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闲话李洱和他的《超低空飞行》（张清华）

摘要：李洱今天讲得挺精彩，但没有往常说别人时那么精彩。他今天是当卖瓜的王婆，不好自夸，所以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本质上是一个“不害臊”的人，但今天确有一点刻意地想低调。结果我听起来，就没有平时那么轻松幽默，开合自如。往常开会，他一般结束的时候都得问我一下，“我今天的

李洱画 / 郭天容

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

——闲话李洱和他的《超低空飞行》

文 / 张清华

李洱今天讲得挺精彩，但没有往常说别人时那么精彩。他今天是当卖瓜的王婆，不好自夸，所以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本质上是一个“不害臊”的人，但今天确有一点刻意地想低调。结果我听起来，就没有平时那么轻松幽默，开合自如。往常开会，他一般结束的时候都得问我一下，“我今天的发言怎么样”？我说“非常精彩”。但他还会追问，“是最精彩的么？”我说，“那肯定是最精彩的。”然后他就特满足，摸摸自己的肚子，嘿嘿。

这是我俩经常有的一个场景，我在给他写的印象记里都写进去了。

很高兴今天能出席李洱的新书发布会。在这里我也趁机祝贺一下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祝贺李洱，他写出好的小说我们当然不会惊讶，他出版纯粹的散文随笔我们也不会惊讶，但他出一本有着散文随笔意味的“批评文集”，我们还是要惊讶一下。他这明显是来抢饭碗啊。

我跟李洱是非常特别的朋友，所以我这里可以稍稍有一点资格“知人论世”。我先说说跟他的关系，再说说他的人，最后说说这本书。

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作为文学上的朋友，这个历史差不多已三十年了。从很早前做他的读者，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在济南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李洱还非常年轻，没有后来那么俏皮，那时候他可以说是眉目清秀，温文尔雅，人一多就很紧张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烟火气。后来我和他在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两个老男人容易油腻，便成了“相爱相杀”的兄弟。我俩一见面，一般先要互相小小地虐待一下，揭一下对方的短儿，但是不会恼，不会翻脸。有时候很想翻脸，但是又都很“贱”，翻不成。后来觉得彼此有了依赖性，我称之为“获得性受虐强迫症”。时间长了见不到李洱，我就会有一些郁闷，疑心会患上忧郁症，而一见他就全好了。当然，他也喜欢我虐待他，有时候他会来找“虐待”。

我忽然想到，作家可能分为两种，有些是“自恋型”的，觉得自己非常完美，是“自我欣赏型”的；而有一些则正相反，需要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中来写作。李洱知道自己是很有才华的——甚至可以说自认为是最有才华的作家，但是他又经常处于自我反思、自我怀疑，甚至小小的自我虐待之中。他内心虽然无比骄傲，但在生活中却很可爱，不装。平心而论，我更喜欢这样的作家。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不但会感受到他的睿智，他的才华，而且还很放松，你可以无话不谈，也不用担心会伤到他，当然也不要介意他会伤到你。这种关系是非常牢固的，会成为互不设防的朋友。

我和他还是间断的邻居，因为我们在远郊有一个毗邻的草房子。说到邻居，就有点喜忧参半了。好处是有说话的人，在一起不感到孤独。但是经常也会带来某种不快。他叫你去他家吃饭，说得好好的，“今天让你尝到我的手艺”。结果兴冲冲去了，人家却说，“哥，今天不太凑手，我给你做个南瓜面。”早知如此，就不来了，吃个面还要担老大的人情，不如在自家糊弄一下。而且可气的是，他做南瓜面还不舍得放点儿香油，往里打鸡蛋时，先打掉一个，第二个摸起来，掂量一下又放了回去。还说，“吃多了鸡蛋对身体也不好。”忒小气。原来还没有这么小气，自从得了茅奖之后，简直一毛不拔了。前年我们的草房子共同遭了水灾——这事很多兄弟都幸灾乐祸，眉飞色舞到处传，真是验证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古训。我们便只有抱团取暖了。李洱财力大，便许我说，“我先修，修好了再帮你。”后来到我要修的时候，便问他，“兄弟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但我知道，若真要开口，他肯定说“账号又不在我这儿”。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儿，让你欢喜让你恨。不过这个“让你恨”归根结底还不在做邻居上，而在于现在他开始来抢我们的饭碗了，这是比较让人担心的。各位知道，李洱原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他在那里管了很多事，学术交流，版本收藏，很多很复杂的博物馆工作。再后来他调到北大，在北大讲课特别受欢迎，这个也让北京的同行们都感到了隐忧。我在北师大的学生好多都跑到北大听课去了，不止一个学生跟我说，跑北大去听李洱老师的课，据说是爆满，搞得我的课堂上有点寥若晨星了，你想想能不恨他么。而且他的文章，原来都是作家式的散文、随笔，现在都开始写专业性的批评文章了，这么下去我们这饭碗肯定不保。

这是我和李洱的关系史，如实报告给大家。李洱作为一个作家，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他常自称“注水的老子（李耳）”，疫情初起时，我们俩在电话里讨论加缪的《鼠疫》，忽然意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这个“里厄”按南方的发音不就是“李洱”么。还有，“李洱”与英文“Liar”也即“说谎者”也是接近的，这也应了他的小说《花腔》的名字，他作为小说家，他就是一个擅长“耍花腔”的角色。

李洱在中国当代作家里显然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部分作家集中于“戏剧性”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的写作，而李洱是一个偏于“散文化”的小说家——当然他也擅长写戏剧性强的小说，比如《花腔》，但真正独一无二的，却是《应物兄》式的小说。这与中国小说的某个传统，可能建立了重要的连接。我们有“四大奇书”和《红楼梦》，都是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品，但像《老残游记》这样的小说，专门写文人生活的，充满书斋雅趣和儒林笑谈的，偏于喜感的，有讽喻意味的传统，是不是也很重要？在我看来，李洱作为小说家的独特贡献，可能更多偏于后者。不是说他不擅长构造故事，而是说他可能承继了中国文学的另一可贵传统。

李洱还是一个特别博学的作家，很少有他这样学识广博，且博闻强记的作家。生活中他可以说满身都是烟火味儿，但一到殿堂之上，他的博学就显出来了，出口成章。而且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一次我开车，他坐车——我俩在一块永远是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我是车夫，他坐在一边，二郎腿要翘到挡风玻璃上面，怎么舒服怎么来——他忽然说你知道么，奥登有一篇《怀念叶芝》的诗，诗好长，我给你念一遍，他说前两天偶然翻到这首诗，简直写得太棒了。我说你给我念一遍，他念了一遍，确实感人，且评价准确。不过叫人讶异的是，再下一次他就是背诵了，他的记忆力完全是过目不忘。我写的那些诗，谦虚一点说，不咋样，但他都能背好多首。只是他背着背着就修改了，变成了他自己的诗，每背一遍都像是他自己创作的，每一遍都比上一次有各种修改，三遍以后就变成了一首全新的诗，但是文气贯通，完全不着痕迹地就变成他的了。其中我的一首叫《一步之遥》的，他就写到《应物兄》里，但是已然不是我的原作了，变成他的再创作。我还记得，李洱的拿手好戏是背诵《日瓦戈医生》的结尾部分，至少有一两千字。你每次听都真真切切像是原作，但如果查一下，一定有即兴的篡改，但是你完全听不出来。

李洱是当代罕见的一种写“知性体小说”的作家，他用了喜感和反讽俏皮，来平衡这种知性带来的可能的烦冗，使之焕发出特别的魅力。没有学者的底气，这一点是断难做到的。

今天的主题是“写作是一种对话”，这也是我深为认同的，不止写作是一种对话，批评更是一种对话。但是表现在李洱身上，这种性质格外明显。李洱卓越的“篡改”能力，说到底是他的理解力和对话能力、“互文”能力。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修为，但对他来说，则完全是禀赋。李洱是一个有着多种写作能力的作家，一般小说家都会写随笔，写散文，而李洱不止会写散文、写随笔，还会写学术文章，把学术文章写得杂花生树，那么生动，这就很少见了。这本《超低空飞行》中谈《红楼梦》的文章，我可以说爱不释手，读了多遍，他思想的那些光点，就像满天繁星一般镶嵌其中，到处发散着启示。他不像“学院派”的人写文章，从头到尾按一个逻辑走，为了证明一个观点，或证明一个材料。他是看似闲庭信步，实则旁征博引，草蛇灰线，心骛八极，处处珠玑，闪耀的灵感和学术的发现，都能够深入到作品的肌理当中，对作品的精细的解释当中。

所以，跟李洱在一块，跟他聊天就是一种文学生活，一种精神的、心灵的“对话”与交流。他这本书叫“超低空飞行”，我感觉有点过谦了，它同时也是一种“超高空飞行”，有时候飞得像鹰一样高，有时候故意像麻雀一样贴着地。鹰和麻雀是李洱扮演的不同角色，麻雀飞起来一跳一跳的，从这个树梢到那个树梢，围着有食物的场地绕来绕去，这是批评家的工作。我不是贬低批评家，我本身也是一个职业搞批评的人，我也不能自我贬低，这个工作也很重要，我们是在现场处理各种文学现象。但是好的批评家一般不会满足于只处理眼下，还要到万米高空获得更高远的视角，不只要用显微镜、放大镜，还要用望远镜，高空远眺，尽收眼底，把当下文学场域汇入到人类精神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文学的历史之中，这才是一个好的批评家的禀赋。李洱现在进到这个场域里，并未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这个角色的转换。据说他现在也是北大中文系学术生产力最高的教授之一了——不过我要劝他小心点儿，不要太冒进，免得同行侧目，有抢饭碗的嫌疑。

《文学的日常》中的张清华与李洱

上面都是些闲话了，我再说说这本书。书中共有三辑，其实内容也有交叉，第一辑比较单纯，属悼怀之作，它显现了李洱内心柔软的部分。他作为一个朋友，对同行，对于已故的友人前辈，内心的那种理解和牵挂，甚至是痛惜。看得出李洱是一个从灵魂上非常干净、非常善良、非常敏感和纤细的人。这个自不必多说，我注意到的是，当他叙说怀念的时候，用的是细节，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和朋友的交往都记得那么多的细节。他悼念史铁生，他是在电梯里接到莫言的短信，说铁生去世了，他是脱口而出，而周边的人听到这句话都被吸引了，这些不相识的人居然都是史铁生的读者。这伙人在电梯里久久不肯散去，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他连这些细节，接到这个信息时的情景都记得，而且把它写进去了。他写到著名作家张洁，有个细节是关注到了张洁客厅里的那幅画了一只豹子的油画，他把这幅画里面的豹子同它的主人，居然在精神上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微妙的联系。我记得多年前在一次小聚中，迟到的李敬泽说，他刚刚见到了张洁。敬泽说，“哎呀，真是一座冰峰啊。”他说我现在懂得了一个词儿的含义：“凛冽”。那种感觉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和张洁老师没有机缘交往，自然无从得知这种印象，但是我从李洱怀念张洁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证。这只豹子本身的那种精进的力量，那种精神，和一个富有敏锐洞察力、理解力与不一样的精气神儿的作家的文化性格之间，那种联系一下子被他抓住了，抓得那样准确和牢靠。他也一下子赋予了这篇文章以一种神韵。

还有他写到林建法，建法是《当代作家评论》的老主编，做了二十年主编，如今已过世了。他是一个工作狂，可以说他是用一人之力，把远在关外的一本文学批评杂志变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地，批评家们的一个精神家园，可以说厥功至伟。李洱在文章中写道，建法每次见到大家的时候，用他自己珍藏的一个小茶壶，一个只能供两个人饮用的小茶壶，来供一桌人使用，就在那里不停地倒水、斟茶、布茶。可能其他人也会想到关于建法的很多场景，但李洱记得的是这样的细节。交朋友就要交这样的人，他看似粗糙，但和你的交往是充满了细节记忆的，唯有这种有细节的交往，才是真正情感和精神的交往。

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们不止看到他所素描的主人公的形象，也不止看到他们之间从精神到生活的那种深厚交往和友情，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一个好的作家的笔法，那种细节的、传神的、以少胜多的精细的笔法，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点。

后两辑中的文章，有的是书评，有的是演讲，有的是批评杂志的约稿，其中有几篇是我主持专栏时的约稿。确实，有时我们想让李洱给装一下门面，因为他的一出现，这个栏目就活了，这组文章就有了灵动之气。我想说的是，李洱的文章里面除了观点之外，最珍贵的是有无数个知识点，“知识链”——什么是知识链？就是知识的谱系，知识的历史，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串联与互证，这样的知识不但是活的，还是有源有流的，是用作者的体验与感悟激活和连接的，对于读者来说就更有用。而且他不像通常的职业批评家的写作，他的写法是涉笔成趣，信马由缰，这才使得他的文章格局能够彻底打开。

他谈《红楼梦》的这个文章，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非常迷人。他把红学家们那里许多纠缠不清的官司，三言五语就疏解了，把通常我们很难谈到的一些话题也都谈出来了。不过我突然想到，有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其中谈到了贾宝玉的“性爱生活”，说到宝玉的“第一个有过性关系的人”是秦可卿，我倒是不赞成的。宝玉和秦可卿之间纯属“意淫”，他只是在可卿的床上睡了一觉，在梦中与警幻仙子的小妹——表字叫作“兼美”，小名换作“可卿”的女孩，有一个梦中的交合，和可卿之间只有一个名字上的关系。他的第一个肉身经验是出自袭人。这算是我个人一个不同的看法，有点班门弄斧了。我不但在其中获益甚多，其中的很多看法如“宝玉长大会怎样”的问题，我也曾有过思考，和高度的同感。

总而言之，这本书中有太多有意思的点，让人在阅读中会不断地产生新的体验，生发出新的问题，产生出新的感悟。

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太多。总括一下，李洱是一个具有极大张力的人，一个多面而生动有趣的人，一个分裂又统一的人，一个叫人欢喜叫人恨的人。说到学问，说到文学时，他是一个高级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牛人，干净到极致，像冰雪一般。干净得让我想起《水浒传》的开篇，施耐庵先生的一首诗，其中有句说，“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这种境界。“裁冰及剪雪”，那个冰怎么裁，那个雪怎么剪？没有办法，但就有裁冰和剪雪的这么一种意境和妙处；“谈笑看吴钩”，怎么看？就是等闲浏览历史，随意感慨人生，写尽人间百味，画出精神万象。这就是“把吴钩看了”。

这是李洱的不俗，而另一个生活当中的李洱，怎么说呢，就不一样了，是一个现实感极强，满身烟火气息的人。重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有陈年腊肉的味道。但是这种俗和他的雅居然奇怪地统一在了一起，大俗而大雅。是不是一个奇迹？

这就算是我对李洱和他的书的一个不算很肉麻的赞美吧。为了不至于肉麻，我再强调一下，他在生活中是一块腊肉，充满了烟熏火燎的气息，初闻有点过，但越嚼越有味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李洱新书《超低空飞行》分享会“写作是一种对话”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经授权由本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