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12月7日，心情异常沉重的张学良带着卫队，从西安驻地，驱车前往位于临潼的华清池。在正式发动兵谏之前，张学良还想再跟老蒋聊一聊，希望能说服老蒋放弃剿共，转而联共抗日。

1936年12月7日，心情异常沉重的张学良带着卫队，从西安驻地，驱车前往位于临潼的华清池。在正式发动兵谏之前，张学良还想再跟老蒋聊一聊，希望能说服老蒋放弃剿共，转而联共抗日。

西安华清池是中国古代四大皇家园林之一，唐朝时期称之为华清宫。

在华清池东南角有一座独立的园林，被称为“环园”。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部署“剿共”计划，住在这里的五间厅。老蒋此行目的很简单，就是监督西北军和东北军执行剿共计划，彻底消灭被国军团团包围在陕北的红军，以完成自己的剿共大业。

彼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有陕北红军已经达成了“三位一体” 的抗日合作协议，故此，当老蒋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抓紧组织攻势，向红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是拒绝的。

而老蒋也早已通过各方渠道，知晓东北军和西北军已经和红军有了来往，此行来西安，老蒋给了张学良两个选择，要么与红军决一死战，要么东北军和西北军就分别调到河南、安徽等地。两条路只能选一条。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两条路他都不可能选。

继续与红军作战，首先违背了东北军众将领的抗日意愿，东北军在被红军消灭了一部分兵力后，再加上我们出台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在军事压力和东北军将士强烈抗日情节的共同作用下，东北军将士选择联共抗日，这让张学良明白，如果继续执行老蒋的“剿共”政策，他注定会走到众叛亲离的境地，成为孤家寡人。

而调离西北，就是自行肢解，这更加不能接受。在老蒋的逼迫下，张学良已经走到了一条绝路上，他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到达华清池后，张学良遣走部下，与老蒋独自交谈。

开门见山，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紧逼，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老蒋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年轻无知！”

张学良怒目反驳蒋介石：“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你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这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话不投机半句多，见双方政见无法调和，张学良不再多说，临走前，老蒋大骂张学良“竟敢犯上作乱！”

好言相劝无果，那就勿怪竖子无礼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

第十七路军同时出击，控制西安全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随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将领；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就连“三位一体”的另一方，中共事前也不知情。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比中共还要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是竟然是南京方面。

12月12日，清晨6点左右，当张扬要对外宣传八项主张时，掌握电台的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背叛张、杨，故意延迟发放宣言，并立即将西安的情况向何应钦做了汇报。

敌人就是最好的老师。

不得不说，国民党的舆论战、文化战玩得很溜，当南京方面率先得到消息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封锁西安的消息通道，何应钦下令，所有来自西安的报纸和消息信件，全部销毁，并立即组织专业电台人员，对西安广播进行轰炸和干扰。

此外，何应钦还与外国媒体打了招呼，包括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在内，都被要求不准刊登来自西安的消息，就连美国记者斯诺都被严厉警告，不准向外界播报来自西安的新闻。

封锁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民党组织文人写手，以及旗下控制的报纸和期刊，发布虚假消息，事变次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张学良率部叛变！国府下令褫职严办》和题为《昨日西安之叛变》的社评等报道。

就连宋庆龄也说，“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事变期间，《中央日报》每天加印1万份，由空军直接运往前线和西安散发。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密集的社论、文告、通电、消息等每天排满了《中央日报》的版面，一时间，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骂张学良，都在控诉张学良的罪行。

因为得不到真实的消息，不管是抗日还是亲日派，都在骂张学良，舆论呈一边倒的状态。

这跟张学良发动事变前，所思所想的完全不同，他以为自己打出了抗日的大旗，并说明只是让蒋先生反省绝不会危害他的安全，便能得到国人的支持和理解，结果事与愿违，国人都在骂他。

幸好张学良和陕北有联系专线。

当张学良的电报送达陕北时，教员等人狂喜，甚至一些党政军要员在得知消息后，都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可想而知，当时的陕北是何种喜庆模样，人人走路带风，开口就是祝贺。

彼时，对于尚未解决生存危机，时刻处于巨大军事压力之下的红军来说，活捉蒋介石的消息，如同天降甘露，尽管还不知西安事变的具体处理结果，但教员、张闻天、朱老总、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深知，改变历史走向的时刻到了。

如果对之前的文章还有印象的读者，应当了解，在193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我们喊出的口号以及共产国际给出的指导是“抗日反蒋”。

但是到了1936年中旬，由于苏联当局决定选择老蒋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并开始跟南京政府商讨具体的合作协议，故此在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又给陕北发来电报，将之前的政策改为“联蒋抗日”，并让红军和国军和解，接受改编。

我们其实不太愿意联蒋，之前跟老蒋合作时教训如此惨痛，又怎么会突然冰释前嫌，转过头来就跟老蒋合作呢？

故此，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没有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发了一封电报给共产国际：将与蒋介石以外的抗日派别达成政治和军事协定，组织联合政府，准备应付遭遇军事进攻的危险局面。

事变当天晚上，为了防止突变，陕北就电告张杨对蒋要在“紧急时应作断然处置”。

此次小范围会议，陕北高层主要达成了四点共识：

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

第二：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配合中央顺利解决西安事变；

第三：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

第四：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知张，陕北拟定让周恩来前去协商大计。

这是一次紧急会议，但通过这次会议，能看出那时的中共在处理紧急且重大的突发事件时，已经可以拿出较为全面的方案了，各方面考虑的也比较周到了。

12月13日，陕北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要仔细讨论一下如何处理西安事变。

教员一开始是准备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呢？

教员在13日的扩大会议上，曾提出要公审蒋介石，以西安为中心，控制南京，领导全国，并且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掌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形成联合统一的军事力量。但教员这个提议的后半部分被否决了，因为实现不了。

在会上，教员直接点明，这一事件“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并提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要立即对外宣告。

接着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是应该拥护”。

在一开始，不论是教员还是周恩来都是支持审蒋的，教员直接说：“把蒋除掉，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好处。”

张国焘也比较激动，他多次提出要杀蒋，并说：“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么样来实现。”

但是，周恩来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不建议在政治上与南京政府对立，当时的负责人张闻天的头脑也较为清醒，他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可见，我们的高层还是比较清醒的，在很早之前就独立自主的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构想。

但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初期的决策中，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不代表要释放蒋。不与南京政府对立，是指不在西安另立政权，尽力避免内战，而是想扶持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上台。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初期，陕北高层对蒋的处理意见基本是一致的，罢免他，并交给“人民审判”，交给人民审判的意思就是搞公审大会，然后视情况是否枪毙。

这样的思想是很能理解的，老蒋背叛革命，屠杀我党成员时，可一点都没有心慈手软，也正是老蒋的迫害和叛变，才让教员等人坚定了走武装革命的道路，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立足跟脚，再到在江西建立中央苏区。

老蒋在军事上打压我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政治上攻击我们，在文化上抹黑我们。

更别说，长征途中，老蒋对我们穷追不舍，赶尽杀绝。这一路走来，太过艰辛，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牺牲了这么多好同志，源头就是老蒋这个反革命分子。

故此，让陕北在一开始就同意释放蒋，是不符合情理的。

来源：樱桃汁百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