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肯尼迪大胆预测2050格局: 中美之外的第三极，竟然是它？

摘要：肯尼迪预测，2050年美、中、印三国的GDP总量将是中等强国的6-8倍，形成“三极鼎立”格局。而当前的地缘裂变已显出三极雏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全球化网络，印度在印太战略中加速军事现代化，而美国正以印太经济框架强化对华遏制。肯尼迪特别强调造船业等“硬

[编者按]

如今的国际政治舞台正上演激烈的权力博弈：继中美斗法、俄美相争改变全球秩序之后，特朗普政府挑破的美欧矛盾

，更是将跨大西洋关系推向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临界点，使得欧洲的处境更为尴尬。

面对裂变中的世界秩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在近期的一场访谈中，对新时代的大国竞争提出独到见解。

肯尼迪预测，2050年美、中、印三国的GDP总量将是中等强国的6-8倍，形成“三极鼎立”格局。而当前的地缘裂变已显出三极雏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全球化网络，印度在印太战略中加速军事现代化，而美国正以印太经济框架强化对华遏制。肯尼迪特别强调造船业等“硬实力”的象征意义——中国船舶工业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而英国造船业的衰落，暗示着西方工业霸权的转移。

肯尼迪强调，未来30年，三个大国之间将出现更为激烈的相互竞争，其余国家则在它们之间的空隙中谋求立足之地。而

欧盟作为“最后一个启蒙工程”，若不能在三极博弈中找到新的角色定位，可能沦为“战略配角”，隐形于

世界事务的议程中。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参考。本文来源于Engelsberg Idea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保罗·肯尼迪

谈大国竞争新时代的崛起

一幅由弗兰克·H·梅森创作的画作，描绘了1940年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部分场景。图源：De Luan / Alamy Stock Photo。

步入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未来走向迷雾重重，2050年的地缘政治将呈现何种面貌？本文是保罗·莱伊（Paul Lay）与查理·拉德曼（Charlie Laderman）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展开的一场深度对话。肯尼迪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大国竞争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为何美中印将主导未来世界提出了深刻见解。

问：您1987年出版的代表作《大国的兴衰》指出，大国的军事战略地位与其经济生产能力紧密相关。基于此，结合您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长期分析，您认为21世纪中叶的世界将由哪些大国主导？

肯尼迪：我对一份预测2050年全球经济产出份额的图表很感兴趣。该图表显示，三大经济体将位居前列：美国、中国，以及因21世纪头50年高速增长而崛起的印度。这三个国家的GDP总量将是紧随其后的中等强国（如日本、英国、俄罗斯、法国）的6-8倍。这大致就是2050年的世界格局——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本质未变，只是主导者更替了。这三国国防开支总和将远超其他国家。

但需谨慎看待：华盛顿正发生剧变。白宫出现了一位威权主义的权力掮客，一位冲动且不择手段的总统，使局势复杂化。北京则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制定周密的计划，静观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动向。中国已身处或正在进入与印度并列的“三极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但最终可能成为受益者。

问：您是海军史专家。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海军力量将扮演何种角色？您多年前曾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造船业正以惊人规模扩张，这一趋势当时未被充分重视，尤其是在欧洲。

肯尼迪：21世纪头20年见证了全球远洋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出口国尤为突出。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小龙，再是中国的出口巨幅增长。这些都反映了权力平衡的转移，也体现在各国海运贸易份额的变化中。

我刚从故乡泰恩赛德（英格兰东北部）归来。在沃尔森德和贾罗等造船城镇，35年前空气中还弥漫着造船和煤炭的烟尘，如今泰恩河下游的工业区已绿草茵茵，云雀在头顶翱翔，甚至有鲑鱼逆流而上产卵。这里曾是工业革命的中心，200年间经历了从世界工业重镇到因造船业东移而衰落的历程。

伦敦金融城或许还在生产智力与投资产品，但已不再有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那样硬碰硬的工程与造船业。我深深受着这种背景的影响，这并非浪漫主义情怀，而是一种直觉：单纯的统计数据衡量的权力可能转瞬即逝，而造船业才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问：随着地缘政治重心从西方转移，其本质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肯尼迪：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国主要集中在欧洲，彼此地缘相近、摩擦不断。但若我的“三极世界”理论成立，美中印对境外事务的军事兴趣会有多大？传统上，大国需关注全球性问题（如中东局势），但中国和印度对此并无明确立场，更倾向于置身事外。除台湾省的问题外，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哪里？美国虽对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夸夸其谈，但其全球干预往往得不偿失。

与历史上法德争夺阿尔萨斯–洛林、一战前德俄觊觎波兰边境不同，美中印在新三极格局中拥有足够空间，各自利益范围清晰，无需相互倾轧。这种格局并非是彼此靠得太近以至于相互碰撞的那种局面。而且，这些国家各自所面临的核威胁也可能促使它们保持谨慎态度。若三大国各安其位且对待战争持谨慎态度，或许能我们可以容忍这样一个21世纪的三极世界。

问：在这个新世界中，文化因素有多重要？

肯尼迪：文化因素始终至关重要，但其影响难以量化。即便能做到的话也是如此，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些因素是存在的。以印度为例，当我前往新德里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颇具对抗性的庞大国家实体，它从未放弃使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理念。鉴于殖民历史，印度对欧洲宣扬的“非暴力”说教尤为敏感。它对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抱有执念，认为每年或每十年都有机会更接近权力巅峰，并正密切效仿中国的崛起路径。

尽管印中政治体制迥异，但在国际事务与硬实力政治态度上，二者差异并不大，行动逻辑可能高度相似。

问：您认为2050年全球GDP将以何种货币衡量？

肯尼迪：主导货币是另一种观察世界趋势的窗口。美元的持久性令人瞩目，且强化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大约20年前，我曾认为美元可能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担心其他国家通过抛售美元压低其国际价值从而引发对美元的抛售潮。但如今全球大部分金融工具仍以美元计价，其地位难以撼动。美国的金融实力看似庞大且不可挑战。

然而，尽管美国稳居经济顶端，其军事焦虑却挥之不去：比如美国拥有多少艘50年级的航空母舰，这些航母造价高昂，且在未来可能容易受到其他大国超级潜艇的威胁。还有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的问题。所以，美国在军事方面存在的焦虑情绪可能与对美国财政实力和地位持续保持强劲状态的极大满足感并存。

问：如何判断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

肯尼迪：历史学家扎拉·施泰纳（Zara Steiner）的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她在《牛津现代欧洲史》关于两次世界大战间外交的两卷本巨著中，将叙事划分为1919-1933年的《希望破灭》和1933-1939年的《黑暗胜利》。施泰纳发现，当时的人们无法预知自己身处二战前夜还是一战后的延续阶段。

同理，我们何时意识到冷战后时代的终结？答案或许是当我们开始认为下一场大规模冲突不可避免，并加大国防投入之时。那时，我们会开始以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国际事务，尤其是是否会比以往更多地投资于本国军事的保险保障政策。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身处在这个转折点了。

问：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后启蒙时代？如果我们审视过去400年间的大规模权力斗争，它们基本上都是欧洲内部发生的。追溯到三十年战争时期，很明显，这场战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关于救赎的斗争。在启蒙运动期间，这种救赎的信念世俗化了，而且无论程度如何真诚，欧洲帝国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的文明使命也是如此。这些帝国国家曾肩负着传播文明、拯救世界的使命。

肯尼迪：从三十年战争到启蒙运动，再到殖民时代的“文明使命”，都延续着启蒙思想的脉络。即便是在冷战时期，我们也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启蒙思想观念——自由民主与某种末世论式的共产主义。其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然而突然间，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就进入了后启蒙时代的世界。这对于我们这个作为启蒙运动发源地的欧洲意味着什么呢？你甚至可以说欧盟是最后一个“启蒙工程”，但它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当我前往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地方，并谈论大国的影响力时，欧洲不在讨论之列，因为现在——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至少有三个强大的、相互对立的国家，它们都是非欧洲国家，即美国、中国和印度。

达沃斯精英阶层中弥漫着诸多不安情绪，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几乎就像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余韵，尤其是它对秩序的经济层面的关注，以及它对衡量事物（尤其是通过相互关联的贸易和投资流动以及精心协调的汇率来衡量）的执着追求。

然而，这或许并非未来世界的模样。未来将会是三个大国之间更为激烈的相互竞争，其余国家则会在它们之间的空隙中谋求立足之地。关于欧洲需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的大量论述，并非仅仅出于启蒙运动式的进步愿景（即将战争的利剑化为和平的犁铧），还源于一种担忧，即欧洲可能会被从世界事务的议程中抹去。

*文章编译自Engelsberg Ideas于3月27日发表的文章，原题为“Paul Kennedy in conversation on the rise of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内容略有删改，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读者在阅读时需注意区分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结合多源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