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NCN｜谷文萍教授：解码偏头痛卒中风险关联，优化治痛管理

摘要：2025年9月11日至14日，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八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在杭州成功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谷文萍教授以《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为讲题，结合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的关联证据、潜在机制及临床管理策略。

从机制解析到策略优化：如何降低偏头痛相关缺血性卒中风险？偏头痛与脑卒中同属神经血管性疾病，二者均在神经系统疾病负担中均占据重要地位[1]。其中，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中重度原发性头痛，为亚洲/中国仅次于脑卒中的第二大神经系统失能性疾病[1,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偏头痛与脑卒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1]。

2025年9月11日至14日，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八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在杭州成功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谷文萍教授以《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为讲题，结合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的关联证据、潜在机制及临床管理策略。

图谷文萍教授作学术分享

谷文萍教授介绍道，近年来，尽管高收入国家的整体卒中和老年人群卒中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在年轻人群（岁）中，无论是否伴有传统血管性危险因素，其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和卒中的年发病率均逐年增加[3,4]，可见非传统危险因素值得重视。这促使学界更加关注年轻人卒中的病因与预防，并推动了对非传统卒中风险因素的深入研究。

图近年来年轻患者卒中发生率明显升高

图不伴有传统血管危险因素的年轻人群TIA和卒中的年发病率持续增高

而偏头痛是卒中最重要的非传统危险因素[5]。数据显示，偏头痛与所有卒中风险升高显著相关（OR/RR=1.62，95%CI 1.44~1.83；p2.04倍[6,7]。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某些特定特征的偏头痛患者罹患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更高，包括有先兆偏头痛、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下、吸烟、使用口服避孕药、近一年内处于活动性偏头痛发作状态以及一年内偏头痛急性发作>12次等[8,9]。

图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风险相关影响因素关联分析

谈及两者关联的潜在机制，谷文萍教授指出，目前有许多假说可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皮层扩散性抑制（CSD）、高凝状态、遗传因素、栓塞等，具体如下：

CSD：CSD可激活三叉神经血管系统，释放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等血管活性物质，参与偏头痛发病，且与偏头痛先兆电生理存在相关性[11]。此外，CSD还会导致神经炎症和血管功能障碍，进而增加大脑缺血易感性，这一病理级联反应可能导致偏头痛患者出现隐匿性缺血性病变，甚至引发缺血性卒中[12]。

高凝状态：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在脑缺血患者中，偏头痛组高凝状态的比例较非偏头痛组显著增高（p＜0.01），而高凝状态可能通过导致血栓形成，增加偏头痛患者卒中风险[13-14]。

图高凝状态可能通过导致血栓形成增加偏头痛患者卒中风险

遗传因素：某些以偏头痛样发作和卒中为特征的罕见病（CADASIL，MELAS等）提示两者存在遗传相关性，研究表明，家族遗传性偏头痛可增加CSD易感性，从而增强缺血性卒中风险[15]。

卵圆孔未闭（PFO）：PFO在隐源性卒中和有先兆性偏头痛患者中常见，可能通过微栓子/致痛因子分流等机制引起偏头痛和卒中[16]。

图 PFO引起偏头痛和卒中的机制

部分偏头痛患者可出现隐匿性脑部异常，如沉默梗死灶和脑白质高信号[10]。总而言之，偏头痛与卒中在流行病学、影像学以及病理机制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密切关联。鉴于偏头痛属于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对其积极开展早期识别与综合管理治疗，对于降低卒中发生风险、减轻脑血管病相关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图偏头痛患者存在隐匿性颅内病灶

鉴于偏头痛与卒中的密切关联，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指出，减少偏头痛频率的治疗可能是降低卒中风险的合理方法[17,18]。从偏头痛治疗目标出发，除短期止痛外也需关注对其发作频率的管理，控制偏头痛疾病进展达到治痛管理目标。在偏头痛的管理策略中，谷文萍教授指出，其涵盖患者教育、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其中良好的患者教育是偏头痛全程管理的基础。而在药物治疗方面，谷文萍教授特别强调，对于偏头痛患者，尤其是合并卒中风险的患者，在选择偏头痛急性期治疗药物时，不仅要考虑药物疗效，还要兼顾对发作频率的改善，并且必须充分考虑药物的心脑血管安全性，以实现更安全有效的长期管理。

图减少偏头痛频率有望降低卒中风险

然而，常用传统偏头痛急性治疗药物在心脑血管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非甾体抗炎药（非阿司匹林）与心血管风险增加相关，与血栓性事件风险增加有关，近期发生卒中或心血管事件的病人应避免使用；曲普坦及麦角胺类药物可能引起脑血管及冠状动脉血管收缩，禁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冠状动脉疾病和缺血性外周血管病等病史以及不易控制的高血压患者[19]。

图偏头痛治疗药物选择应考虑心脑血管安全性

相比之下，以CGRP为靶点的吉泮类药物，不仅按需治疗可降低偏头痛发作频率，且无直接血管收缩作用，仅可抑制CGRP诱导的血管扩张来精准针对偏头痛的病因发挥疗效，因此具有较高的心脑血管安全性。临床研究显示，吉泮类药物未排除稳定心血管疾病的受试者，且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目前尚未有应用该类药物导致急性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报道[19]，且在长达一年的长期安全性研究中，CGRP受体拮抗剂治疗伴心血管危险因素患者的耐受性良好，可用于有稳定的心血管疾病或风险因素患者[20]。

最后，谷文萍教授总结道，对于心脑血管高风险的偏头痛患者应避免使用可引起血管收缩的曲普坦类、麦角胺类等药物，而以CGRP为靶点的偏头痛药物，不导致血管异常收缩，心脑血管安全性高，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偏头痛与卒中作为我国神经系统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间的关联性研究为临床防治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偏头痛已被证实是最重要的非传统卒中危险因素，且在伴有先兆、高频发作等特定临床特征的人群中风险显著升高。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加强对这类高危偏头痛患者的早期识别与系统化管理，通过针对性干预阻断疾病进展路径，从而降低缺血性卒中的发生风险。

在临床管理方面，对于偏头痛患者，尤其是合并卒中风险的患者，药物选择的安全性考量尤为重要，需特别关注其心脑血管风险。传统偏头痛急性期治疗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曲普坦类等，因其潜在的心脑血管风险，在这类患者中的应用受限。而以CGRP为靶点的新型药物瑞美吉泮，具有良好的心脑血管安全性，为无论是否伴有卒中危险因素的偏头痛患者提供了更安全的选择。

未来，偏头痛与卒中的关联研究需要向多维度、整合性的方向发展。临床实践中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分层体系，将偏头痛纳入卒中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治疗策略应注重个体化，综合考虑先兆类型、发作频率、心血管危险因素等多个维度。同时，需要加强多学科协作，整合神经血管病学、头痛专科、心血管医学和影像学等的专业优势，建立从预防、诊断到治疗的全流程管理方案，最终实现偏头痛与卒中防治的协同优化、减轻神经系统疾病负担的目标。

专家简介

谷文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副主任
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神经医学分会常委、副总干事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委会常委
中国卒中学会头痛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头痛与感觉障碍学组委员
湖南省卒中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专委会主任委员
江西省卒中学会头痛专委会主任委员
湖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组长
湖南省脑血管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参考文献：[1]李若菲,吴明华. 偏头痛与脑卒中关系研究进展[J]. 安徽医药,2023,27(1):1-5.[2]Wang Y, Liang J, Fang Y, et al. Burden of common neurologic diseases in Asian countries, 1990–2019: an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J]. Neurology, 2023, 100(21): e2141-e2154..[3]Scott C A, Li L, Rothwell P M. Diverging temporal trends in stroke incidence in younger vs ol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neurology, 2022, 79(10): 1036-1048.[4]Li L, Scott C A, Rothwell P M. Association of younger vs older ages with changes in incidence of stroke and other vascular events, 2002-2018[J]. Jama, 2022, 328(6): 563-574.[5]Leppert M H, Poisson S N, Scarbro S, et al.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okes among young adults by sex and age group: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J]. Circulation: Cardiovascular Quality and Outcomes, 2024, 17(4): e010307.[6]Zhang S, Liu H, Shi T. Association between migraine and risk of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Neurological Sciences, 2022, 43(8): 4875-4889.[7]Spector J T, Kahn S R, Jones M R, et al. Migraine headache and ischemic stroke risk: an updated meta-analysi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123(7): 612-624.[8]Schürks M, et al. Migrain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MJ, 2009 339:b3914.[9]MacClellan LR, et al. Probable migraine with visual aura and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the stroke prevention in young women study[J]. Stroke, 2007,38(9):2438-45.[10]Kruit M C, Launer L J, Ferrari M D, et al. Infarcts in the posterior circulation territory in migraine. The population-based MRI CAMERA study[J]. Brain, 2005, 128(9): 2068-2077.[11]叶深琼,王相明,张月辉. 偏头痛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 医学综述,2020,26(6):1086-1091.[12]Yemisci M, Eikermann-Haerter K. Aura and Stroke: relationship and what we have learnt from preclinical models[J]. J Headache Pain, 2019,20(1):63.[13]Martínez-Sánchez P, et al. Migraine and hypercoagulable states in ischemic stroke[J]. Cephalalgia. 2011 Dec;31(16):1609-17. [14]方玉婷,肖哲曼. 偏头痛与脑卒中关联及机制的研究进展[J]. 卒中与神经疾病,2022,29(1):89-92.[15]田大臣,陈旺,田茜,等. 偏头痛与卒中关系研究进展[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8,13(5):241-243.[16]Shi F, Sha L, Li H, et al. Recent progress in patent foramen ovale and related neurological diseases: a narrative review[J]. Frontiers in Neurology, 2023, 14: 1129062.[17]Meschia JF, Bushnell C, Boden-Albala B,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stroke: a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 Stroke, 2014,45(12):3754-3832.[18]王伊龙,陈玮琪,刘欣如,等. 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管理指南(第2版)(节选)——第3章脑血管病高危人群管理[J]. 中国卒中杂志,2023,18(8):898-909.[19]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业委员会,于生元. 中国偏头痛急性期治疗指南(第一版)[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24,30(10):721-734.[20]HutchinsonS, et al.Presentedat:2021 Virtual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Annual Meeting; April17-2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