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景玉川，江西星子县人，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种田打渔，后上矿山进工厂。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后从事专业创作，一级文学创作员。

转自新三届

作者简历

景玉川，江西星子县人，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种田打渔，后上矿山进工厂。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后从事专业创作，一级文学创作员。

考入九江师专，是我人生的最大转折。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来得非常艰难，因为“告御状”，曾引起很大的轰动。

进师专之前，我在九江柴油机厂当工人，此前在瑞昌铜岭钢铁厂矿山挖矿，再往前则是在星子鄱阳湖边当“知青”，种田、打渔，感染过脑血吸虫，差点丧命。1977年恢复高考，给我带来了希望，没想到工厂领导不准我报名考试，理由是我曾“不服从分配”。

进厂初，我在柴油机厂翻砂车间当清砂工，属“普工”。这个厂绝大部分是技术工人，只有少数“普工”，“普工”干粗活，没技术，地位也低。那个时代虽不讲读书，但人们还是羡慕有技术的工人，我身体瘦小，干清砂很吃力，再说我也想学一门技术。所以我请求调换工种，但屡次被拒绝。柴油机厂“普工”与技工的差别明显，没有关系一般难以调换工种。

对我的要求，厂里说身体不行那就去看大门，但工种不能调换。我只好去看大门，看大门虽不累，但要三班倒，我睡眠不好，值晚班还是很难受。看了一年多大门，装配车间张指导员知道我能写点东西，便把我要去他们车间当统计。虽然不是技工，但搞统计总比看大门好，于是我便去了三车间。这就是我“不服从分配”的来由。

1977年高考厂里不让我参加，心里不服。于是我大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诉说不准我参加高考的情况。信投寄出去，我也不抱什么希望。谁知过了不久，市里来人了，是省、地、市联合调查组，来柴油机厂调查不准我参加高考一事，当时厂里轰动了。调查组走后，虽然没有人告诉我调查结果，但这次事件使厂领导很丢面子。

我以为再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了，不料几个月后，1978年高考又面向社会招生，我想这次定能够参加，没想到，厂里又不准我报名。于是我找市招生办公室，招生办的同志对厂方的态度也感到气愤，他们很热心，积极与柴油机厂联系、做工作，但厂方一直拒绝。眼看报名时间快截止了，厂里仍然不同意。我找厂里书记，书记说：明年再考。我说：明年我就没有机会了。他说：哪个说的？只要你表现好，我推荐你，还是要推荐嘛。

正是盛夏，我要上班，又要联系报名，不断地在十里铺与市里来回跑。一个星期天，我最后一次去招生办询问，一位女工作人员带着抱歉与同情告诉我：他们尽力了，但厂里就是不同意，没有办法。

告别招生办，我沮丧、绝望，一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天气极热，平时我很节省，这天我一根接一根地买雪糕吃。厂团委书记小陈与我关系较好，我无意识地到了市二中他的家，告诉他我报名已没有希望。他夫人是二中的英语教师，听了我的话，愤愤道：“太不讲道理了，报名也不让人家报。要是我，我也要告！”她一席话，我又增添了勇气。

匆匆告别小陈夫妇，回厂后我立即给当时负责高考的省长黄知真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第二天一早赶到市邮局投寄。此时，能做的一切我都做了，唯有等待命运的安排。虽然能否参加考试还不知道，但我想应该抓紧时间复习功课，特别是多年未碰过的外语、数学。

几天后，省、地、市联合调查组又来了，又是调查我参加高考一事。柴油机厂又一次轰动了。调查组没有找我本人，只找了我车间与其他车间的工人与领导。我知道工人们都同情我、支持我。其实，厂里书记以前并不认识我，我仅为调换工种的事找过厂长。没想到事情过去这么久，技工未当成，阴影却一直跟随着我。

联合调查组走后，高考报名已经截止，前途凶吉未卜。我想反正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后路，心里反倒比较平静。不料过了几天，厂政治部魏干事到车间找我，交给我一张高考准考证。突降的喜讯让我不知说了什么，只记得立即向车间领导请假复习功课。这时，离考试只有两天了。

后来听说，厂里之所以同意我考试，是因为市委领导给厂里打招呼：如果再不允许景玉川参加考试，这件事就将通报全省。厂领导这才害怕，允许我报名。

第三天就是考试，考场在市区。正是炎炎夏季，天气极热，晚上我又多吃了安眠药，到考场头昏昏的，语文数学都曾看错题。语文试卷也没有原先预想中的作文，而是改写一段文字。虽然考得不理想，但我自信成绩一定能上分数线。

最后一天考试结束，我如释重负，回厂后一个人在露天洗衣间洗多日积下的衣服。同伴们都上班去了，我一边洗衣，一边大声唱歌，释放长久压抑的情绪。

考试成绩出来了，理工科录取线300分，文科320分。本科文科340分。我考了364分。自觉分数不高，羞惭不已。厂里朋友们却为我高兴，据说招生办的同志更紧张，分数一出来他们就去查询——如果我分数太低他们就白支持了。

录取通知书来了，是九江师专。报到的前一天，几个朋友特地给我打了一个小书柜，第二天他们从厂车队弄来一辆车，将我送到学校。

我就这样告别了柴油机厂，再也没有回过厂里。多年后再去时，由于改制，工厂已不复存在，当年帮助我的青年朋友也已星散。

市招生办那位非常热情、多次接待过我的中年女同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朱，像是上海人。我第一次考研究生时恰巧她监考，她在一边帮我打扇。

厂子弟学校那位从未接触的英语女教师，那天找到我的宿舍，给我几篇报载的77级优秀高考作文，说：你说不定会比他们写得更好。她身材高挑，年轻貌美，长裙短袖，亭亭玉立，屋内书物杂乱，我赤膊短裤，猝不及防，举止失措，颇为狼狈。我读书时带工资，她家住师专附近，我的工资都是她每月代领后带给我，一直到我毕业离校。

从上层领导到基层，这么多人帮助我，为我抱不平，使我大学梦圆，可我却无以为报。我愧对这些恩惠于我的人，终其一生，我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师专在三里街，刚刚从中专升级为专科，全称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校舍简陋，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图书馆也不大，借书处没有供阅览的地方，阅览室是离校门不远的一个较大的防空洞，里面有很多报刊杂志。学校经常停水停电，下雨天遍地泥泞。

77、78两级学生，平均年龄较大，应届高中生很少，多老三届学生，校医调侃他们是“胡子兵”。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就比班上很多同学年轻，我到陈忠老师家求教，他老母亲说：你们这些人，学生老师我分不清。

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对于十年“文革”后入学的77、78级大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求学时光。大家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读书非常刻苦。那时经常停电，但晚自习时，只要一停电，教室里立即亮起一片闪闪的烛光，照着勤学的莘莘学子。

“文革”劫后，国家百废待兴，学校也在艰难中不断改善自身的硬件与软件。除了原来的老师外，地区各县优秀的中学教师被调来充实师资，再后来，随着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有被平反的老师来校任教。学校图书馆虽不大，但比无书可读的工厂、农村，书还是多得多。防空洞充当的阅览室里报刊杂志琳琅满目，常常人满为患。这些书报使曾长期文化饥渴的学子们有一种开怀痛饮的惬意。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同学们思想活跃，奋发读书，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英姿勃发，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品评世事，“粪土当年万户侯”。各个系文学社团蜂起，多种文艺、体育比赛不断，校园充满了勃勃生气。记得有一次选区人大代表，学校定的候选人是我们班一位“老三届”同学，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可最初的基层选举时，他在我们班却没有选上，反而选了只有十几岁的万松生，这让那位是万松生老大哥的同学有点尴尬。

师专三年，我受益匪浅。这其中除了老师们传授知识，图书馆藏书滋润心智，还与我和众多恩格斯所言“才智相当”的同学频繁接触分不开。这些同学虽然年龄偏大，但不少人入学分数高，他们阅历丰富，洞明世事，思想敏锐，有的还学有专长。家乡俚语云：“宁与乖人相骂，不与孬人说话”。就在这些“才智相当”的“乖人”们相互接触、切磋、“相骂”中，人们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我最早发表在《星火》和《百花洲》上的几篇小说，也是在师专读书时写成的。

77、78级学生在校时仍属风华正茂的年纪，青春啊，多少梦！那里有事业、理想、爱情。几十年过去，简陋的校园给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教学楼前的小树林林木入校才栽，但毕业时已枝叶扶疏，绿意盈盈；周六、周日晚的露天电影场，银幕前人头攒动；春夏多雨，道路泥泞难行，一旦雨过天晴，女生宿舍楼每层楼走廊外撑开了一把把五颜六色的小花伞，像雨后绽放的烂漫春花……

九江师专早已发展成九江学院，无论规模、师资、藏书、园林楼阁，与初创时都不可同日而语。学校桃李满天下。毕业生中不乏“大家之才”，无论教育、学术、行政等领域均有毕业于此的优秀人物。九江各县市的中学教师队伍更是以先前的九江师专、后来的九江学院的学子们为主，他们辛勤耕耘，托起了赣北中学教育领域一片参天大树，生机盎然，绿意葱郁。

40多年过去，当年入学的许多细节已经忘却与模糊，写给邓小平、黄知真的信也没有底稿。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欣逢的那个改革开放时代，幸运有那么多正直好心人帮助我、关心我，赐我恩惠，使我能离开中学多年后又能进大学读书，直至完成学业。这其中，有国家与省、地、市领导的关切，有各级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热心，有师长的教诲，有同事、朋友与同窗的帮助。

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渺小如我，受的却是“涌泉之恩”，让我何以为报？又怎生报答得了？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