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墙上的全家福像是一个讽刺，六张笑脸，如今四散天涯。那是七九年春节拍的，我们排排站在县照相馆的幕布前，母亲穿着唯一一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长河入海
＂终归都散了，这个家。＂母亲头七刚过，兄弟姐妹匆匆离开，只留下我一人在老屋收拾残局。
墙上的全家福像是一个讽刺，六张笑脸，如今四散天涯。那是七九年春节拍的，我们排排站在县照相馆的幕布前，母亲穿着唯一一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窗外是西北风呼啸，推着枯叶满院子乱窜。我站在母亲生前最爱坐的那把藤椅前，鼻尖还萦绕着她常用的樟脑膏气味。
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就像这个家，人走得也差不多了。砖墙根下晒着的几个腌菜坛子，还是母亲生前码放的位置，她总说：＂坛子要朝南，晒得透才不会坏。＂
那是一九八零年的秋天，我刚满十八岁。乡里第一次大规模招工，名额只有三个，我排在第一位。
县棉纺织厂的工作，那年头多少姑娘挤破头想进去？进了国营厂，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有了城里户口，有了嫁人的好资本。
招工名单贴出来那天，村里的大喇叭一大早就开始广播，我的名字被报了出来，清清楚楚地传遍了整个村子。隔壁李婶拉着我的手连声说：＂珍珠呀，好日子来了！俺闺女上回招工，排队排到腿肿了都没轮上。＂
可就在同一天，二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到了。邮递员踩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把那个贴着红色邮戳的信封郑重地交到我手中。
全村就他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那时已经病故两年，母亲激动得差点晕过去。我们全家守在煤油灯下，一遍遍抚摸那张薄薄的纸。母亲的手都在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供他上大学？＂三妹愁眉苦脸地拨弄着灯芯，火苗忽明忽暗，照在她十五岁就愁得像三十的脸上。
小弟更直接：＂不如不去了，在家帮忙干活。公社砖窑厂需要人手，听说一个月能挣十五块呢。＂
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我，目光里满是期待与无奈。从父亲走后，家里大事小情都由我这个长女拿主意。我明白她的意思——大姐，你拿主意吧。
夜里，我躺在土炕上辗转反侧。炕头的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旋律，窗外蛐蛐儿此起彼伏地叫着。我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话：＂珍珠，你是长女，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第二天，我把厂长家托人送来的＂关系信＂烧掉了。那是一封烫金的信笺，厂长夫人是我小学老师的远房亲戚，特意为我开的后门。
灯芯纸在院子里的小火盆里变成灰烬，母亲闻声赶来，看见纸灰还在风中飘散。我们目光交汇，无言胜有言。
＂我不去了，＂我说，＂家里有我一个就够了。二弟有出息，咱不能耽误他。＂
母亲的眼泪掉下来，她想说什么，却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掌传来温暖。
自那以后，村里人见了我总绕着走，嘴里念叨着＂可惜了＂、＂想不开＂。婆婆妈妈们在井边洗衣服时，总要议论几句：＂珍珠这闺女，放着好端端的铁饭碗不要，以后啊，怕是嫁不出去喽。＂
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年冬天，二弟背着一个打满补丁的帆布包去了省城。火车站破旧的候车室里，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五十块钱和几双手织的棉袜。
＂娘不识字，到了学校别人笑话你，你别往心里去。＂母亲拉着二弟的手絮絮叨叨，＂有什么难处就给家里写信，大姐会想办法的。＂
那年月，火车票还是硬纸板做的，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二弟站在车窗前，冲我们挥手，眼里闪着泪光。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放着家里的重担不管，一个人去享清福了。
＂好好念书，别辜负了大姐！＂我对着远去的火车喊，不确定他是否听见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言不发。她五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却像六十多了。那时农村妇女都这样，干活太多，操心太多，老得快。
二弟进了大学，三妹嫁去了县城，小弟去了南方的建筑工地。家里只剩下我和日渐衰老的母亲。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每天早上四点，鸡还没叫，我就起床生火做豆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屋子里很快就弥漫着豆香。母亲会在这时候起床，帮我舀水、拧豆腐布。
＂珍珠，你昨晚又咳嗽，该去看看了。＂母亲会这么说。
＂不碍事，等忙完这阵子再说。＂我总是这么回答。
其实我们都明白，这＂忙＂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农村的活计就是这样，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年复一年，从来没有喘息的空当。
母亲的腿脚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后就再没能下床。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喂猪，弄点青菜，然后去镇上卖豆腐。
那时候赶集，得起五更天，挑着担子走五里地到镇上。夏天还好，冬天的路冻得硬邦邦的，脚下一滑就能把膝盖磕破。可这都不算什么，最怕的是卖不完，担子还是满的，回来的路就更难走了。
下午回家再照顾母亲，煎药、端屎端尿。闲时就在母亲床前读报，讲外面的新鲜事。母亲虽然不识字，却爱听新闻，尤其关心国家大事。
＂珍珠啊，报上说现在可以包产到户了，咱家地多，是好事。＂母亲有一次这么说。
我点点头：＂是啊，明年咱家收成一定好。乡里说了，超产的粮食可以自己卖钱呢。＂
＂二弟写信来说，他在省城有了单位分的房子，两室一厅呢。＂我给母亲读着刚收到的信，看她浑浊的眼睛亮起来。
那是八七年的事了。二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的机械厂，没两年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们全家最有出息的人，村支书见了都要夸上几句。
＂他还说厂里给他相了对象，是会计科的姑娘，长得漂亮，人也好。＂我继续读着信，却把＂让大姐也来省城看看＂这句话略过了。
我怎么走得开呢？母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去年冬天的那场肺炎几乎要了她的命。乡医院的大夫摇摇头，说需要去县医院，可那得花多少钱啊。
＂三妹家的照片，＂我把照片举到母亲眼前，＂你看，电视机、电风扇都有了，地上还铺了花地毯。＂
那是三妹结婚三年后寄来的全家福。照片上她穿着时兴的喇叭裤，站在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旁，笑得像花一样。
母亲勉强抬起头看了看，又重重地躺下去，眼中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神色。
＂闺女过得好就行。＂她喃喃道。
她不知道的是，照片背后写着＂大姐，婆家人欺负我，你有空来看看我吧＂。这话我没敢念给母亲听，只是回了封信，劝三妹忍耐，说婆媳之间都是这样，慢慢就好了。
＂小弟要结婚了，＂我又说，＂在广州，对象是当地姑娘，说是要摆二十桌酒席。＂
小弟在南方打工五年，去年学会了开吊车，工资一下子涨了好几倍。他在信里说要接我和母亲去广州住，＂大姐，我赚钱了，该你享福了＂。
＂你去吗？＂母亲突然问。
我摇摇头：＂我哪走得开？再说，你这身子骨，坐那么久的火车，怎么受得了。＂
母亲叹了口气：＂都怪我，拖累你了。＂
＂说啥呢，娘。＂我赶紧岔开话题，＂你看，院子里的丁香开了，我摘几枝放屋里，香得很。＂
实际上，那时我已经将压箱底的陪嫁首饰全部卖了。那对金耳环是姥姥留给我的，说是将来给我做嫁妆。可母亲的药越来越贵，我们家的积蓄所剩无几。
每月寄给二弟的助学款从未间断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大学四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几乎掏空了我们家的家底。可我从未后悔过，二弟是我们家的希望，怎么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还有小弟当年欠下的一笔工伤医药费，都是我一点点还清的。他刚去南方那会儿，在工地上被钢筋砸伤了腿，老板不认账，是我借了高利贷给他治伤。那笔钱，我花了整整两年才还清。
三妹结婚时，我借钱凑了一份像样的嫁妆，生怕她在婆家抬不起头来。县城的婆家是做小生意的，比我们家条件好多了。我怕他们瞧不起乡下来的姑娘，特意添了一台缝纫机，那在当时可是个大件儿。
这些事，我从未对母亲提起过。在她面前，我总是报喜不报忧，说二弟学习好，三妹婆家疼她，小弟工作顺利。
可母亲却在临终前对匆匆赶来的二弟说：＂你姐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说这话时，母亲握着我的手，手指已经冰凉。二弟站在一旁，眼圈红了。他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赶上母亲最后一面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母亲其实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只是从不说破，怕我心里难受。
母亲走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雨。雨滴打在窗棂上，发出轻轻的响声。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慢慢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一样。
＂娘，你放心走吧，孩子们都好着呢。＂我轻声说，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三妹接到电话时正在单位开会，她在县棉纺厂当了挡车工，就是当年我放弃的那个位置。小弟在千里之外的工地上根本抽不开身，他刚接了一个大项目，走不开。
葬礼那天，他们都回来了。墓前，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并排而立。天空飘着小雨，墓碑上刻着母亲的名字——吴桂芝，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九四年。
三妹哭得最凶，一把鼻涕一把泪，不停地说：＂大姐，都怨我，这些年也没怎么回来看娘，连娘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她穿着时兴的喇叭裤，脚上是高跟皮鞋，完全是个城里人的打扮了。可这会儿，她又变回了那个在村口泥塘边摸鱼的小丫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弟沉默寡言，只是递给我一个信封：＂大姐，这些年你一直照顾娘，我......我挣了点钱，你拿着。＂
他的手上全是老茧，脸晒得黝黑，眼睛里却闪着泪光。当年那个整天爬树掏鸟窝的调皮小子，如今也是一家之主了。
二弟看着我越发花白的头发，说：＂大姐，你跟我去省城住吧，我那儿有地方。＂
他已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前年还评上了工程师。村里人提起他，都是一脸的羡慕。＂赵家出了个读书人，有出息。＂这话我听了无数遍。
我摇摇头。这村子，这老屋，就像我身上长出的一部分，哪能说丢就丢？
＂这儿有咱爹娘的坟，还有地要种，鸡鸭猪也离不得人。＂我这么说。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没说：我怕去了城里不适应。那么多年，我只会种地、养猪、做豆腐，城里人那些讲究，我哪里懂得？
回到家，我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她的衣服不多，几件褪了色的衬衫，两条洗得发白的裤子。在柜底，我找到了父亲的老式怀表，已经不走了，但母亲一直舍不得丢。
她的箱底有一个旧布包，里面是厚厚一叠纸。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日记本。母亲识的字不多，刚够写自己的名字，这些歪歪扭扭的字，一定是她托人写的。
＂今天珍珠又去卖了金耳环，＂有一页上写着，＂我装睡，看她偷偷把钱放进二壮的信封里。这孩子，心太软了。＂
二壮就是二弟，那是他上大学第一年学费不够时的事。那对金耳环是我十六岁生日时，姥姥给我的礼物，说是传了三代的宝贝。
＂三丫头又寄照片来了，＂另一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照片上笑得那么开心，可信里说婆家人欺负她。珍珠知道了肯定又要担心。＂
三丫头是三妹，我一直以为她在县城过得很好。原来母亲早就知道了她的苦处，只是和我一样，不想让其他人担心。
＂小四工伤的事终于了了，＂还有一页写着，＂珍珠背着我去借了高利贷。这傻丫头，我这老婆子死不了，她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心疼自己？＂
小四是小弟，那笔高利贷我花了两年才还清，期间少吃少喝，省下每一分钱。我以为瞒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母亲知道了。
翻到最后一页，是母亲住院那段时间写的：＂今天护士说我时日不多了，我想见见孩子们。珍珠在外面哭，以为我听不见。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扛着，该是让她歇歇的时候了。＂
我捧着日记本，泪如雨下。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只是从未说破。她一直在默默地看着，心疼着，却不想给我增添负担。
夜深了，屋外的雨停了。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母亲的遗物上。我点起一盏煤油灯，开始给兄弟姐妹写信。
＂二弟，娘走了，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我能处理好。你在省城好好干，有空就回来看看...＂
＂三妹，我知道你在婆家受委屈。下个月我去县城看你，咱姐妹好好谈谈...＂
＂小弟，你的钱我收到了，但我不缺钱，你自己留着用吧。娘临走前一直惦记你，说你是最小的，要多保重...＂
写完信，已经是深夜。老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兄弟姐妹要离开了。院子里，槐树的叶子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在阳光下闪着绿光。
临行前，二弟再次邀请我去省城。这次我答应了考虑考虑。不是因为心软了，而是想起了母亲日记本上的那句话：＂该是让她歇歇的时候了。＂
也许，我真的可以为自己活一回了。
三妹拉着我的手说：＂大姐，我婆家那边的事，以后不会瞒你了。其实也没那么糟，就是婆婆爱唠叨，我受不了。＂
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大姐，你知道吗？我一直很后悔，当年要是听你的，好好念书，也许现在...＂
＂傻丫头，＂我打断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在厂里不也做得挺好的吗？＂
小弟塞给我一张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大姐，以后每月我都会打钱进去。你不用天不亮就起来做豆腐了。＂
他憨厚的脸上露出少有的严肃：＂大姐，这些年，你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个家。娘走了，你该为自己活活了。＂
送他们到村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忽然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母亲走了，但她留下了这份亲情。
我们就像那奔流不息的小河，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终会汇入同一片海洋。思及此，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是幸福的泪水。
回到家，我把母亲的日记本放在她生前最爱的那把藤椅上，轻声说：＂娘，您看，孩子们都很好，您放心吧。＂
院子里的老槐树上，竟飘下最后一片叶子，正好落在我的手心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日记本里，像是保存一段无言的告别。
傍晚，我坐在母亲的藤椅上，望着远处的夕阳。村子的轮廓在余晖中变得模糊而温暖。屋后的青山依旧，炊烟袅袅升起，宛如一幅久远的画卷。
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那首《东方红》，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父亲还在，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着广播里的戏曲，其乐融融。
夜幕降临，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认星星。＂那是北斗七星，＂他指着天空说，＂迷路的人看到它，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如今，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了，但那些星星依然挂在天空，照亮回家的路。
我忽然想起临行前对兄弟姐妹说的话：＂没有亏欠，只有滚滚向前的生活长河，终会汇入幸福的大海。＂
是啊，生活就像那条长河，有时湍急，有时平缓，但总是向前流淌，永不停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水，最终会汇入同一片海洋。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释然了。那些年的辛苦、委屈、牺牲，都化作了滋养亲情的养分，让我们这个家庭更加坚韧、更加温暖。
明天，我要去看看三妹。再过些日子，或许真的可以去省城看看二弟。小弟说广州很热闹，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去那里走一走。
窗外，第一颗星星已经挂在了天边。我轻轻关上窗户，心里充满了期待。
生活还在继续，就像那滚滚向前的长河，终会汇入幸福的大海。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