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内心里，她是那么爱着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早已期望的。但是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他的妻子幺姐谭正伦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牺牲那么多的好女人。虽然彭四哥也深爱着自己，但他是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如果是这样，她

红色恋情（四）

这种情感的折磨很快就结束了。当时组织上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组成正式的家庭！

当得到这一喜讯时，江竹筠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真是说不出的惊喜，又是说不出的忧虑。

从内心里，她是那么爱着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早已期望的。但是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他的妻子幺姐谭正伦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牺牲那么多的好女人。虽然彭四哥也深爱着自己，但他是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如果是这样，她岂不是陷自己最爱的人于不义之中吗？虽然工作上的需要成全了她和彭四哥的爱情，但是幺姐怎么办？幺姐若是知道彭四哥另外结婚了，她会怎么样？自己的快慰岂不是建立在幺姐的痛苦之上了?

但是既然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肯定就有组织的考虑，她就像接受假扮夫妻的任务一样，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了，他俩都万分激动。

这迟来的蜜月让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俩的心中又都深藏着另一份复杂情感——对幺姐深深的歉疚。

转眼暑假就过去了。亲历了重庆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盛况，带着新婚蜜月的喜悦，1945年8下旬，江竹筠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学。

在学校，江竹筠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运中。这时，她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们爱情的结晶也悄然来到了。当知道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她激动不已，她想把这个消息及时告知远在重庆的彭咏梧。但当时不能通信，为了让丈夫及早知道，她甚至步行几十里路从成都九眼桥到金牛坝，将这一喜讯告知在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好友何理立，希望她能有机会带信给彭咏梧。但何理立此时已回重庆，不再到成都。只有好友王珍如，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两人一起分享着她即将做母亲的幸福。

怀孕后的江竹筠，克服了妊娠反应带来的痛苦，一如既往地投身于学运之中。

这个寒假，江竹筠自己却没有返回重庆与丈夫彭咏梧团聚，留在了成都。

一九四六年春天，江竹筠要生孩子了。她借住到川大附近文庙街姓丁的中学女同学家里。四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难产了。她的同学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因为是难产，需要做剖腹手术。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

当时医生听了她的这个想法，都大吃一惊，她们还没有碰到过刚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的，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陪护她的同学更是不能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都是多子多福啊，哪有生一个就不想要了？

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孩子，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如今斗争越来越残酷，前方的道路更加艰辛，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只能忍痛割爱啊！

在她的再三坚持下，好友董绛云签了字，医生才给她做了绝育手术。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虽然很难过，但对江竹筠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称赞。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看了看一旁的董绛云，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又是在董绛云她们帮助下生的，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听说学校正在举行第三届学生自治会选举。如果能够让进步同学担任学生会理事长，这将是学运的一个多大的成果！她顾不得坐月子期间不能下床的忌讳，赶到城里找到同学黄芬，希望她们动员相好同学支持进步学生陈光明当选。经过积极运作，陈光明在普选中—举当选了，占领了学生自治会这个阵地。

出院后，她继续住在文庙街。婴儿用品很简单，婴儿的衣裳是用旧的改制，盖的垫子也是由一床小棉絮一剖为二而成。彭云有丁婆婆带着，她很放心，但还是嘱咐丁婆婆不要娇惯了孩子，不要听见孩子啼哭就抱着走动或喂糖水，她认为娇惯会养成婴儿的不良习惯，既增加大人的麻烦，又无益于婴儿的健康。生下彭云四十天后，江竹筠就回校上课了。学校的课程拉下了很多，她抓紧时间赶着课程，让黄芬和董绛云帮她补习。学校进步团体的活动，她也照常参加，她甚至还抱着小云儿去参加了一次“文学笔会”的活动。

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的丈夫彭咏梧身边。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不再去川大，留在重庆做老彭的助手，负责布置好市委的机关，协助老彭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

接到组织决定，江竹筠征尘未洗，立即着手布置党的机关。

继续住在中信大厦显然不方便，这里鱼龙混杂。观音岩的老家，无人居住，但这里作党的机关则很不适宜，充其量只能作为过往同志的临时“招待所”。因为彭咏梧必竟是中信局的中级职员，表面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这家必须布置得让人看得过去，于是江竹筠以丈夫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这是一套有两间一大一小的卧房和一间厨房、一个小餐厅的房子，随房附租的有一张大木床和一张三屉桌。江竹筠也不想把这新家布置得怎么奢侈，一切都从节俭出发，她只买来了一个用来装衣物的黑漆柜和两口箱子等简单的家具。彭云太小，夫妻俩的工作很忙很紧张，江竹筠就把可靠又熟悉的李四娘请来帮助带彭云，并帮着做些家务，安排住在进楼小卧房里。这个家终于安置好了。

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在舅父的帮助下，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的社会职业。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李铭义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他们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个没完，彭咏梧也成了李家的得意甥婿和常来常往的座上宾。

作为中信局的中级职员，彭咏梧常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应付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吃饭、打牌，甚至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应酬。就这样，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他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叫他俩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

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 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可公众场合不便细谈，只得约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地点。

在一个周六晚上，两个人在约定的舞场寻了个无人灯暗的地方坐下，彭咏梧就急切地问竹安关于谭正伦及儿子炳忠的情况。竹安向姐夫说起了自己这几年在重庆的经历和寻找姐夫的过程，以及幺姐在云阳苦等着丈夫的辛酸岁月。

自从收到丈夫的信后，谭政伦就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

1941年，弟弟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要去重庆念书。临行前，谭政伦紧紧抓住弟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

竹安望着姐姐湿润的双眼，重重地点了点头。

—到重庆，谭竹安除了读书，假日时间几乎都用在寻找姐夫的事情上。他四处托关系打听姐夫的下落。但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他甚至用省吃俭用的钱的在一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上登出寻人启示，也是无果而终。两年时间里，谭竹安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都没有姐夫的一点音讯，他有些失望了。每当想到姐姐那黯然失神的痛苦表情，想到姐姐那满怀期冀的叮嘱，他的心里就隐隐作痛。

1943年冬天，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学成毕业，考进了社址在较场口附近的《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考这家报社，一个原因是他早已经过姐夫彭庆邦的影响倾向革命，渴望成为一个像姐夫那样的革命者，另一个原因则是秘不示人的想因此完成姐姐的嘱托，寻找到姐夫。

进大公报社不久，谭竹安就与报社内外的进步人士有了频繁的接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他多次托方卓芬打听彭咏梧的下落。开始，谭竹安只说是打听亲戚的下落，方卓芬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并对他违反地下组织纪律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谭竹安只好把他和彭咏梧的关系以及他姐姐的情况和盘托出。鉴于谭竹安已经参加了党的进步外围组织，同时和彭咏梧的特殊关系，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有保留地告诉他一些情况。当谭竹安听到方卓芬给他的消息时，他震惊了，他不相信，他三年苦苦寻觅的，他姐姐日思夜念的姐夫，如今会改名换姓，并且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他当时几乎是抓着方卓芬的手，大声吼道“什么?他与另外的女同志结婚了?不会不会，我姐夫不会的。大姐，你是不是搞错了?”

然而，虽然方卓芬没再说什么，从她那不容置疑的神情里，谭竹安不得不确信这是事实。

谭竹安痛苦极了，虽然方卓芬耐心的解释平复了他受伤的心，作为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体会了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的艰难和危险，他也理解了姐夫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也有难言的苦衷，但是他内心里同样为幺姐的遭遇感到深深的同情和难过。幺姐为姐夫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啊，如果幺姐知道了这件事，她会怎么想?她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吗？

经过痛苦的思考，他决定干脆对幺姐瞒下这件事情。他依然像往常那样给家里给幺姐写信，然而，他只字不提姐夫的下落了。

“现在幺姐还在搞那个纺织作坊，炳忠也上学了。只是，他娘俩至今一点都不晓得你的消息，天天都担心着你，盼着跟你团聚。” 谭竹安说道。

“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彭咏梧声音哽塞地说，“在重庆天天都处在危险之中，我不能违背纪律，连信都不能跟你姐姐写了……而且……”

这次见面，勾起了两人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痛苦，都难过得希嘘不已。在交谈中，彭咏梧得知竹安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他为竹安的进步而高兴，同时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在特殊环境中因为工作需要与江竹筠先是假扮夫妻、最后又结合生子的经过，说明了一直不能与谭正伦通信的原因，并请求竹安代他向正伦母子转告他的歉意。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觉得已经对不住一个女人了，他不忍心再伤害另一个女人。更何况，现在斗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不愿在情感问题上过分耗费精力而影响工作。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当知道老彭与谭竹安见面后。她真挚地对老彭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着，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豪不影响我对你的爱，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妒妇，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幺姐还给你。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为了争取得到竹安的真正谅解，消除他们内心深藏的对幺姐的歉疚和不安，江竹筠决定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的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这才轻轻地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你说的江竹君……”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种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幺姐在这都市艰险的秘密地下工作中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着谭竹安，从江竹筠那里离开后，他想立即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姐姐，说说自己对江竹筠以及这件事的新看法，请姐姐跟自己一样能够理解。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一方面他怕对姐姐的打击太大，姐姐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怕给邦哥和江竹筠带来危险。他想：邦哥、江竹筠和姐姐的关系，就像江竹筠所说的那样，等到革命胜利后再说吧!。以后在给姐姐的回信中，仍然只字不提姐夫的下落。

江竹筠的人格力量，终于化解了谭竹安心中潜存的尤怨。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

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他们没有精力沉浸于情感纠葛，日益紧张的斗争局势已经呈现在他们面前了。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江竹筠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 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政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

听后，谭竹安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侷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他俩都还不知道，做弟弟的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有关这里的—切，一直不忍心让幺姐痛苦呀！想想幺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若是告诉幺姐这一切，还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带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还是江竹筠打破了沉默，他拉着谭竹安的手，真诚地说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时，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中时，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整整六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他，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这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

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正和亲戚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晢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她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家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回来时，已是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到汽车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有了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云儿的事情安排好了，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忙碌，彭咏梧和江竹筠终于基本处理完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了各项移交，翘首以待奔赴前线的决定。江竹筠和老彭商量，趁彭咏梧向市委汇报暴动具体方案的时候，自己抽空最后去白庙子看看分别近两个月的云儿。

坐上了去白庙子的汽车，一路上，江竹筠都在设想着云儿的样子，长高了吗？长胖了吗？见到自己会是怎样一种神情?会叫爸爸妈妈了吧？

汽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北碚。

江竹筠一下车，直奔白庙子小学。当他赶到学校时，见云儿由王珍如领着玩耍得很是欢快。江竹筠猛地一下冲到云儿面前，抱起云儿使劲地亲，嘴里一个劲地迭声连连：“云儿云儿，我的云儿，我的云儿，想死妈妈了……”脸上霎时已热泪横流。可是，云儿呢，一个劲地要挣脱江竹筠的怀抱，他已经只觉得王珍如是妈妈了，乍见到生母江竹筠，他竟然已经不相识了。王珍如一下子愣了，赶紧把这母子俩拉到屋里，关上门，急切地对云儿说：“云儿，快叫妈妈呀！”江竹筠热切地期盼着。但云儿睁着一双大眼，轮换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妈妈，浑然不解是怎么回事。江竹筠急了：“云儿云儿，我是你妈妈呀！”王珍如更急：“云儿，快叫呀，她是你妈妈，你的亲妈妈，快叫呀！”云儿却依旧没叫，反倒把一双大眼投向王珍如。谁能料到，母子分别两月后的相见竟然是这个样子呢?江竹筠痛苦地再次搂紧云儿，泣不成声，王珍如也不禁潸然泪下。她搀着江竹筠劝慰：“竹筠，你莫伤心，云儿会叫的，会叫的……”江竹筠抬起头，却凄然一笑说：“珍姐，不强求云儿了，不认我也好……你把云儿带得这么好，这么有感情，我心里……高兴呀！”

姐妹俩兴奋地聊着云儿，一个讲得眉飞色舞．一个听得满心慰藉。短晢的见面很快就要分别了，王珍如抱着云儿送别江竹筠，分手时，王珍如对云儿说：“云儿，你妈妈要走了，叫声妈妈，好不好?”云儿看看王珍如，瞅瞅江竹筠，这才很不情愿地低声叫了一下：“妈妈。”江竹筠一听，刹那间心底的母爱像湖水一般奔涌，不禁抱过云儿又是一阵亲吻，再抬起头时已是热泪盈眶：“云儿，好好听珍妈妈的话，啊?”最后，他把云儿又送进王珍如的怀里，转身低着头就快步离开了。

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豪情壮志，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

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接到这样的命令，对江竹筠来说，是有些遗憾，因为不能亲自参加这场翘望已久的揭幕战。她更有些担心丈夫，老彭的身体一直不好，最近由于操劳过度，更加严重，常常咳血，他更需要自己在他身边的精心照顾。但是组织的命令，她只有坚决服从。临行前，她把带去的鱼肝油交给老彭，再三叮嘱他要坚持吃，同时她还嘱咐同去的吴子见，提醒老彭按时吃药。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的某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那一天，江竹筠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又罩上来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

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他俩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看见“表姐、表姐夫”这样子，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待续）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