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天写 1847 年泉州举人陈师海赴京会试，花掉相当于农民 13 年结余的银子，不少读者质疑："范进中举后不是马上有人送钱送地吗？怎么会这么穷？"" 官府不该全包举人的赶考费吗？"

昨天写 1847 年泉州举人陈师海赴京会试，花掉相当于农民 13 年结余的银子，不少读者质疑："范进中举后不是马上有人送钱送地吗？怎么会这么穷？"" 官府不该全包举人的赶考费吗？"

其实这是把小说情节或者明末清初的情况和晚清的现实搞混了 —— 清朝举人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大家印象里的中举即暴富，而是像地里的庄稼，有长势好的，有旱死的。

壹

要搞明白他们进京赶考的钱谁来出，得先掰扯清楚：清朝举人到底能靠中举拿到多少 "实在好处"。

先看最典型的三类举人的真实经济状况：

顶层举人（士绅地主家庭出身）：比如江南书香门第的举人，中举前家里就有大量田产，中举后不过是锦上添花 —— 乡绅会主动拉拢，送几亩田或几百两银子，求他帮忙打理地方事务（比如调解纠纷、应付官府）。这类举人进京赶考，钱大多来自家里积蓄，根本不用愁。

中层举人（小康农家或小商人家庭）：比如陈师海这样的，家里有几亩薄田、一个小铺子，中举后能免掉自家徭役，还能帮亲戚朋友 "挂靠" 免役（收点好处费），一年能多赚 10-20 两，但要应付乡邻应酬、维持 "举人面子"（比如穿长衫、买笔墨），剩下的也不多。进京赶考的钱，得凑一半借一半。

底层举人（寒门出身）：比如父母是佃农、自己靠私塾教书考中的举人，中举后没田没产，免徭役的好处也轮不到他（因为本身就没田要耕），唯一的 "特权" 是见县官不用跪。想进京赶考？要么靠宗族凑钱，要么典当衣服卖家具，运气差的连考篮都买不起，只能借别人的旧篮子。

当然，除了经济因素，家族和当地风气的影响也很大。比如长沙、武昌这些地方，虽不如江南和广东富裕，但乡绅、官员多，有资助举子的风气。曾国藩头回进京赶考的费用除了找亲戚借的几十两，剩下的都靠此类资助。

说白了，范进中举后暴富，是时代不同（当时举人社会地位较高，特权更多），加之《儒林外史》的文学夸张 —— 他赶上了乾隆前期（约 1740 年代），又刚好赶上乡绅需要拉拢新举人巩固地位时，又恰好住在有富户的县城；要是换个偏远山村的举人，别说送钱送地，可能连凑够赶考的路费都难。

贰

有人说 “举人进京赶考，官府肯定全包费用”，这里面也有误解。

清朝确实有给举人的赴考补贴，叫 “公车银”，但这笔钱有三个 “坑”：

第一个坑是地域差异大，有的多，有的少。比如浙江、江苏能给到 25-30 两；江西、福建给 12-15 两；而贵州、云南这些穷省，最多给 10 两，还经常拖到考前才发。

第二个坑是是非现金补贴掺水。比如山东有的地方，公车银一半给银子、一半给粮食（小米、小麦），举人得卖粮换钱，10 两粮食常被粮商压价至 8 两。

第三个坑是层层克扣，雁过拔毛。公车银要经过州县官、驿站吏卒的手，常被以 “办公费”“验照” 为名克扣。湖北举人刘坤一就遇过 —— 同治年间他赴考时，驿站吏卒以 “验照” 为由扣了 3 两，到手只剩 12 两。这事他在《刘坤一遗集》里记着：“公车银十五两，实得十二两，余三两入吏胥腰包”。

即便没有上述问题，官府的公车银也不够用。举人们最依赖的其实是地方士绅或宗族的资助，比如 “宾兴会”“宗族基金”—— 这是民间凑钱帮举子赶考的组织，江南地区最多（如广东番禺宾兴会、苏州文社、杭州义庄等）。

像广东番禺的宾兴会分三等资助，普通举人可得 15-20 两，特困者最高达 30 两；湖南湘乡的曾氏宗族，会给族里举人一次性发 30 两 "赴考银"。但穷地方就惨了，像广西的李进，中举后只能靠摆地摊卖字，攒了三年才凑够路费。

叁

那剩下的钱从哪来？大多是 “拆东墙补西墙” 的苦办法，说出来全是泪。

最常见的是典当或卖田。陈师海五次赴考时卖了 3 亩田，得银 60 两；湖南举人黄本骥在《三长物斋丛书》中记载，第三次赴考前 "质妻之金簪，得银八两"，才凑够路费。山西举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更惨："光绪十八年，典妻之嫁衣箱，得银十两，方足赴考盘缠。"

其次是借贷。有的举人找乡绅借高利贷，利息能到 “借 10 两还 15 两”，要是考不中，就得年年还债。福建漳州举人陈长吉，借了 20 两赴考，落第后还不上，最终卖女为婢才抵债。也有找朋友借的，如陈师海曾借同乡 5 两，后来当私塾先生用了两年俸禄才还清。

还有一种 "偏方" 是边走边赚钱。有的举人一路为人写字、教书，或帮商人带货赚佣金。但这么做费时间还有风险。江西举人李茂道光年间帮人带茶叶，途中被关卡查扣，差点误了考期 —— 本应三个月的路程，他走了五个月，到北京时已疲惫不堪。

肆

为啥明明有补贴和资助，还是有那么多举人穷得卖田典当？核心是 “开销实在太高”。

先算一笔账：陈师海单次赴考花 41 两，其中公车银 15 两、宗族资助 10 两（福建举人多依赖宗族基金），加起来 25 两，还差 16 两 —— 这 16 两，就得靠借贷或典当。而他作为举人，一年的收入也就 30-40 两（当私塾先生每月 2-3 两，加上帮人写文书的酬劳），除去日常开销，一年能攒下 5-8 两，要攒够 16 两，得两年时间。

更坑的是，举人的 “面子开销” 还不能省。中举后得穿长衫、戴方巾，一套体面的衣服要 5 两银子；要跟其他举人交游、应酬，一顿饭要 1-2 两；还要买时文范本、请馆师补习，又是 5-8 两。这些钱加起来，一年就得 15-20 两，就算有资助，也很快花光。

举人进士合影

甘肃举人张某，道光年间赴考，公车银 10 两，没文会资助，只能卖了家里唯一的牛，得银 8 两，还是不够，最后一路乞讨到北京，到了考场连件干净衣服都没有。

伍

说到底，范进中举（乾隆前期）与陈师海时代（道光后期）的差异，根源在三个被时代戳破的 "经济泡沫"：

第一：摊丁入亩。雍正将人头税并入田赋后，农户无需再如明朝时那样，将田产 "诡寄" 举人名下避税。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范进时代还有每年50 两的 "挂靠费"。道光年间，举人虽然仍享自家田产 10%-30% 的田赋减免，靠 "挂靠" 一年最多仅赚 10 两，连买体面衣服都不够。

第二：太平天国。1853 年太平军席卷江南，举人的田产多被焚毁或抛荒，佃户逃亡殆尽。咸丰三年，朝廷还逼举人们 "捐输"救国，福建举人林文察在《显志堂稿》中记载："族中举子十人，五人因捐输破家，三人逃亡异乡。" 曾经乡绅争送田产的场景，变成举人跪求借贷的惨状。

第三：捐纳制度。道光年间，花 1000-1500 两即可买 "捐纳举人" 身份（先捐纳监生，再捐输 "候补举人"），这类人多且能直接任实缺，反让正途举人成了 "候补" 。1843 年，山西商人王得禄的 "捐纳举人" 身份就比同时期考上去的正牌举人更受乡人追捧，由此可见。我们熟悉的杜凤治，中举后在京城蹉跎12年，原因就在这。

当陈师海拿着卖地钱踏上进京路时，距离范进中举已过去了差不多 150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时光，足够让王朝的科举生态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 —— 不是举人天生变穷了，而是清朝科举经济在财政枯竭、制度崩坏中，将寒门士子的上升通道越收越窄。

那些 "中举即暴富" 的故事，终究只属于少数幸运者，更多举人，只能在卖田、借贷、典当的循环中，挣扎着触碰那扇几乎关闭的龙门。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