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写悔过书？她突然扯着嗓子笑：宁死，也不做第二个汪精卫！

摘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腕上的青筋暴着，手里却死死攥着张泛黄的纸——五年前宋庆龄和何香凝联名写来的信，钢笔尖划的裂痕从“认罪”二字一直扯到页脚。

1959年6月，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病房里，68岁的陈璧君蜷在病床上，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卷着，沙沙声混着她的咳嗽。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腕上的青筋暴着，手里却死死攥着张泛黄的纸——五年前宋庆龄和何香凝联名写来的信，钢笔尖划的裂痕从“认罪”二字一直扯到页脚。

“要我写悔过书？”她突然扯着嗓子笑，咳得痰盂里溅出血星，“宁死，也不做第二个汪精卫！”

三个钟头后，监护的狱警发现她没了呼吸，心电图机发出长鸣，屏幕上的线拉得笔直——大叶性肺炎拖成了心力衰竭，人就这么没了。

这个女人年轻时可不是这副模样。

1910年北京银锭桥边，20岁的陈璧君跟着汪精卫埋炸弹，怀里揣着毒药，说好了“事败则死”。那会儿她是真敢拼命，摄政王载沣的轿子从桥边过，她攥着引线的手没抖过。

后来汪精卫入狱写“引刀成一快”，她隔着铁窗喊“我等你出来”，满京城都传这姑娘是“女中丈夫”。

可谁能想到，28年后南京城楼上，她披着伪政府的绶带，成了汪伪集团核心人物。

1938年汪精卫投敌那天，她在客厅里拍了桌子：“要走就走到底！”转头就当了伪中央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后来又兼了伪广东省政务长，批公文、训官员，比谁都积极。

当年跟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三女同盟”，在广州办报纸骂袁世凯，在南洋募捐支持革命，何等风光。

如今却坐在汉奸政府的会议室里，讨论怎么“清乡”、怎么“统制经济”，把早年的热血全换成了权力场上的算计，从人人敬佩的革命女强人，一步步滑成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

1912年跟汪精卫成婚，她就没打算当传统的“贤内助”。

汪伪集团里，她是出了名的“铁腕”，办公室就在汪精卫隔壁，文件过目、人事任免都要插手，连陈公博见她都得让三分。

不是丈夫裹挟她，是她主动把自己的命运绑在汪精卫的政治战车上——从南洋募捐时替他站台，到南京伪政府里为他站台，对权力的胃口，比谁都直白。

她要的从来不是“汪夫人”的虚名，是能实实在在握住的权柄，这种绑定，到了1949年还在延续。

1949年秋，宋庆龄的信从北京送到上海监狱，信封上“璧君亲启”四个字，还是当年当伴娘时教她写的簪花小楷。

信纸里夹着何香凝的附言：“润之先生说了，写份认罪声明，便准你出狱。”

她捏着信纸在牢房里转圈，指甲掐进掌心——二十年前在南洋募捐时，宋何二人跟她挤一个竹床，说“女子也能定乾坤”，如今却要她向“敌人”低头。

狱警见她半天不动，劝“宋先生特意从北京赶来，等你回话”，她突然把信摔在桌上：“汪先生和我都没卖国！”

声音震得铁窗嗡嗡响，“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他丢了东三省，我们守着南京，怎么算卖国？”

宋庆龄在狱外等了三天，只等到看守带回的话：“要么放我出去，要么让我死在这里。”

她把认罪声明的稿纸撕成碎片，说“我陈璧君的名字，绝不能跟‘悔过’二字沾边”，宁愿在牢里啃窝头，也不肯让“汪先生的名声”折半分。

1949年冬天关进提篮桥监狱，她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狱警每天早上送饭，见她总对着铁窗发呆，桌上的窝头啃两口就放下，说“没胃口”。管教干部找她谈话，说“写份思想汇报就能减刑”，她把笔往桌上一摔：“我没什么要汇报的，你们抓错人了。”后来监狱组织政治学习，讲“汉奸的危害”，她干脆趴在桌上装睡，干部拍桌子喊她名字，她慢慢抬头：“要杀要剐随便，别跟我讲这些。”

1952年春天她心脏病犯了，疼得蜷在床上冒冷汗，狱医背着药箱来，她手一挥把听诊器打落在地：“不用你们假好心！”护士想给她量血压，她死死攥着袖口，说“汪先生当年在南京，比你们懂怎么治我”。政府看她年纪大，特许家人每月送一次东西，妹妹陈璧琪带了件棉袄来，哭着劝“认个错吧，出去我养你”，她把棉袄扔回篮子：“拿走，我不穿‘敌人’的衣服。”

1956年有次减刑机会，条件是写份“对汪伪政权的认识”，管教把纸和笔放她面前，说“写三行就行”。她坐了半天，在纸上画满圈，最后撕成碎片：“要写就写‘汪先生无罪’，别的免谈。”1959年春天，她的咳嗽越来越重，咳出的痰里开始带血，狱医诊断是大叶性肺炎，劝她住院，她摇头：“死在牢房里挺好，省得你们折腾。”弥留之际，她让护士把枕头下的日记本拿来，一页页撕得粉碎，说“别让这些字落到你们手里，以为我后悔了”。

骨灰撒进大海那天，没有哀乐，没有墓碑，妹妹陈璧琪按着她遗嘱办的——“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怜悯”，连撒骨灰的木船都是租的，家人站在甲板上，风把骨灰吹得漫天都是，像撒了把碎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