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韩愈的诗文集时，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出杜甫的影子，虽身单力薄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韩愈文集汇校签注》 中华书局出版

读韩愈的诗文集时，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出杜甫的影子，虽身单力薄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为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担心到“凭轩涕泗流”（杜甫《登岳阳楼》），他本身就是一个弱者，却还为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命运担忧，从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杜甫身上的社会责任感。

读韩愈的诗文集，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命运多舛，什么是知难而上，什么是大公无私，虽然得官并不容易，但他永远都是在其位谋其政，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毫无畏惧进言献策，虽屡屡被贬，却像一棵永远面向太阳的向日葵从来没有屈服。

杜甫和韩愈用自己的言行彰显了儒家学者应有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关怀。

当代的我们因时代原因，恐怕很难理解杜甫和韩愈身上的这种修齐治平精神，甚至会觉得他们的事迹有后人美化的成分，更认为他们锋芒太露，终会夭折。

然而，在一个沉默的时代，我们需要听到这种声音，更需要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具有发言权的人站出来为广大没有特权，艰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代言，但事实却非如此。这也是杜甫、韩愈历代备受重视的原因，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一、韩愈生平和思想

（一）韩愈生平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因郡望是昌黎又称“韩昌黎”，曾做过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公”，故称“韩文公”。

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生活在中唐代、德、顺、宪、穆五个时期，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积极地仕进，践行着儒家的人文关怀思想。

韩愈一生命运多舛，这个“命运多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世，一个是仕途。身世多舛主要体现在：韩愈出生后的第二个月，母亲就去世了；

3岁（770年）时，父亲去世，便与兄嫂一起生活；10岁（777年）时，兄长韩会因宰相元载案受牵连，而贬到韶州，韩愈一同前往；

12岁（779年）时，兄长韩会病殁岭南，韩愈便由嫂夫人郑氏抚养成人；宪宗朝因《谏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年幼的女儿病殁途中。

仕途多舛（德、顺、宪、穆四朝时期）体现在：韩愈19（786年）岁就赴长安求试，直到25岁（792年），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才中举。

26岁（793年），韩愈应吏部考选，已上名，但被中书黜落，自此三年应选，均落选。

29岁（796年）至33岁（800年）韩愈主要在幕府任职，先赴汴州，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幕府任职三年。

董晋死后入徐州张建封幕府，33岁五月被张建封黜免，归洛阳。

34岁（801年）韩愈被诏回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36岁（803年）春，一度罢免四门博士，冬，迁监察御史，因作《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县令。

38岁（805年），任命江陵法曹参军。39岁（806年）为权知国子博士。

41岁（808年）为真授博士分司。42岁（809年）改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判祠部。

43岁（810年）任河南县令。

44岁（811年）入朝为职方员外郎。45岁（812年），复为国子博士。

46岁（813年）至49岁（816年），这段时间历任比部郎官、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

50岁（817年），因随军征讨淮西有功，授刑部侍郎。

52岁（819年），因《谏迎佛骨表》贬为潮州刺史，同年十月，改援袁州刺史。

53岁（820年），授国子祭酒。

54岁（821年），转为兵部侍郎。

55岁（822年）转为吏部侍郎。

56岁（823年）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罢为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

57岁（824年）五月，告假在家养病，八月免吏部侍郎，十二月卒于长安。

韩愈从19岁开始求举觅官，但并不顺利，直到34岁才正式入朝为官，虽然品秩不高，但是在其为官路上也算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了。

在宪宗和穆宗两朝，官职虽屡次变动，但生活还算安定。虽因谏佛骨一事而远贬潮州，但相较之前的仕途生活，此时的处境好了很多。

在其生命短短的57年中，除去童年的18年，韩愈用39年的时间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虽然屡屡受挫，但还是以天下的黎民百姓的生计为重，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中我们看到韩愈作为儒生的担当精神和自强不息为理想奋斗的精神，这一点值得当代人学习。

绘画 · 韩愈

（二）韩愈思想介绍

韩愈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而批评杨墨，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仁政，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

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一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如《原道》《原人》《原毁》《祭神文》等文章关于上述问题，都有体现。

在文学方面，他强调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在散文方面，与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

在诗歌领域，又提出“不平则鸣”，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同时继承了孟子的养气说，提出自己的养气论，即“气盛言宜” 。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崛雄大为美。

韩愈的诗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杂论等作品均实践着了他的文学主张。

《韩愈思想研究》书封

二、韩愈诗文集版本概述

宋代“学者非韩不学”（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并且出现了五百家注韩的现象，至于是否真的注释韩愈集的有五百家，但足以说明韩愈的影响和其集子版本的多样性。

韩愈集传世版本很多，除了《韩集举正》所引“古本”“南唐保大本”以及属于选本性质的《文录》之外，已知各种传本多出自李汉所编四十卷本。

李汉原编本早已亡佚，但从《唐文粹》所载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李汉编排本的作品分类和各类作品的具体篇数。

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堕失，得赋四，古诗二百五，联句十一，律诗一百七十三，杂著六十四，

书启序八十六，哀词祭文三十八，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四十七，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

（一）古代刻本

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认为：“现存集本13种，分别属于三大系统：潮本属于北宋监本系统，祝充本、文谠本、南宋浙本、

南宋江西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仲举本属于南宋监本系统，王伯大本、张洽本、廖英中本属于方崧卿、朱熹校理本系统。”（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至第57页。）

北宋监本系统已经有了外集，遗文编入集中，则始于南宋监本。北宋监本最接近李汉原编本原貌，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则是方、朱校理本。

1.潮本《昌黎先生集》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刊本《昌黎先生集》的祖本是潮本《昌黎先生集》，所收《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外集》（主要收录了关于韩愈的传记碑传诗文）一卷。

此本为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杭州刻本，在传世的韩愈集中，这是刊刻年代比较最早的一个刻本。

2.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

现存韩愈集宋代刻本中价值最高的版本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禄堂影印此本行世，使得此本广为流传，比较容易见到。

3.文谠《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

现藏国家图书馆，有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三卷，《韩文公志》三卷，其遗文三卷有两卷为《论语笔解》。

此书正文卷十二至十八阙，所配白文无注宋本，即张洽池州刻本。其余零星缺页，以廖本抄补。

4.方崧卿《韩集举正》

方氏先校刻韩集，后成《韩愈举正》，此书以符号表示南宋监本的增删刊改，并一一注明依据之本，反映出宋代韩集传本及校理源流。

5.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

朱熹颇诋方氏，斥其“不通文理”“愚而好怪”。故就方氏书复加考订，《考异》十卷。但二书相合者实十之六七，其不合之三四中，不乏方氏所定不误而朱熹误改者。

又《考异》删方氏所出异文诸本为“一作”，使韩集校源流莫明。实不能取代方氏《举正》。

6.宋刊廖莹中《昌黎先生集》

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注《昌黎先生集传》一卷。廖刻原本今在国家图书馆，三十二册，完整无缺。

其注采建安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为多，间有引他书者，仅十之三，复删节朱子单行《考异》，散入各条下。

廖本正文为采朱熹校本，校语悉用朱子《考异》，而朱子本之方崧卿《举正》，方氏所参校之本，皆记其来源，朱子但称一本、或本，廖氏亦从同而已。

廖本不仅校语削去方、朱及所据诸家姓名，采录五百家注，亦一律削去所采各家姓名。

关于韩愈集的版本情况，可以仔细阅读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此书详细介绍了韩愈集在宋元时期的接受和流传，

详细介绍了韩愈集的集本存佚情况、选本（专选、总集、类书、杂选等收入韩愈的诗文）情况、宋元时期诗话、笔记、杂说对韩愈诗文的评价，以及历代韩文石本流传情况，收录的版本之全和研究的细致令人钦佩。

《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

（二）今人整理的文本

1.《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全二册），钱仲联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此书分为：校、笺、注、评四个部分。

一校，首列《举正》《考异》全文；二笺，考索作品的时代背景，本事、有关人物等；三注，包括训诂、典故、地理等；四，选辑有关评论。

此外，增补了一些注释，加了标点。

2.《韩集校诠》（全二册）童第德著，中华书局，1986年。

此书根据韩文“无一字无来历”的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渊源演变。

3.《韩愈全集校注》（全五册），屈守元，常思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此书是目前整理本中，唯一一部全面地收录了韩愈的诗歌和文章的集子。诗和文分开并各按编年排列，又疑年置最后。

收录韩愈的文章非常全，但因出自众手，故内部校注体例不一。

4.《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全七册），刘真伦，岳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

此书只收录了韩愈的文章，未收诗歌。按韩文的类别编排。其书名为《汇校笺注》，该书对韩集从汇校、注释和笺疏三方面进行整理。

校勘单列居前，用“【汇校】”标出；注、笺合一居后，用“【笺注】”标出。

5.《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全二册），（清）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此书是在总结前人注本基础上完成的一部集大成的韩愈诗注本，笺注方法具有清人注疏的时代特色，并首先采用编年之体，在现存韩集旧注中属质量上乘之作，为后世多种注本大量借鉴引用。

《韩昌黎诗汇年系辑》书封

三、韩愈文集内容简介

刘真伦《韩愈文集汇校笺注》收录韩文共343首，其中墓志铭71篇、祭文32篇、哀辞2篇，这类文体共105篇，占韩文的31％；

书序共105篇，其中书58篇、序47篇，占韩文的31％；表状共51篇，表17篇，状34篇，总共占韩文的15％；

杂著共82篇，包括读书札记、传记、“五原”、风物题记、颂赞等文体。因为墓志铭、祭文、书序、表状在韩文中占有很大比例，所以就这部分加以详细地讲述。

1.墓志铭、祭文

碑志兴盛于汉魏，但数百年来，碑志已经形成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歌功颂德的固定格式，少有变化。

韩愈所创作的碑志文不但有充实的内容，真实的情感，而且韵律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性。

其墓志铭、祭文的结构形式变化多端，独特灵活，语言或三言、四言、七言不定，但传主的一生的轨迹形象地表现出来，打破了自东汉以来碑志文固有单调呆板的格式。

刘禹锡在韩愈的祭文中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辈金如山。”（《祭韩吏部文》，见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37页）

墓志铭、祭文是韩文中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类。这些文章书写的对象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写自己的亲属。

如：《祭郑夫人文》（第1460页）、《祭兄子十二郞老成文》（第1469页）、《祭女挐女文》（第1505页）和《女挐圹铭》（第2695页）、《乳母墓铭》（第2708页）等等。

第二类，为朋友或同僚写的。

如：写孟郊的《贞曜先生墓志铭》（第2047页）、柳宗元的《柳子厚墓志铭》（第2436页）、樊宗师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第2575页）、国子助教薛公达的《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第1587页）等。

第三类，为高官贵族及其亲属写的。

如：李臯《曹成王碑》（第1941页）、故相权德舆的《唐故相权公墓碑》（第2167页）、韩弘的《唐故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第2363页）及其夫人戳氏的《楚国夫人墓志铭》（第2485页）等文。

读韩愈的墓志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为亲人写的文章。即《祭郑夫人文》（第1460页）、《祭兄子十二郞老成文》（第1469页）、女韩挐的《祭女挐女文》（第1505页）和《女挐圹铭》（第2695页），

在读这几篇文章时，深深地被渗透在文中的深情所打动，尤其是《祭兄子十二郞老成文》（第1469页）和《祭女挐女文》（第1505页）两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溢于言表。

韩愈身世本就辛酸，幼而丧失双亲，和兄嫂一起度日，兄长韩会因为元载案受牵扯而贬官潮州，不久又因病出世，后来一直由嫂子郑氏抚养长大，加之“韩氏两世，惟此而已”（第1469页），人丁不兴本是很伤感的事情，谁知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子却又早早地去世，失落伤痛之情更加沉重。

韩愈十九岁进京求仕，本想给家人提供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谁知仕途不顺，历经坎坷到了34岁之后才求得了相对体面的官职。

然又因耿直的性格，仕途起起伏伏，于是浪费了很多与十二郎相伴的机会。“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第1471页），可见他的懊悔和遗恨。

得知十二郎去世的消息，多么希望是一场梦，是传言，这是情感不能接受的一种希望，可以感受到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乃至于“无意于人世”（第1471页）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

因《谏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四女韩挐病死途中，此祭文不长，短短数语却表达了为人父的愧疚和生活中的种种无奈，“汝目汝面，在吾眼前。汝心汝意，冤冤可忘。”（第1506页），读之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

读韩愈的墓志铭和祭文，不同的人物一一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感叹之余，更加觉得人生的无常和生存的艰辛。每一篇墓志和祭文都是传主一生轨迹的浓缩。

如实叙述也好，谀墓之辞也罢，这些都是后人苛刻的评价，逝者已去，曾经的辉煌荣辱貌似可以借助墓志铭之类文体流芳后世，但对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说，这一切早都成了过眼云烟，毫无意义。

《昌黎先生集》影印本

2.书序

韩愈的书序，是韩愈文集中除墓志铭、祭文之外收录篇目最多的。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

第一类，向上求举进。

《上李尚书书》（第584页）、《上宰相书》（第645页）、《后十九日复上书》（第663页）、《后廿九日复上书》（第678页）、《上于襄阳书》（第764页）、《与陈京给事书》（第787页）、《为人求荐书》（第855页）等。

韩愈此类书有些作于他十年长安求试时期，有些作于任官期间。韩愈这些写给官僚贵族的书信，往往受到后人批评。

特别是他连上给宰相的三封书信，被指责为求仕的急躁和不能安于贫贱，也有谄媚之嫌。其实这些批评和指责是不公允的。

因为这些书信的内容的立意都很高，他求官是为了施展政治上的理想，虽对当时的达官贵人有赞美之词，且都是不卑不亢。

在京奔走十年都没有求得一官半职，这种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韩愈在这些文章中，也提出了许多要重视和推举人才的观点，对后世都有一定的启示。

第二类，与青年后进阐明文学见解。

《答李翊书》提出了“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的主张。如：“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第701页）

强调文学不仅要有真实的情感和内容 ，而且内容和形式还要完美地结合，即“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言蔼如也。”（第700页）

《答尉迟生书》探讨了为文之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第608页）

作者要有真情实感，这样才会写出声情并茂的文章。

此外，《答刘秀才论史书》《答刘正夫书》《答李秀才书》《答陈生书》《答陈商书》《答窦秀才书》《答杨子书》《答胡生书》等也论述作文的主张。

第三类，朋友之间的书信。

如：《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

《答张籍书》和《重答张籍书》韩愈针对张籍的批评他不著书立说的来信陈述了自己不著书的原因。

他认为“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第562页）加之学识阅历不够，所以“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第554页）

《与李翱书》勾起了少时求官的辛酸史。颜回能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欣然自得，原因是他得到了孔子的赏识，不必为生计担忧。

而韩愈“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第738页）

故上京求官，一则是生计考虑，一则是实现理想。“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第738页）

“不知何能自处也”一句，夹杂了多么复杂的情感，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当时为生计奔波的无奈，也便能理解其早期求官时向达官贵人所写书信奉承赞美的原因。

这使我想起汪峰《存在》的歌词，“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多少次荣耀却感觉屈辱，多少次狂喜却倍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为了生存、理想，每个人的追逐方式是多样的。

针对韩愈早期求官时对朝廷政要的赞美之词，乃至某些谀墓之辞，抱以宽容的态度，或许你们觉得一个人如此这般便没有了操守。

但是当时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或许这是我女性狭隘的宽容，有碍于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客观性。

但至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有这样一种通融的胸怀和态度，你爱人、宽容、你的世界才会变大，生活也会充满朝气。

《昌黎先生集》影印本

《与孟简尚书书》，作于元和十五年，因《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再一次陈述了对佛教的态度。虽然与佛教徒大颠有来往，“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第886页）

更何况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第886页）

“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第886页至第887页）

韩愈精神世界的支柱是儒家的修齐治平，这也是他一生不畏艰辛，执着追求的原因，何况佛教入华以来，汉代以来的教训历历在目，他是不会去信仰的。

与佛教徒交流，乃至游览佛寺，这样内心虔诚的信奉是两码事，不能同日而语。

这篇文章可以看成《谏佛骨表》斥佛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延伸。

“五原”也集中从华夷之别的角度来排斥佛教，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

《论佛骨表》作于元和十四年，韩愈52岁。当举朝上下为迎佛骨入朝的事积极筹备时，韩愈却逆流而上，上了这封的表奏。

因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丢官是小，重要的是失去了爱女韩挐。

此文先论述了佛教没有进入中国前，三皇五帝时朝野的祥和状况，历代皇帝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第2904页）

但自从汉明帝时佛法进入中国，历至宋、齐、梁、陈，国运并没有因其而兴旺，却乱亡相继，民不聊生。“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第2904页）

这点值得思考，现在皇上迎佛骨舍利入宫，实为国运祈福，却会使百姓盲目信奉，从而会给社会的带来种种危害。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人宫禁？”（第2905页）

不通中国语言，不了解中国文化，如何会保佑中国，更何况是朽骨，凶秽之物，更应该远离。

为何不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第2906页）

如果佛法真有灵异福难，那就全都惩罚在我的身上吧，多么的正气凛然，以天下为己任。

此外，关于“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问题。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提出“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韩愈在其文章中，通过自己的实践也创造了大量新词。

如：《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的“掀天绝地” （惊天动地的意思）、《祭河南张署员外文》：“有舌如刀”（以言伤人之意）、“粘天无壁”（水天相接，无边无际之意）、《答张给事文》“飞不尽翰”（不能尽其才之所长）等等，这些词语在后世也经常运用，形象逼真。这点我们在阅读韩文时应该重视。

《韩昌黎文集校注》 （唐）韩 愈 著 马其昶 校注 马茂元 整理

四、韩愈的地位

韩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似的人物，高度评价了韩愈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为骈文统治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认为文章的核心是内容，而不完全是形式，文章是创作者“不平则鸣”的产物，同时也要实现文章的社会干预功能，即“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文学语言除了化用古人的语言之外，还可以自创新词，从现实口语中汲取新鲜词汇，提炼成接近书面语的新词汇，扩大语言的表现力。

中唐韩柳提倡的“古文运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时代终于完成了。

他们的散文创作，继承和发扬了韩柳的传统，又别具特色。

韩愈和孟郊等人组成的“韩孟诗派”，不仅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而且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法。

钱钟书在《谈艺录》就说到“韩退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名不寂寞矣”，强调了他对宋人的影响。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念，目的是弘扬坚守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唐时期，宦官干政和藩镇割据的严重威胁唐王朝大一统的局面，同时佛、道两家严重威胁到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儒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在这样时代环境下，韩愈以孟子之道的直接继承者自许来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一统的权威，这是他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此外，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宋代理学的成立产生了最根本的影响，可以说，宋学是在韩学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没有韩学，后来的宋学就不是这样一个面貌，这点可以看看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

有人认为韩愈以孟子之道的传承者自居太过狂傲，但我认为韩愈此举并不夸张，因为他用一生积极地践行儒家的理想。

从年轻时期的艰难仕进到为官的正直刚毅，每一步都坚守着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品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担当。

这也是我以“理想的执着践行者”为题目的原因。韩愈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成就已经造就了他的伟大，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文学作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中可以看到，但他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一路走来的执着精神。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积极进取，从不自暴自弃，身处高位也没有因个人的得失而唯唯诺诺，总是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得失为先，恪守着儒者应有的品格，这种心怀大爱，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佛教认为执着是一种“痴”，应该摒弃，但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痴”人，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个体的生命才会更加充实。

《钱钟书集 · 谈艺录》书封

文章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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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