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席卷南北，朱元璋崛起应天，大元帝国走向终局

摘要：元朝末年，灾荒、水患频仍，税赋徭役盘剥严重，百姓苦不堪言。漕运断裂，田地荒芜，朝廷财力枯竭。白莲教在江淮与中原农村逐渐传播，教义交织救济与秘密组织功能，让教众有了组织感与希望。

《——【·前言·】——》

乱世蒸腾，黄河泛滥农民流离。红巾军旗帜一举，天下多地响应。一个布衣出身者在江南崛起，占据集庆、应天，最后称帝建明。

元朝挽救不了的衰败，在朱元璋步步推进中展露无疑。

元朝末年，灾荒、水患频仍，税赋徭役盘剥严重，百姓苦不堪言。漕运断裂，田地荒芜，朝廷财力枯竭。白莲教在江淮与中原农村逐渐传播，教义交织救济与秘密组织功能，让教众有了组织感与希望。

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举义，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红巾军起于北方，很快扩散至安徽、河南、浙江等地。各地暴乱与义军蜂拥而起，成为动摇元朝统治的第一波大浪。

郭子兴在江淮地区率先崛起。他先占据凤阳、濠州等地，并以义军领袖身份联合其他红巾军首领。朱元璋在1352 年投奔郭子兴。他最初兵力微小，却善于招募农民与逃荒者，兵马次数与地盘一点点扩大。

他占滁州，巩固江淮腹地。滁州成为朱元璋最早稳固的据点。此时朱元璋尚未称王，也未改国号，他行的是农民义军的流程：聚众夺地，补给兵源，建立行政秩序。

1355 年至正十五年，红巾军内部分合频繁。领袖众多，各自为政。张士诚在江浙一带割据，陈友谅在两湖势力强盛，方国珍在浙东为害一方。朱元璋看清形势后，不急于与强敌正面大战，先固基业于江南。他采纳谋士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所占之地实行田赋政策缓和，安民守土。他收编逃荒者、农户、善战者，建立自己的军队与政权架构。

1356 年正月，朱元璋率军进攻集庆路。集庆原为元朝行政区划，位置关键，南接江南富庶地，北通中原路线。朱元璋行数路合击，用兵迅速，占下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应天府成为抵抗元朝的重要据点。他在那里设府治，招贤纳士，整军备战，巩固江南腹地。此举标志其从义军向割据政治力量的重要转折。

与此同时，郭子兴阵营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郭子兴在红巾军中有名望，但地盘与兵力未如朱元璋那样稳定；地方割据势力与他交互频繁。朱元璋则逐渐取得较优势的资源控制能力。他所处应天府周边粮道、人力资源相对集中。江南与沿海贸易与农业尚未完全崩溃，使朱元璋控制区内有补给与赋税来源。

江南群雄之间的冲突也给朱元璋提供机会。陈友谅与张士诚互争，方国珍在浙东割据，地方豪强割地而治。这些割据势力虽雄心勃勃，却多依赖土地与水路，兵力分散。朱元璋逐步压迫他们，用战役与联盟策略交替，消耗他们外围控制区。

江南最终在其名下大部被统一，尤其以鄱阳湖之战为里程碑。鄱阳湖战役中，他集中水师与步军击败陈友谅主力，使江南主要对手丧失继续扩张的能力。

红巾军这条起义线从北入南，从中原入江南，再被朱元璋整合。他把散乱的义军力量吸纳进自己的队列，整备军队，整顿行政，用制度管理疆域。起义不再是简单的农民反抗，而渐成一股能与中央角力的政治军事力量。

占据应天府之后，朱元璋未立即称帝。

他先修筑城墙，广积粮草，安抚民心。在应天府内部设立府署，组织仓储系统，整顿赋税与徭役。他采取的是一种持续积累力量的方式，以治军纪律与地方稳固为基础。兵源自江南、淮北、赣南等地招募，粮草自江南农业重地供应。

与此同时，对外战争策略也日渐清晰。他先与邻近割据势力斗争。方国珍在浙东势力虽强，但与朱元璋交手时被压制在海岸线之内；张士诚在江浙也不敢深入发动南下大规模战役；陈友谅虽然强于水师，但在鄱阳湖会战中被朱元璋击败。此战后，陈友谅阵亡，部曲被并入朱元璋阵营，江南中游江左地区迅速归服。

在稳定南方之后，朱元璋开始筹划北伐。1367年，其下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从淮河以北发动军队。北伐部队横跨山东、河南，逐步夺取关中要点，割断元朝南方的援兵路线。他同时命其他部队沿海东线攻克福建、广东等地，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在边疆翻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他则以南京为都。称帝后立即展开中原攻势。徐达、常遇春等将领按照既定北伐路线而行。进军速度快于元朝预期，元大都防线被破。大都被明军攻克，元顺帝逃离。中原政权转换完成。

建都应天之后，明朝政权在行政上迅速设立六部制度，废丞相，集中皇权。朱元璋命人普查户口，丈量土地，整编鱼鳞图册，以便于赋税征收与户籍管理。这些内部机制使明朝能在政令、财政与征兵上具有较强控制力。

北伐的路线中有激战，也有围困，也有外交拉拢。许多地方当地方强权见明朝渐盛，渐有归附意愿。明军并非一路强攻取得，而是逐渐稳定后方，切断元朝与南方残余势力之间的联系。江淮、江南、长江中游地区的割据，不是一夜消灭，而是被边缘化、被拉拢、被战役分割。

应天府既为政权中心，也为军事基地。此地粮仓急建，边防管控加强。派将领驻守重要关隘，要守者死守，要战者出战，以建立威信。明朝刚立之时正是边境与中原并进的阶段，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因多线作战与中央衰弱而难以维系。

明太祖称帝之后，第一步就是北伐。那年是洪武元年，号令下发，徐达与常遇春整军出征。路线不是直取中原，而是分兵为几路，一路经江淮，一路沿黄河，一路由边塞推进。目标明确：夺回中原，攻克元大都。

北平府原为元大都，明军攻克那里是战略要冲。战线南北拉长，明军后勤补给线极度依赖粮草运输与船路。徐达领军从淮北渡河北上，常遇春由关中西线出击，彼此配合，步步逼元朝残余。元顺帝在大都感受到巨大压力，夜间恐惧不断。

1368年中后，明军抵达大都外围。城防虽固，但城中兵力与朝廷权威已大不如前。元廷防线缺乏集中协调。元顺帝夜开北门潜逃，上都成为新的留据之地。这是中原政权由元到明实质的转换点。

明军攻克大都后，不急于全面南下，而是在北方稳定控制，设立北平府，收编地方吏治，安抚百姓。控制住北京一带，不仅切断元朝南方补给，也使元廷北逃成果有限。明廷用户籍制度、布政司管理、修边防工事，控制民心与资源。

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深度治理的过程。明太祖颁布律令，整顿吏治，调度税赋劳役。这些动作虽政治性强，但也为军队提供稳定后方。粮仓修建，屯田政策推行，征税律例颁布，军纪整顿。明军每进一城，必稳住供应线与人心。这使战线稳定，不因边疆骚扰失利。

与此同时，北元残余虽逃往草原，但控制力不可小觑。北元仍占有辽东、甘肃、蒙古草原等地，人口数万。北元将领数次尝试反扑或拉拢边部，但明军北伐节奏快，压迫力强，不给北元喘息之机。明朝的将士疲惫，但动员多次，效率提升。

北伐的高潮在洪武二年与三年。常遇春、李文忠等将领在河北、山西一带收复地盘，俘虏元朝将领与民众众多。明军攻克上都附近的要地，使元顺帝无力南返。此后的战斗焦点主要在北部边疆与草原地带。

明朝五年内北伐连续得手，中原大部已入明统治。草原与边疆虽尚有北元残部，影响力仍在，但中原核心地带、江南经济腹地、人体资源、文化教育，都已归明。北伐不仅因军事而胜，更因朱元璋在治军、行政、民心掌握方面的优势。

元顺帝退守上都与绥远、蒙古草原地区，建立所谓“北元”。他虽仍以“元”号自称皇帝，但实权受限。北元掌控的地域大多是草原与戈壁，对中原无有效统治力。明朝已控制黄河流域、江南沿海、江淮腹地。

明太祖对北元残部发起系列战役。洪武二年、三年，常遇春、徐达等将领沿长城线推进，击败多个北元将领。明军攻占开平（上都旧址），俘虏人数众多，收回大量土地与资源。北元虽然试图组织反攻，却无统一领导且军力不足。

明朝建立之初，并非马上天下太平。边疆蒙古残部频繁骚扰，辽东、陇右、甘肃等地多次入侵。明廷必须分兵守边，同时继续北伐以巩固战争成果。与此同时，明朝内部也面临吏治、财政、人口与资源分配问题。田地荒废、农户流离、赋役制度亟待修订，这些都压在王朝肩上，但军权与行政改革同步推进，使明朝能承载这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