北京版地图更不像真品。德礼贤猜测理格先生本应该绘于1736年之后，它与北平本可能来自同一份有缺损的明朝地图样本，也同样出自一个不懂拉丁语、很可能为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之手。由于理格先生在抗战爆发后携此图回到欧洲，后来这一藏本便下落不明，对其所做的研究也戛然而止。目前，此图的影像资料只有德礼贤在1938年著作中的一幅照片，德礼贤书中对这一藏本的描述也变得尤为珍贵。

6.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坤舆万国全图》

德礼贤从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Shintar ō Ayusawa）的文章中了解到此图。但因为并未见过地图原图或其照片，德礼贤未能作出更多说明。

7.法国原克莱芒学校藏《坤舆万国全图》

此图原为法国克莱芒学校（Collège de Clermont）所有，后相继为Gerard、Meerman、Thomas Philipps、Philip Robinson所购买，1957年，在罗马，Robinson先生就此图向德礼贤请教，之后又将地图的照片赠送给德礼贤。在查看之后，德礼贤相信其确为利氏地图，其保存情况非常好，内容则与梵蒂冈的藏本非常相似。

8.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藏《坤舆万国全图》

该藏本并不完整，只有第一、第六两条屏幅。德礼贤猜测此残本或许为前述的里乔利神父所有，他是博洛尼亚人，曾谈及利玛窦及其所绘地图。

9.福雷奇先生藏《坤舆万国全图》

1929年，德国驻日本外交官福雷奇先生从东京购买了此图，1954年他获悉了德礼贤1938年的著作，遂将两张地图的大照片送给德礼贤。经德礼贤考察，此图比李之藻版地图稍小（6条屏幅，每条高1.71米、宽63.5厘米），有着色，在内容上与李之藻版大体一致，只在一些微小的地方做了删减，但缺少耶稣会的印章。德礼贤据此判定它正为私刻版。德礼贤对于福雷奇藏本的描述几乎可以被称为珍贵的“独家报道”——这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刻工私刻版利氏地图，也仅有德礼贤在文章中对其进行过披露介绍；在1958年福雷奇将这幅地图卖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人后，这幅地图的消息便石沉大海。

10.朝鲜学生黄炳仁藏《两仪玄览图》

1936年，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中村拓在留日朝鲜学生黄炳仁手中发现此图，中村拓教授拍下了这幅地图的照片，此图开始得到关注。德礼贤在1938年著作发表时并不知道此藏本的存在，后来在1949年出版的《利玛窦文献》第二册第173页注释中，他首次提及此图；在1961年的文章中，他又对这一藏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德礼贤将此图与1602年李之藻本进行了对比，发现这两幅地图大体上相同，但仍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如标题不同、后者尺寸更大、前者的九重天在后者中增加到了11个、南北半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等。

总而言之，德礼贤以1938年出版的《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与1960年发表的《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新发现与新研究（1938—1960）》两部作品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做了周详深入的探究，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利玛窦世界地图领域的诸多疑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其对于各版本利氏地图及其摹本、对海内外各个利氏地图藏本的考察更是凸显出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研究成果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为许多中外学者所借鉴和使用。“德礼贤作品的全面性与获得地图手稿的途径的缺乏，意味着在1986年Minako Debergh的文章之前，西方没有发表任何其他文章。”德礼贤利氏地图研究的贡献还远不仅上述内容。他在著作中所做的地图翻译、地名考证、注解说明，其可利用之处应当还大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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