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冀中平原的周家庄作为“最后的人民公社”，其声望虽然不及“亿远GDP”的华西村，却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特有的制度和文化遗产。

冀中平原的周家庄作为“最后的人民公社”，其声望虽然不及“亿远GDP”的华西村，却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特有的制度和文化遗产。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家庄始终坚守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周家庄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在如今贫富差距之大的世界、在分配如此不公的社会，周家庄模式无疑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上交答卷的主体群众自然是周家庄的村民，但也离不开一位省委书记的默默扶持。

周家庄，地处广袤的冀中平原，属于河北省晋州市管辖的乡镇行政机构。赋予周家庄公社灵魂的要属一代书记——雷金河同志。

雷金河，出生于1921年，和中国共产党同岁。1943年，雷金河正式参加抗日工作，至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有过一定文化的雷金河在部队中迅速成长，不到一年就成为了“民兵队长”。

抗战时期，雷金河同敌人斗智斗勇，曾孤身一人，单刀赴会，闯入伪军驻守的炮楼，后又安然无恙离开。

经历了几年的革命生涯，雷金河于和平年代成为了周家庄的第一任书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都百废待兴，雷金河书记主要在两个领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一是防止两极分化，二是坚持走真正的群众路线。

在避免两极分化上，在雷金河的带领下，在1952年成立了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民要摆脱贫困，吃饱饭，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

这一点上，雷金河深知“合作社养懒汉”的弊病，便制定了“包工包产”的生产政策。

当然这一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从1954年起，周家庄就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

探索了六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初，周家庄才形成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的成熟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何谓“三包一奖”呢？简单说就是公社允许社员承包工人、承包产业，承包财务，不搞一刀切。

对于超产的，或者节约成本的还有奖励，造成损失的还有惩罚，奉行的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怀不一样”的分配原则。

当然，公社也要从社员创造出的财富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用于公社内部的花销和支出。

至于“定额管理”，主要是周家庄公社将劳动定额项目分成了13个等级，共计372个小项。

比如说整地类有35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强度，对应的则是不同的劳动计酬标准。

此外，定额项目的划分还综合考虑了劳动内容、生产工具、土地条件等不同的因素干扰。

举个例子，同样是使用机器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完成了27.5亩的耕作面积，可以计成1.1个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机，只要完成22亩的耕作面积，也被当做1.1个工作日，这背后就考虑到了生产资料的差异性。

可是，周家庄这种生产、分配模式在1962年就遇到了来自中央政策的挑战。

1961年9月27日，中央听取了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随后推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

这种政策和周家庄模式的分歧主要是在核算单位上，中央的意见是将核算单位细化到队，而雷金河则不同意，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陈情信。

周总理读完信件，指示彭真去了解情况。

公社书记公然和中央唱反调，一旦办不好，掉乌纱帽是小，说不定还有入狱、丢命的风险，可见雷金河书记确实胆量过人，敢于为了公社的集体利益提意见。

一见到彭真，雷书记就立下了“军令状”，直言道：“请不要给周家庄人民公社判死刑，要判也请判死缓。

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两年后我们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对我们执行死刑。”

彭真请示了中央以后，允许周家庄试一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家庄依靠公平的分配模式、科学的生产方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自然灾害”时期，周家庄不仅没有要中央一粒粮食，反而支援国家一部分的粮食缺口，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按劳分配，集体经营”的周家庄模式持续了近20十年，公社创造的财富，大多都分配给了社员。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又是周家庄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是分田、还是不分？

周家庄组织社员展开了大讨论，并进行了民主投票表决。

多数人表示不同意分发生产资料，包括田地、拖拉机等物品。

至今，在周家庄纪念馆还陈列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作为文物展示给游客。

社员张锁印回忆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道：“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家，人们异口同声说要走集体经营的路子，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但留着公社，无疑又是一次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

见识过世面，不畏惧死亡的雷金河书记为了社员的利益，再一次拾起了20年钱的勇气，找到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李尔重。

李尔重书记是1979年来到河北任职，主管经济工作。

一年之后，中央就下发了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意思就是要推广“包干到户”。

作为上级任命的官员，李尔重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有人不断向中央纪委告“御状”，弹劾李尔重不服从中央的指示精神。

多年以后，李尔重还专门解释，称：“自己不是反对包产到户，而是反对不顾实际的一刀切。既然是探索阶段，就要允许有多种路径的存在，也是给后来人留一个种子。”

见到了雷金河以后，李尔重详细询问了雷金河为何反对中央的意见。

雷金河资历老，也不怯场，就开门见山说：“李书记，我们周家庄反对‘包干到户’，一来是周家庄地势平坦，水利设施完善，可以执行大机器生产任务。二来，这是大多数社员的意见。”

雷金河一边说，一边将“手印协议”拿给了李尔重。

听了雷金河的报告，李尔重答应会考虑周家庄社员的意见，另外，雷金河还请来了北京负责农业改革的大经济学者杜润生，来周家庄实地考察。

雷金河还拍了拍胸脯，向杜润生保证：“承诺公社每人每年能给社员600斤口粮，年底时还给每位社员500元的分红。”

得到了承诺，杜润生才敢向中央求情。如今，在周家庄还矗立着杜润生的寄语：“……周家庄选择了集体经营，和个人分包相结合的体制，只要经济发展，群众满意，就应该坚持下去，并不断进步。”

雷金河没有辜负李尔重、杜润生的厚爱。如今周家庄乡有六个自然村，分成了10个生产队，全乡共有土地18046亩，4567户，13564人。

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字，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多达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税2788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

在现代普遍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社会，周家庄竟然能做到每个社员人均年终奖多达13189元，这不能不说是集体经济的一个奇迹。

即便相较于晋州市的其他乡镇，周家庄的人均收入也要高于晋州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平均水平。

要想富，必须要用配套的工业厂房，才能生产出附加值高的工业商品，还能解决公社内部的就业问题。

在这方面，周家庄办有阀门厂、印刷厂、纸箱厂等多个企业。尤其是周家庄生产的阀门，是公社的头牌产品，因其价廉物美，远销国内各个地方。

在社会保障方面，周家庄更是一骑绝尘，领先于大多数乡镇。

从1982年，周家庄就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幼儿园。社员看病也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生产队、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误诊”，其中公社卫生院更是被石家庄卫生局授予了“乡镇标准化医院”称号。

在劳动方面，各个生产队根据社员的身体情况和条件，具体安排生产事宜。

社员择业非常自由，可以干集体、也可以干个体，个体玩不小去了，还可以回归集体。

周家庄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翟振军就说：“只要是我的社员，我就得让他吃饱饭。

比如有的社员去外面打工，受了伤，生了病，年龄大了，回到生产队，照样给他一份合适的职业。”

步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制定了“乡村振兴”计划，周家庄作为唯一的人民公社，成了模范村。

出于环保考虑，周家庄淘汰了一批工厂，转而发展了特色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品牌。

从2017年到2020年，周家庄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18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周家庄的观光园就位于第九生产队，是国家评定的3A级景区，并被河北省旅游局确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

据说，园区门票为20元/人，日客流量在旺季可达几千人，光门票收入就得到了数百万的收入。

近年来，周家庄的集体企业经过改制，实行了双轨制，即集体的收入归集体，企业在集体中获得的业务收入和社会上承揽的其他业务的收入是分开的。

可以看到，周家庄的经济模式也不断调整，既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凝聚力，也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周家庄一定会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为社会主义提供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当然，周家庄的成功更不能忘了李尔重书记和杜润生学者等人的鼎力支持。

《周家庄道路：在自己家乡实现保持尊严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发展模式，担得起中国梦的实现》 集体经济典范与研究

《乡村振兴的周家庄模式》 区域经济

来源：墨珑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