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最早文献出处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上》中的经典表述：“生生之谓易”。这一简约而深刻的命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生”的传统的基石。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此疏解道：“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这一注解
一、“生生”哲学的起源与文本依据
“生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最早文献出处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上》中的经典表述：“生生之谓易”。这一简约而深刻的命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生”的传统的基石。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此疏解道：“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这一注解揭示了“生生”的基本含义——阴阳变化辗转，新事物不断继旧事物而生，万物恒常生成变化，这就是“易”的本质。
《易传》与《易经》并非同一时代的文献，《易经》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而《易传》则是战国时期的义理之作。因此，对“生生”概念的探讨需要严格区分这两个文本系统。《系辞传》作为《易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的“生生”观念代表了战国时期哲学家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和发展。“生生”观念建立在“生”概念基础之上，而“生”指的是形上存在者“天地”的活动；因此，“生生”指的是形上存在者“天地”的运行。
在《周易》体系中，“生生”与“易”构成了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宋代学者李尚信指出：“易包括易、变易、不易三层内涵”；“易之第一要义即是易”，即“生生之谓易”；“故易之第一要义即是‘生生’之义”。又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这也表明了乾坤之‘易简’的‘生生’之功”，即“万物的开端、产生皆由乾坤的生生而来”。这里的“生生”作为“易道”或“天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属于本体论或宇宙论范畴。
（一）《系辞上传》的创造性阐释
《系辞传》对“生生”的阐释不再局限于占筮功能，而是将《易经》提升到了哲学高度。它通过“观象设卦”的理论，将六十四卦视为宇宙万物的符号系统，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宇宙变化观，而“生生”正是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规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宇宙生成论思想，“生生”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高度凝练。
（二）“生”与“生生”的语义学考察
从语义学角度分析，“生”本义为草木生出，《说文解字》云：“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引申为发生、产生、生命等含义。“生生”这一叠词结构，第一个“生”为动词，表示产生、创生；第二个“生”为名词，指生命、万物。但二者结合后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使生命生”，即创造生命；也可理解为“生命生命的延续”，强调生命的连续性和无限发展。北宋张载认为：“生生，犹言进进也”（《横渠易说》），强调了一种不断前进、发展的运动状态。
二、“生生”的哲学内涵与双重维度
“生生”概念在中国哲学中具有双重维度的含义：一方面指宇宙万物不断产生、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指生育万物的仁德。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的哲学。
（一）宇宙论维度：变化生生的自然之道
在宇宙论维度上，“生生”描述的是宇宙万物生灭变化的永恒过程。《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这句话将“日新”与“生生”并置，揭示了宇宙万物不断更新、变化不止的本质。唐代孔颖达疏解为：“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这表明万物处于永恒的流转变化中，新旧更替，永不停息。
北宋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周氏将“生生”与阴阳二气的交感相结合，从宇宙生成论角度解释了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源。张载则提出“生生，犹言进进也”，强调了一种向前推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状态。
程颐在批评张载的气论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遗书》卷十五） 程颐反对张载的万物为一气之聚之说，提出“真元之气”才为万物本原，强调天地变化自然生生不穷，不需要借助既毙之形、既返之气来实现造化之功。这表明宋代哲学家对“生生”机制的理解已经相当深入。
清代戴震则将“生生”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 戴震将“生生”视为运动变化的源泉和自然规律的基础，同时强调“条理”对于“生生”的重要性，表明他已经意识到生命的产生变化有其内在规律性。
（二）伦理学维度：生育万物的仁德
在伦理学维度上，“生生”与“仁”德密切相关。《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表述中，已经含有赞扬阴阳生育万物之仁德的意思。清代李塨明确提出了“生生即仁也，即爱也，即不忍也，即性情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的观点。戴震也有类似说法：“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 近代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
这种将“生生”与“仁”相联系的观念，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宇宙观与伦理观的统一。正如李尚信教授所指出的：“参赞化育的终极根据是天地，是宇宙，因此参赞化育就是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在《易传》看来，天地或宇宙的功能就是生生，人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本质上也是生生，是使万物和人类更具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是成就万物和人类的生生。”
1.“仁”的扩展与提升：从“生生”角度理解“仁”，不仅意味着人际间的关爱，更是一种对宇宙万物的普遍关怀。宋代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正是这种“生生之仁”的极致表达。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在《大学问》中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种博大胸怀正是基于对宇宙“生生不息”的体认和对万物生命的敬重。
2.道德与宇宙的统一：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是宇宙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生生”概念正是这种统一的枢纽。宇宙的“生生”是仁德的形上依据，人的仁德是宇宙“生生”在人性中的体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哲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也不是纯粹的道德哲学，而是自然与道德相融合的生命哲学。
三、宋代理学对“生生”观念的发展与儒道交融
宋代理学是“生生”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为“生生”观念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发展动力。理学家的“生生”观念不仅来自《周易》，也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生生”观念与老子的“道”及老庄阴阳观念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其次是理学“生生”观念也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思想。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宇宙生成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这一论述显然受到了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周氏提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确立了动静互根、阴阳交感的生生机制。他的“生生”概念既包含宇宙生成的意义，也蕴含“仁”的道德价值，为儒家的仁学提供了宇宙论基础。
张载提出“生生，犹言进进也”，强调了一种向前推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状态。他的“气本论”认为太虚即气，气聚为物，物散为气，宇宙是一个气化生生不息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思想，将宇宙的生生与人类的仁爱紧密联系起来。
二程(程颢、程颐)对“生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程颢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强调观天地生物气象可以体认天理。他喜欢“观鸡雏”，因为鸡雏最能体现天地生物之心。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将“生生”与“仁”直接等同起来，认为宇宙的生生不息即是仁的体现。
程颐则强调“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并提出“真元之气”为万物本原。他对“生生”机制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析，区分了“所以生生者”与“生生之迹”，前者是生物之本，后者是生物之迹。程颐特别重视“理”在生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统摄万理的是天理，天理即“生生之理”。
朱熹集前人之大成，构建了理气结合的生生哲学。他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上识仁”。朱熹认为，天地以仁生物，仁是天地生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故人心亦仁。他提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强调人与万物的内在统一性。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也与此相关，认为通过格物可以穷究事物之理，最终体认天地生生之理。
（一）道家思想的影响
理学“生生”观念深受道家哲学影响。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已经包含丰富的生生思想。庄子的“通天下一气”思想也为张载的气论提供了资源。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也被理学家吸收，程颢说：“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强调生生的自然性而非人为造作。
（二）佛教思想的融合
佛教的缘起性空、事事无碍思想也对理学生生观有所影响。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想，为理学家理解理气关系、万物一体提供了参考。禅宗的“明心见性”思想也影响了理学家“从生意上识仁”的修养方法。
四、清代至近代“生生”哲学的深化与转型
清代至近代是“生生”哲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实证科学的传入和中西哲学的交流，“生生”哲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
戴震作为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对“生生”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把“生生”看做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和自然规律之所本：“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 戴震强调“生生”与“条理”的统一，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的生成变化有其内在规律性。他对“仁”的解释也与此相关：“仁者，生生之德也。” 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这违背了天地生生的本意。他主张“理存于欲”，认为合理的欲望正是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
李塨继承和发展了戴震的思想，明确提出“生生即仁也，即爱也，即不忍也，即性情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这种将“生生”与人的情感直接联系的观点，为传统“生生”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传入，“生生”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康有为试图将传统“生生”哲学与近代科学思想相结合，他认为：“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 康有为接受近代天文学知识，不再将“天地”视为形而上的实体，而是将其转化为“自然之天”。但他仍然坚持“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基本理念，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进程。康有为还将“生生”哲学与社会进化论相结合，提出“仁者，生生之理”的社会进化观。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生生”哲学进行了创造性转化。熊氏提出：“本体所云心与生命、精神三名词，其名虽殊，而所目则一……又以其为生生不息真几，则名曰生命。” 他创建了“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认为本体即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现象界即本体自身的显现和作用。熊十力特别强调“翕辟成变”的生生机制，“翕”是物化的趋势，“辟”是心化的趋势，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推动宇宙的发展变化。
方东美的易学则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从而“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他以《周易》的“生生”哲学为基础，融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构建了一个“广义的周易哲学”。方东美认为，宇宙是生命洪流，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精神的展现。他提出“万物有生论”，认为宇宙是有生命的整体，人可以通过艺术、哲学、宗教等方式参与宇宙的创生过程。
（一）实证化转向
清代以来，受考据学科学精神的影响，“生生”哲学出现了实证化转向。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生生”的形上思辨，而是试图从具体科学角度研究生生的机制。戴震的“条理”说已经蕴含了这一转向，近代学者更是尝试将“生生”哲学与生物学、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相结合。
（二）近代思想转型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生生”哲学也成为思想家应对时代挑战的资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用“生生”哲学论证变革的必要性，认为“日新”是宇宙的根本法则，社会政治也应当不断革新。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将“仁”等同于以太、电等物质力量，同时又保持其道德价值，试图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五、“生生”哲学的当代转化与创新
在当代哲学语境下，“生生”观念正在经历新的转化与创新。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整个“《周易》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都只能由“生生”来涵括，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化发展也只能由“生生”来统领。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生机。
黄玉顺教授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试图将“生生”观念“存在化”，即使其成为一个前存在者的观念。如此，则不论作为形而下者的“万物”，还是作为形而上者的“天地”，都是“生生”的结果。这种思路试图超越传统“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为“生生”哲学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李尚信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构建系统的“生生哲学”框架。他认为：“中国哲学，可以说是参赞化育之学。参赞化育，即参赞天地之化育。参赞化育的终极根据是天地，是宇宙，因此参赞化育就是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在《易传》看来，天地或宇宙的功能就是生生，人效法、辅助天地或宇宙来化育万物和人类，本质上也是生生，是使万物和人类更具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是成就万物和人类的生生。”
李尚信将生生哲学的基本框架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
1.以天地或宇宙的生生为基础：天地或宇宙是一个生命体，是一切生命的总根源。
2.以性命贯通为生发点：万物与人继天而生，贯穿着人性、物性于其中，我们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人性和物性，因应人性和物性来进行参赞化育。
3.以诚仁义礼智以及格物致知为行动法则：我们要运用诚仁义礼智五德目，并通过格物致知去达成参赞化育。
4.以参赞化育为核心：包括参赞与化育两个方面。参赞就是参赞天地，认识天地与万物；化育则是化育万物与人，尤其是化育人。
5.以成己成物（尤其是成人）为宗旨：生生哲学的宗旨就是成就万物与人，最终是要成就人。
杨泽波教授提出了“生生伦理学”的概念。他旨在探寻“道德动力”，认为：“心之所以有活动性，是因为人有生长倾向，有伦理心境，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并有满足这些要求的动能，从而心甘情愿成德成善。” 这是在人性论层面对“生生”进行的解释。
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从比较哲学角度提出了“过程世界观”的“生生”观念。他指出：“中国的第一部哲学经典《易经》就记载了中国传统‘气宇宙学’(qi-cosmology)体现的‘过程世界观’”；这种“过程思考”(process thinking)也存在于“怀特海(A. N. Whitehead)、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西方哲学脉络中”。安乐哲试图通过“生生”概念打通中西哲学，为世界哲学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一）本体论的重建
当代学者对“生生”哲学的重建，首先体现在本体论方面。传统的“生生”哲学往往预设了形而上的本体（如天地、太极、理等），当代学者则试图解构这种实体化的本体概念，代之以过程性、功能性的本体观念。黄玉顺的“生活本体论”、李尚信的“生生本体论”，都是这种尝试。
（二）认识论的拓展
传统“生生”哲学重视直觉体悟，当代学者则在保留这一特点的同时，尝试融入现代科学认识方法。李尚信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认为不仅要“观象思维”，也要结合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来深化对“生生”的理解。这种思路试图实现传统直觉与现代科学的结合。
六、“生生”哲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生生”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传统，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看，“生生”哲学代表了一种与西方实体哲学不同的思考方式，强调生成变化而非静态存在，重视关系而非孤立实体，关注生命而非机械物质。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克服现代性危机、建设后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现实层面看，“生生”哲学为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科技伦理危机、价值危机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李尚信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中国哲学对生命的理解，要批判借鉴和发扬西方自然科学传统，深入研究宇宙自然，一方面继续探究生命的奥妙，另一方面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与增强人类生存的能力。”
在生态伦理方面，“生生”哲学强调“万物一体”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应该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思想对于纠正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生态环保意识具有重要价值。郑板桥曾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 他认为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
在科技伦理方面，“生生”哲学强调“参赞化育”，即人既要参与自然的演化过程，又要尊重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李尚信指出：“天地宇宙是生生与毁灭同时共存，我们只有全面地认识生生与毁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天道，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本质与意义。传统意义上的天道唯善观念需要加以纠正，天道需要借助人的实践需要来把握方向，而不是相反。” 这种观点对于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在价值重建方面，“生生”哲学以“成己成物”为宗旨，尤其是要“成就人的美好生活”。李尚信认为：“成就人就是成就人的美好生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的美好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极其丰富，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需要深入研究。” 这种以“成就人的美好生活”为宗旨的哲学，对于构建现代价值观具有重要启示。
此外，“生生”哲学对于促进中西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积极意义。李尚信认为：“‘生生哲学’是最高境界的哲学，它通过‘唯变所适’达到‘成就人’的终极目的，是一种以倡导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经世致用之学。” 安乐哲等西方学者也试图通过“生生”概念打通中西哲学，为世界哲学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一）“生生”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生生”哲学强调的“生生不息”理念，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它提示我们，人类的发展应当以不破坏自然生生不息的能力为限度，应当尊重万物“各适其天”的权利，应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智慧对于纠正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生生”哲学与生命教育
“生生”哲学的生命意识、生命关怀，对于当代生命教育也有重要启示。它教导人们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体会“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审美境界，培养“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这种教育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关乎生命境界的提升。
结语
“生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源自《周易》，经过历代哲学家的阐释与发展，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从《易传》的“生生之谓易”到戴震的“生生者化之原”，从孔颖达的“阴阳变转”到李塨的“生生即仁也”，中国哲学家不断丰富和深化着“生生”哲学的内涵。
“生生”哲学既包含宇宙论维度，指事物不断产生、变化的过程；也包含伦理学维度，指生育万物之仁德。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的哲学。宋代以来，理学家吸收儒道思想，将“生生”哲学发展到了新高度。清代至近代，面对西方科学的挑战，“生生”哲学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当代学者则在新的哲学语境下，试图实现“生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生生”哲学强调变化生成、生命关怀、万物一体、参赞化育，这些思想对于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科技伦理危机、价值危机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一种过程性、关系性、生命性的思维方式，“生生”哲学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智慧，有助于克服西方实体哲学的局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思想资源。
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深入发掘“生生”哲学的现代意义，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建设未来文明的重要哲学资源。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课题，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
来源：浮沉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