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8年的深秋，北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吹得老旧小区的梧桐叶子沙沙作响。刚下过一场冷雨，地上的积水映着昏黄的路灯，像是碎了一地的铜镜。

我让儿子跟儿媳AA，隔天儿媳做饭，我刚拿起碗，她伸手说：＂一顿50。＂我愣住了，筷子悬在半空，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

那是1998年的深秋，北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吹得老旧小区的梧桐叶子沙沙作响。刚下过一场冷雨，地上的积水映着昏黄的路灯，像是碎了一地的铜镜。

我和老伴周顺从安徽老家来到杭州，住进了儿子周小军和儿媳林巧雁的新房。这套两居室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商品房，七十多平米，虽不宽敞，好歹是个安身之所。屋里的家具都是新买的，电视机还是29寸的大彩电，在我们那个年代，算得上阔气了。

＂爸，妈，你们就安心住下吧，这里离菜场近，买菜方便。＂周小军热情地说，一边帮我们收拾行李。

林巧雁站在一旁，脸上带着笑，却不怎么说话。我能理解，毕竟小两口刚结婚没多久，突然多了两个老人，生活习惯肯定有差异。

＂小林啊，我和你爸都有退休金，生活费我们自己出，不给你们添麻烦。＂老伴刘桂兰主动说道，她向来善解人意。

我们带着＂不添麻烦＂的心态，主动提出生活费AA制。这个词还是从儿子那学来的，说是现在年轻人流行这么过日子，谁也不欠谁的。

＂咱们分开过日子，钱也分开花，公平。＂我拍着胸脯说，＂老两口退休工资虽不高，也饿不着。＂当了一辈子工人，我最讲究的就是这个＂理＂字。

林巧雁那时点头如捣蒜，我还当她是客气。她家是农村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是生产队里的社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心里想着，这姑娘懂事，肯定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些。

谁知第二天，我举起碗筷准备吃饭，林巧雁却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一顿50元×2人=100元。＂看那认真劲儿，跟我当年做工厂账目似的。

＂这......＂我眼镜差点掉下来，杭州的物价是比老家高，但一顿饭要50块钱？放在1998年，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我那时的退休金一个月才七百多块。

老伴在桌下踢了我一脚，硬是把我要出口的话憋回去。我瞧见她眼里的意思：算了，给吧。我掏出一百块，放在桌上。林巧雁拿走钱，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9月15日，二老伙食费100元＂。

我望着桌上的三菜一汤——清炒青菜、炖豆腐、红烧肉和紫菜汤，心想这顿饭要值一百块钱，那红烧肉里得有黄金。可看儿子那样子，似乎这在杭州就是这个价，我也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城里人。

从那天起，家里的一切都变成了记账式的生活。水电费按人头分摊，卫生纸按卷数计价，就连看电视的时间，也被记在小本子上。＂看两个小时电视，电费1.5元＂、＂洗一次澡，热水器费用8元＂、＂使用电饭煲一次，电费2元＂......账目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家的餐桌上，筷子分两边摆放，一边是红头的，一边是蓝头的。厨房里的调料瓶贴着标签，写着＂小军家＂、＂老周家＂。冰箱里的食物用保鲜袋分类，每个袋子上都写着各自的名字。就连茶杯都分了＂公公＂、＂婆婆＂，用不同颜色区分。

过日子哪有这么算的？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四九年跟着部队进过城，六十年代带过工厂，文革时期蹲过牛棚，下过乡，改革开放后还当过个体户。像我这样粗糙的人，哪懂得算这么细。

＂刘桂兰，咱们是不是被人家嫌弃了？＂晚上，我忍不住问老伴。

＂老周，你少说两句。＂刘桂兰数落我，＂人家小两口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咱们是来帮忙照顾孙子的，又不是来找气受的。＂

是啊，儿子和儿媳都忙，我们来就是帮着带孙子的。现在孙子还没出生，等小家伙来了，他们哪有心思算这么细？

＂这是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儿子周小军解释道，一脸无奈。他总是这样，左右为难，像极了我年轻时的窝囊样。想当年我在工厂当车间主任，多有威风，如今在儿子面前却成了理亏的那个。

＂爸，现在大家都这样过，AA制嘛。＂他搓着手，脸上带着讨好的笑。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心里却嘀咕：这什么破规矩？我和你妈过了大半辈子，连碗筷都没分过你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每到月底，林巧雁就会拿出她那个蓝皮小账本，算一算这个月我们该付多少钱。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她连计算器都按得噼里啪啦响，生怕算错了一分一厘。

＂爸，妈，这个月的总费用是687.5元，你们两个人就是1375元。＂她认真地说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

刘桂兰忙不迭地掏钱：＂给你，给你。＂然后朝我使个眼色。我也只好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一张张数给林巧雁。

春节前夕，全家大扫除。我和老伴主动帮忙，拖地擦窗户，累得腰酸背痛。林巧雁却在小本子上写下＂家务工时费＂，并认真地估算着价格：＂擦一扇窗户10元，拖一次地15元，擦冰箱20元......＂那一刻，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傍晚，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抽烟，看着底下小区里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老周，你想啥呢？＂老伴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

＂想咱们年轻那会儿。＂我吐出一口烟圈，＂那时候苦啊，你忘了？五十年代刚结婚，一家人挤在厂里的宿舍，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电饭煲？做梦吧！可咱们怎么过来的？分什么你我？＂

老伴叹了口气：＂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

我猛吸一口烟：＂什么新时代？我看是越来越没人情味了。＂

＂爸，您看，这是年终账单。＂除夕那天，林巧雁递给我一张A4纸，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字，连我用的那几片治高血压的药都算得清清楚楚。＂全年总计：15873.5元。＂最后一行用红笔标注着，像是一道判决书。

我的手微微颤抖，心想：这丫头是真把我们当外人啊。记得我们那会儿过年，左邻右舍都要互相走动，送糖果，送花生，哪有算这么清的？

那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刘桂兰，你说咱们是不是太多余了？＂我问老伴。屋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着，衬得屋内格外沉寂。

＂住嘴！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咱不懂就不懂，别瞎嘀咕。＂刘桂兰轻声呵斥我，却悄悄抹了眼泪。月光从窗帘缝隙中漏进来，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

正月初五，我去邮局寄一封信给老家的战友。柜台前的人不多，我正排着队，忽然看见林巧雁正在汇款窗口填单子。她背对着我，没发现我。

透过玻璃，我看到汇款单上写着一个不小的数目：2000元，收款人是＂林德胜＂。这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了。

好奇心驱使我回家翻了翻她的账本，发现每月都有一笔固定的大额款项寄往安徽宿州。这一发现令我困惑不解——她对我们家算得这么清楚，对娘家却如此大方？

＂老刘，你说这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老伴。

＂人家给娘家寄钱，这有什么奇怪的？＂刘桂兰不以为然，＂兴许她爹妈有困难呢。＂

我心里却越发不是滋味。这丫头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钱寄回老家，却对我们这边斤斤计较。我越想越气，打算找个机会跟儿子好好谈谈。

一个周日的下午，趁着林巧雁去菜场买菜，我把儿子叫到阳台上：＂小军，你媳妇是不是看不起咱们家？＂

儿子一愣：＂爸，您这话从何说起？＂

＂她对咱们家算得这么清楚，一分钱都不含糊，可她自己每个月往老家寄那么多钱，你知道吗？＂我有些激动地说。

儿子脸色一变：＂爸，您翻她的东西了？＂

我被他这反应噎住了：＂我...我是无意中看到的。＂

＂爸，您别多想。＂儿子叹了口气，＂巧雁有自己的难处。＂

＂什么难处？她对自己娘家大方，对咱们家就抠抠搜搜的？＂我越说越气。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口。最后，他低声道：＂巧雁的父亲病了，尘肺病，需要钱治疗。她不想麻烦我，一直瞒着我。＂

我一下子愣住了：＂尘肺病？这可是要命的病啊！＂

＂是啊，她爸在煤矿干了二十多年，早就落下病根了。＂儿子的声音低沉，＂前年病情加重，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巧雁怕我有压力，就自己想办法凑钱。＂

＂那她为什么对咱们家......＂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

＂爸，巧雁下岗了。＂儿子长叹一口气，＂纺织厂裁员，她没保住工作。这半年来，她一直在找工作，可这个年纪，又没什么技术，哪有单位要？她不敢告诉任何人，每天还是按时出门，假装去上班。＂

我如遭雷击，一时说不出话来。九十年代末的大裁员潮，让多少人失去饭碗。我的一些老友也都经历过这种痛苦，有的至今还在打零工维持生计。

＂她每天省吃俭用，不舍得花一分钱，就是为了能多寄点钱回家。＂儿子的眼圈红了，＂爸，您和我妈就别跟她计较了，好吗？＂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心中的气愤一下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愧疚。

一次偶然的机会，趁林巧雁出门，我在整理衣柜时无意中发现了她藏在衣服底下的另一本账本和一本日记。我知道偷看别人日记不对，但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日记里写道：＂又是月底了，妈打电话说爸的药钱不够用。爸从煤矿下来后，尘肺越来越严重，医疗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我不能告诉小军，他家也不宽裕。我只能自己想办法。算着婆婆公公的钱，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不这样，我哪有钱给爸治病？每次记账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可是没办法啊，我不能看着爸爸就这么走了。＂

翻到下一页：＂今天在百货大楼门口碰到李姐，她看见我慌了一下，大概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这个下岗工人。自从厂子倒闭，曾经的姐妹们各奔东西，有的去了个体户，有的回了老家。只有我，还在这里硬撑着。小军不知道我已经失业四个月了，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回来，在城里的各个工厂和商店转悠，问有没有招工的。被拒绝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不能放弃，爸爸还等着我的救命钱呢。＂

我手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原来如此！她不是小气，而是被生活所迫。我弯腰捡起账本，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艰难抉择。

＂你都四十岁了，我们要年轻人。＂

＂你没有电脑技能，不适合这个岗位。＂

＂下岗工人？抱歉，我们优先考虑应届毕业生。＂

她把这些话都记在日记里，却从不在家人面前流露半分。她宁愿被我们误解为斤斤计较，也不愿暴露自己的窘境。

记得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清炒白菜、炖豆腐、酱牛肉和紫菜蛋花汤。酱牛肉是我爱吃的，她特意多做了些。我看着这些菜，忽然明白为什么她要收我们一顿50元——这样，她才能攒下钱寄给父亲治病。

我揪心地合上日记和账本，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咬牙硬撑，不敢在任何人面前示弱。

记得七十年代初，工厂里的伙食紧张，我省下自己的口粮票，换成钱给孩子们买点心吃。有一次，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在回家路上买了个烧饼，被刘桂兰发现了。她二话不说，把烧饼掰成四份，给三个孩子分了，自己什么都没留。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

第二天，我找了个借口出门，直奔老厂区。退休前，我在杭州第三纺织厂当过车间主任，厂里的许多老同事如今已经转行或创业。我敲开了老友王德发的门，他如今在城郊开了家小型服装加工厂。

＂老周，稀客啊！＂王德发热情地招呼我，＂快进来坐，喝茶！＂

屋里摆着几台缝纫机，几个中年妇女正在赶工。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订单表，看来生意不错。

＂老王，你这厂子如今招工不？＂我开门见山地问。

＂怎么，你老周要重出江湖？＂王德发哈哈大笑。

我摇摇头：＂我儿媳妇，四十出头，之前在纺织厂上班，挺能干的。＂

王德发皱起眉头：＂四十多了？这岁数，现在的厂子都不太要啊。＂

＂她做事认真细致，会算账，会操作缝纫机，吃苦耐劳。＂我急切地说，＂你就当帮我这个老哥们一个忙。＂

王德发看着我焦急的样子，叹了口气：＂行吧，老交情了。叫她明天来上班，就说是招工，千万别露馅。这活计也不轻松，一天十个小时，工资按件计算，够呛能拿到一千二。＂

＂够了够了！＂我连忙道谢，＂这事先别告诉她是我介绍的。＂

＂懂，我懂。＂王德发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要面子。＂

一周后，林巧雁找到了工作，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我假装不知情，问她：＂找到工作了？在哪啊？＂

＂王氏服装厂，一个小厂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个着落。＂

她还是每天记账，但我不再感到刺痛，因为我懂得了这背后的原因。每次看她低头算账的样子，我心里就一阵酸楚，这个年轻女人，承担着多少我们看不见的重担。

一个傍晚，我趁她不在家，偷偷塞了一千块钱在她枕头底下。那可是我攒了好几个月的烟酒钱啊。第二天，她把钱还给我，说：＂爸，我有工作了，不用您操心。＂

我暗自叹气，又想了个法子。趁她上班，我把钱藏进她的账本里，并附上一张字条：＂AA是爱，但爱不只AA。家人之间，哪有那么多算计？你爸的病，就当是我们全家的事。老周家和林家，早就是一家人了。＂

那天晚上，林巧雁回家后，眼睛红红的。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饭桌上，她忽然端起酒杯，给我和刘桂兰倒上酒：＂爸，妈，我敬你们一杯。＂

我们坐在一起，她突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俯下身来拥抱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爸，我错了。＂她的声音哽咽。

我拍拍她的后背：＂傻丫头，有啥对错？日子难过，谁都有难处。我年轻时候，不也一样吗？＂

＂可我......＂

＂别可是了。＂我打断她，＂你看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点活。你爸要是需要照顾，咱们一起去。林家的事，就是我老周家的事！再说了，你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一家人过得好吗？咱们何必分得那么清呢？＂

她泪如雨下，刘桂兰也忍不住抹眼泪。那一刻，我感觉我们家终于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账本。冰箱里的食物不再贴标签，厨房里的调料也混在一起用。筷子不分红蓝，茶杯不分彼此。周日的早晨，我和刘桂兰教林巧雁包安徽风味的馄饨，她教我们用电脑发电子邮件。电脑这东西我哪会用啊，敲两下键盘就头大，但看她耐心教我，我也乐意学。

＂你看，爸，这样就能发送了。＂她手把手教我点击鼠标，＂您的战友有电子邮箱吗？比写信快多了。＂

＂哪有那么高级！＂我笑道，＂老李头连电话都没装几年，哪来的电子邮箱？＂

生活渐渐有了烟火气，我们学会了彼此理解，学会了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后来，我们一起去安徽看望了林巧雁的父亲。他住在一个小煤矿的家属区，房子又矮又小，墙壁被煤烟熏得发黑。林德胜瘦得皮包骨，但眼神坚毅。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见了我们格外客气，拿出家里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

＂周同志，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跑这么远。＂他咳嗽着说道，声音沙哑。

＂林大哥，咱们都是工人，有啥不好意思的？＂我笑着回应，＂你看我和你，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都吃过苦。现在孩子们都好了，咱们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和那个曾经素未谋面的煤矿工人相视一笑，仿佛看到了彼此年轻时的影子。我们两家人，都是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的普通人。一个在纺织厂挥洒汗水，一个在煤矿深处与煤炭打交道，都是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者。

林德胜住院的那段日子，我们轮流照顾。不分你我，没有计较，只有相互扶持。我和老伴隔三差五就去医院，带些自制的小菜，熬些养肺的汤。病房里经常传出我们的笑声，连隔壁的病人都羡慕地说：＂林大哥有个好女婿啊，连老丈人都照顾得这么好。＂

林巧雁有时会偷偷抹泪，但更多的是微笑。她常对我说：＂爸，谢谢您。如果没有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拍拍她的肩膀：＂傻孩子，这有啥？咱们是一家人。＂

工厂的活越来越多，林巧雁的工资也涨了。她特意去学了电脑，学会了制作表格和简单的设计，成了厂里的骨干。王德发悄悄告诉我：＂老周，你这儿媳妇真不错，肯学肯干，比那些年轻姑娘强多了。＂

林德胜的病情也渐渐稳定下来，虽然不能痊愈，但只要按时吃药，生活质量还不错。他说想学种花，我就托人从老家带来一些花种和花盆，教他怎么养护。那个曾经满手煤灰的汉子，如今捧着一盆盆花草，笑得像个孩子。

我时常想起那个小账本。也许在某个角落，它还静静地躺着，记录着我们家庭的变化。。

林巧雁后来再也没有记过账，但她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有一次，她出门买菜，日记本开着放在桌上。我不小心瞥了一眼，上面写道：＂周爸爸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他教会了我什么是家的真正含义。在这个家里，我找到了安全感，找到了归属。不再是我和你，而是我们。＂

看到这些文字，我眼眶湿润了。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家不是算计的战场，而是心灵的港湾。

去年夏天，我和刘桂兰回了趟老家。院子里的老槐树依旧，只是我们都老了。夜晚乘凉时，左邻右舍问起我们在杭州的日子。我笑着说：＂可好了，有儿子、儿媳妇照顾，小孙子也很懂事。＂

＂周老哥有福气啊！＂邻居老张羡慕地说，＂我家那小子，一年回来一次，电话都不常打。＂

我没说出当初的＂一顿50＂，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人生在世，谁没有困难时候？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如何理解彼此，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我们这些活在九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太多风雨。。

如今，我和刘桂兰偶尔也会和林巧雁开玩笑：＂今天的饭菜值多少钱？＂她总是笑着说：＂算不清，因为放了太多爱。＂

孙子已经会跑会跳了，整天缠着我讲故事。我最爱讲的，就是＂爷爷当年如何当上车间主任＂，＂奶奶如何做出全厂最好吃的馄饨＂。当然，我从不提那本小账本的事，那是我和林巧雁之间的秘密。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有酸有甜，有苦有辣。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精确地计算每一分钱，而在于懂得什么时候该计较，什么时候该放手。

家，是彼此的港湾，而不是清算的战场。这个道理，我们用了半辈子去领悟，而如今，我希望能将它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少走些弯路，多些温暖。

手心向下是付出，手心向上是接受。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学会这两种姿势。有时候，接受别人的好意，比付出更需要勇气。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