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中西方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不同,西方学者对汉字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存在差异,其中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值得吸收和借鉴。西方汉字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6至18世纪的传播探索阶段、19至20世纪中期的理论初创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的深入研究阶段。西方汉字理论研
西方学者对汉字理论研究的贡献
齐元涛 刘华阳 韩彩莹 金梦婷 | 文
[摘要] 由于中西方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不同,西方学者对汉字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存在差异,其中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值得吸收和借鉴。西方汉字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6至18世纪的传播探索阶段、19至20世纪中期的理论初创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的深入研究阶段。西方汉字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提出新的研究命题,提供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以及提出可资参考的研究观点三个方面。具体来说,在中国构建汉字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西方学者提出“文字学”学科概念、汉字性质、汉字与其他文字的渊源、汉字未来发展趋势等理论命题,提出有关汉字渊源、汉字发展趋势的新观点,在汉字研究中所采用的类型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等,都对汉字学学科的建立和理论化、体系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汉字学;西方学者;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历史最长的表意文字体系,是中国人建立的高级复杂的人文符号系统,是中国带给全世界的文化宝藏。然而,针对汉字的科学认识和汉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只着眼于中国本土立场和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存在很大局限,需要在中西优秀学术成果互鉴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汉字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本土汉字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传统文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经,汉字研究带有实用目的,汉字学的学科建设起步很晚,直到今天,汉字学学科体系仍不够完善。第二,汉字理论研究多着眼中国本土立场,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缺乏其他文字参照和跨文化视角。
16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演变等问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由于中西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的差异,西方对汉字的研究与中国的研究存在很多互补之处,可以为中国汉字理论研究提供新命题、新方法、新观点,但是囿于语言和地理的隔阂,目前的汉字学研究对西方已有成果关注不足。这导致我们对中国汉字学学科建设历史的认识不够清楚,中国汉字学的理论建设速度缓慢。本文旨在总结16世纪以来西方汉字研究中提出的关键命题、重要观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发掘西方视角下的汉字研究对中国汉字理论研究的贡献,为汉字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一、西方汉字研究简史
依据西方汉字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采用的方法、形成的观点,我们将西方汉字研究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6至18世纪,西方汉字研究的传播探索时期;19至20世纪中期,西方汉字研究的理论初创时期;20世纪中期至今,西方汉字研究的理论深化时期。
(一)传播探索阶段的西方汉字研究(16至18世纪)
传播探索阶段是西方学者积累汉字知识、提出理论设想的时期。自16世纪起,大量东来的西方传教士亲眼目睹汉字并将汉字以及汉字知识带往西方,由此开启了西方对汉字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西方汉字研究的很多观点是对中国文字学已有观点的译介和改造。17世纪西方人提出“中文之钥”(Clavis Sinica)的概念,即源自汉字部首。学者们将《字汇》214部首视作“中文之钥”,认为214部首可以组成所有汉字,是汉字结构的基本单位。我们知道,214部首是检字法手段,不是汉字结构的基本单位。早期西方汉学家掌握的汉字知识有限,出于学习汉字的迫切需要,将作为检字法的部首视作汉字结构的单位。虽然以214部首为参考寻找“中文之钥”的探索不算成功,但传播了汉字结构的基本知识,是西方研究汉字结构的有益尝试。
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字研究主要围绕汉字与其他文字的关系展开,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汉字与拼音文字是否具有同一性;二是汉字与埃及文字是否具有渊源关系。
关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关系问题,西方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其二,认为汉字中蕴含着拼音文字的要素。来华传教士克鲁兹(Gaspar da Cruz,约1520—1570)谈及汉字时指出:“中国人的书写(writing)没有固定的字母(fixed letters),他们写的都是字符(characters),用字符组成词(words),因此他们有大量的字符,以一个字符表示一件事物(thing)。”克鲁兹将“字符”和“字母”对立起来,汉字属于与拼音文字不同的“字符”一类。同时,也有西方人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并非完全不同。在华传教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指出,“六书”中的形声字不是“象形文字”,形声字中的声符是“完全的音节字符”,与拼音文字是同质的:“第四类字符(按:即形声字)在远处透露出拼音文字的影子,似乎是朝着这一美丽发现迈出的第一步。单就我们所引用的例子来说,指示音节‘白’的字符决定了这个表示树的图像意为‘柏’树,‘兆’表示‘桃’树,‘卯’表示‘柳’树,它们是完全的音节字符和纯粹的声音的符号。例如,我们不会关注‘白’与白色概念的关联,只关注其发音”。韩国英认为,形声字的存在,说明汉字不完全是“象形文字”,反而可以视作“拼音文字的前奏和黎明”。
关于汉字与埃及文字的渊源关系问题,17世纪德国学者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i,1602—1680)最早提出汉字源于埃及文字的观点。基歇尔的核心观点是汉字与埃及文字高度一致:“古中国人,如前所言,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的文字也来源于此。埃及和中国的书写体系都不是以字母为基础,而是以各种自然物的图象为基础。”也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14)曾批评汉字源于埃及说,指出:“汉文方块字是由仓颉所创,他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当时在埃及就已经有象形文字了吗?……他们是各自为政地想像出来了这一切。为此,没有需要使它们共同传播。难道大家不是经常看到,许多新发明是几乎同时于欧洲的不同地点开始出现的吗?”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字插图
在传播探索时期,西方提出的观点多出于主观的推理,缺乏系统的论证,但这一时期提出的理论设想多成为其后主流观点的思想来源。
(二)理论初创阶段的西方汉字研究(19至20世纪中期)
理论初创阶段是西方汉字研究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的时期。进入19世纪,专业汉学在欧洲各国逐渐建立。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le Rémusat,1788—1832)出任法兰西学院的“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教习。以此为标志,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与之前“传教士汉学”不同的“专业汉学”时期。此后欧美各国相继建立类似的中国研究机构,西方对汉字的研究逐渐科学化。这一时期,西方开始关注汉字的各个方面,在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趋势等领域都提出了新的观点。
在汉字性质方面,主要形成了表意文字(ideograph)说、表词文字(lexigraph)说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认为:“汉语中没有真正的字母(lettres),总体上,中国的文字符号不能表达发音,而表达思想概念(idée)。”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将“思想概念”(idée)与“图形符号”(graph)两词复合为“表意的”(idéographique)一词,用以定性埃及文字与汉字,提出表意文字说。商博良不否认汉字中存在与语言联系密切的表音成分:“事实上,我们无法接受完全的表意文字(écriture totalement idéographique)的存在”,但是他仍然认为,汉字“本质上是表意的(essentiellement idéographique)”。这一时期的表意文字说基本延续了商博良的观点。美国语言学家杜庞索(Peter Du Ponceau,1760—1844)最早反对表意文字说,提出汉字为表词文字的观点:“与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不同,中国的文字系统并非表意的(ideographic)。它的字符并不表示概念(idea),而是代表词语(word),因此我称之为‘表词的(lexigraphic)文字’。”表词文字说认为汉字在整体上是记录汉语语音亦即记录汉语词的文字系统,汉字中存在少量的“表意”成分,但其指向依然是语言中的词义,而非词所指的概念。
在汉字起源问题方面,主要有汉字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文字说与汉字自源说等观点。法裔英国汉学家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是前者当中论著最多、影响最大的。拉克伯里认为,中国的“百姓”即是西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巴克族”(Bak),仓颉与乌尔国王“敦基”(Dungi)是同一个人,许多汉字与古巴比伦文字有着相似的字形、字音和意义。“所有这些证据都清晰地说明,中国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约在埃兰(Elam)和迦勒底(Chaldea)地区学习了楔形文字。”但是,随着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现,汉字自源说逐渐占据主流。德国东方学家詹森(Hans Jensen,1884—1973)在《文字史》中指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汉学研究有时走上了奇怪的误区。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中国人视为来自西亚甚至埃及的移民。……然而,这些假说现在看来已被彻底驳斥。”
在汉字发展趋势方面,则形成了文字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法国东方学家鲍梯(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指出:“地球上不同民族曾经使用或仍在使用的各种文字可以根据其特征分为三个阶段(âge):1.对物体和思想(des objects et des idées)的图画表现;2.对物体和思想的变形和约定表现;3.人类声音的纯语音表达。”汉字曾经历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阶段,尚未进入第三阶段。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字研究直接继承了上一阶段的理论假设,但关注的问题更为多样,所提出的观点更为明确。这一时期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古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考释工作快速推进的时代,因此西方的汉字研究多采用语言学基本观念、利用其他文字材料研究汉字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存在囿于西方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偏见的问题。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这些西方学者的汉字研究促成了近代中国文字学的建立,其中的部分观点沿用至今。
(三)理论深化阶段的西方汉字研究(20世纪中期以来)
理论深化阶段是西方汉字研究形成独特研究范式、产出丰富新观点的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对于西方汉字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设立了专门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机构,使汉字学的研究专业化、系统化。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中西学术交流显现出更为对等的趋向,此前西方汉字研究中存在的偏见逐渐被纠正。
西方汉字研究在内容上更加广泛,汉字性质、汉字发展等传统问题仍不断涌现出新观点,汉字创制机制、汉字传播等主题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讨论范围。在汉字性质研究中,美国学者格尔博(Ignace Gelb,1907—1985)在《文字研究》中提出“词-音节文字”这一文字类型,认为“词-音节文字”同时具有词符和音节符,汉字和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赫梯文字均属此类。在汉字发展研究中,美国语言学家特雷格(George Trager,1906—1992)提出“三阶段论”的相反观点,认为汉字发展趋向并非表音文字:“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强化语标属性,主要表现在用表不同意义的汉字区分同音词”。在汉字创制机制的研究中,与“渐创说”相对应,形成了“顿悟说”的观点。在汉字传播研究中,因苏普·泰勒(Insup Taylor)和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曾梳理汉字在朝鲜、日本传播的历史,从中国移民、中国政治管理和当地行政推动三个角度说明汉字在域外传播的原因。
这一时期,西方汉字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和系统性研究,注重对语言学理论的借鉴。美国学者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1949—)受语言结构二元性理论的启发,提出“汉字结构具有二元性”的观点。结构二元性理论是布拉格学派代表安德烈·马丁内(André Martinet,1908—1999)提出的,认为语言结构中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单位——有意义的单位(单词或语素)和无意义的单位(音素)。库尔马斯认为,汉字的结构同样具有二元性,某一汉字字符作为独体字使用时是有意义的,而作为另一字符的组构元素时不包含意义信息。
总体上,这一时期西方汉字研究的内容广度和理论深度都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后出转精,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突破,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文字学的独特研究范式。
二、西方汉字研究的理论创新
(一)提出新的研究命题
第一,提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字学”概念。
我国传统小学以经学研究为目的,形成了将汉字形、音、义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西方则更倾向于从文字记录语言的角度思考文字问题。1838年,美国语言学家杜庞索在讨论汉字性质时提出,应该将包括汉字在内的所有文字系统作单独的研究,考察不同文字系统如何用字的形体记录语言,并首次提出“文字学”的名称。杜庞索指出:“我认为文字艺术,以其不同形式,值得分别研究;考虑人们如何发明不同的文字,同考虑他们如何形成口头语言比起来,一样重要。这一科学分支可以称为文字学(graphology),或者其他任何被认为更合适的名称。”
杜庞索认为,文字与语言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研究领域;“文字学”是在将文字视作记录语言第二性符号的前提下系统开展的专门研究。他将世界文字分为三种:表词的(lexigraphic)系统、音节的(syllabic)系统和基本的系统(elementary,即字母系统),提出“文字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不同类型的文字如何记录语言亦即文字形体与语言的关系。从语言与文字关系角度考察文字的新视角,更加凸显文字形体在文字学中的地位,杜庞索是现代文字学的首倡者。
杜庞索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1838）书影
第二,开启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
汉字性质即汉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根本属性。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对汉字的特点有明确认识,但未能从类型学角度确定汉字的根本属性。郑樵在《六书略·论华梵》中曾对比梵语语言文字和汉语语言文字,认为前者重视声音的分别,而后者重视字形上的分别:“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西方学者从拼音文字视角认识汉字,首先要解释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别,确定汉字在世界文字系统中的地位,由此开启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
汉字性质问题导源于传播探索阶段对汉字与拼音文字是否具有同一性的讨论。这一阶段,部分学者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部分学者认为汉字中包含拼音文字的要素,但都指出汉字属于有别于拼音文字的文字类型。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illans,1610—1677)将汉字视为一种“象形文字(hieroglifes)”,用当时指称古埃及文字的术语称呼汉字;法国汉学家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9)则将汉字称为“象征文字(écriture représentative)”。不同的指称本身蕴含对汉字性质的不同体认,是后来各种汉字性质观点的来源。
进入理论初创阶段,表意文字说与表词文字说成为西方讨论的焦点。表意文字说的主要观点是,汉字的结构携带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其中主要的成分直接指向语言的所指,而非语言本身。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Creel,1905—1994)认为,汉字在创造之初是一种针对眼睛说话的“表意文字”,而且在之后的演变过程中,这种针对眼睛说话的“表意”性质并未消失,反而得到强化。他指出:“最早的中国文字,有可能是图画文字或表意文字,表音元素只是逐渐进入中国文字的。……在整个语言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尽管显然是无意识的)坚持保留汉字表意价值的倾向;当文字一度濒临纯粹表音之时,表意元素在某些情况下被重复使用,以防止这种结果发生。”表词文字说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不记录语言的文字,汉字不可能跨越语言直接表现概念。部分学者认为,汉字中没有示音构件参构的会意字,是中国古人错误分析汉字的结果。英国学者古德温(Charles Goodwin,1817—1878)认为,中国人很晚才开始追寻汉字的起源,“某些元素的语音价值由于偶然原因被掩盖,他们在追溯这些语音价值时,不得不诉诸想象,回到象征主义上寻求解释”。古德温以“明”字为例,指出:
古德温认为,“月”在汉语中的读音为“yueh”,这是语言演变的结果,“ming(月亮)这个词语可能很早就从口语中消失了,被yueh所取代”。其证据是“名”字中的“夕”同样是新月的象形,虽然现代汉语中读音为“seih”,但“名”字整字的读音“ming”却保留了其原有的语音。因此“明”最初是带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表意文字说与表词文字说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字学的基本观点。
在深入研究阶段,汉字性质问题的新观点不断涌现。如格尔博提出“词-音节文字说”,认为汉字的特点在于同时具备词符和音节符号两种类型的符号。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提出“语素-音节文字说”,认为汉字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而非汉语词。库尔马斯提出“混合文字”说,提出判断文字类型的新方式,即文字单位与不同语言单位相联系的是混合文字,每个文字编码单位都和同一种语言单位相联系的是单纯文字,汉字是一种混合文字。
第三,提出汉字与其他文字渊源关系的命题。
出于建立世界文字谱系的需要,17世纪以来,西方不断讨论汉字为自源文字还是他源文字的问题。
部分西方学者支持汉字为他源文字说,认为汉字与其他文字存在渊源关系,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是汉字与埃及文字存在渊源关系;二是汉字与西亚两河流域文字存在渊源关系。汉字源于埃及说产生于17世纪,18至19世纪同样存在支持者。法国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认为:“可以推测,埃及人把这些字符传给了中国人,当时他们自己可能仍将这些字符视为象形符号,而不是字母。”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与汉字源于埃及文字说相对立,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埃及文字源自汉字。荷兰汉学家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1840—1903)指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黄色人种或中国人很可能比白色人种或雅利安人更古老,中国的图形系统可能比任何其他系统都要古老;就是说,无论埃及的图形系统对我们字母符号的形成有多大影响,它本身必然首先受到更古老的中国图形系统的影响。”汉字源于西亚两河流域说产生于19世纪中期。在西亚楔形文字成功释读后,西亚地区的古代史进入西方学者视野。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中华文明源自西亚两河流域说,认为汉字同文明的其他要素一样,也是源于西亚两河流域的他源文字。
自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汉字与其他文字的渊源关系难以确证,汉字更可能是一种自源文字,汉字与其他文字的相似性只能说明中国、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三地发明文字的机制是一样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人类普遍使用的方式。
第四,提出文字发展“三阶段论”与汉字发展趋势的命题。
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持有“文字优劣论”,认为字母文字能够更简便、更清晰地记录语言,是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而汉字复杂难学,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过渡阶段,因此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角度,考察汉字发展趋势。泰勒(Isaac Taylor,1829—1901)的《字母:字母的起源与演变述论》被视作科学普通文字学的肇始之作。泰勒指出,包括汉字在内的非字母文字体系在表达语言上均具有局限性——其结构过于复杂,难以广泛学习与传播:
任何一种非字母的文字体系,在表达功能上都是十分有限的,实用价值也相当小。
另一方面,它们的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繁难,不适合普遍而广泛的使用与传播。只有依靠简明的字母,才能形成真正成熟的书写技艺。我们所熟悉的埃及、亚述以及中国文字都足以证明,如果不依靠字母,任意一种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熟练地习得与掌握都需要穷尽一生的时间与精力。
随着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被引入文字研究之中,西方对汉字优劣的体认经过科学方法的论证,开始形成相对体系性的理论——文字进化论。文字进化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落后的文字类型会逐步演变为更先进的文字类型。持文字进化论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类学家葛劳德(Edward Clodd,1840—1930)与美国的格尔博。葛劳德在文字研究上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用进化论考察文字发展。在《人类文字简史》中,葛劳德指出文字发展与生物变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性,文字不断进化,经由不同阶段最终发展为字母文字,而汉字则停留在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他认为:
用达尔文关于植物和动物的术语来说,“后代渐变”(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同样适用于世界文字的历史,就像它适用于生物体的历史一样。为了完成这一类比,当达到某一适应阶段时,文字体系也会发生类似的进化过程。例如,就我们自己的字母而言,主要是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其发展出现了停滞。
中国,这片因外国的“刺激”而逐渐被唤醒的土地,是一个发展停滞的国家。因此,其文字可能已经停留在初级阶段长达两千年之久,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有趣实例。
生物进化论下的人类演化历程
格尔博的《文字研究》以葛劳德的研究为基础,系统论证了文字发展中的进化论,强调文字的进化必然沿着线性、单向的顺序展开,形成了文字“单向进化论”的观点:
这一原则在文字历史中的意义是,无论文字前身(forerunners)是什么,为了达到最终的发展阶段,文字必须依次经历表词文字(logography)、音节文字(syllabography)和字母文字(alphabetography)的阶段,且顺序不可更改。因此,除非直接或间接借用一个已经经历过所有前述阶段的系统,否则任何文字系统都不可能以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阶段为起点。一个文字系统可以自然地停留在某一阶段,而不继续发展。因此,许多文字系统停留在表词文字或音节文字的阶段。
格尔博提出文字“单向进化论”,强调不同文字体系之间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使得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中流行的“文字优劣论”之说形成相对体系性的理论,并逐渐演变为世界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即世界文字发展要经历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先后次序之分,而且进步性也是递进的,表音文字优于表形、表意文字。
(二)提供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第一,类型学方法。
西方学者研究汉字问题并不局限于汉字本身,而是参考世界其他表意文字,总结世界文字的共同规律并将其应用于汉字问题。19世纪,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相继被科学释读。在世界其他文字的参照下,西方学者展开了对汉字的相关研究: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的类型归属即汉字性质问题、文字发展演变规律的问题即汉字发展趋势问题,都有类型学方法的参与。在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上,鲍则岳(William Boltz,1943—)提出的“顿悟说”,正是从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的起源问题中迁移而来,是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汉字起源问题的范例。鲍则岳指出:“近来,大批学者对埃及圣书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持同样看法,将其视作瞬发的创造,而非历经旷日持久演化的产物。……汉字的发明也是如此。”
第二,语言学方法。
西方语言研究提出了很多成体系的理论,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文字学研究中借鉴语言学的理论和视角,时有发生。前面提到,库尔马斯受语言结构二元性理论的影响提出汉字结构具有二元性。在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下,西方学者以生成语法的理念和方法研究汉字,将汉字组构过程加以形式化并将其中涉及的机制称为汉字语法。1965年,兰金(Bunyan Rankin)完成博士论文《汉字构成的语言学研究》,以架构计算机中汉字生成模型为目的。所谓“语法”,指的是对以下三方面内容加以形式化的表述:“构件组合规则、框架嵌入规则、关于框架及子框架位置的构件表”。
兰金的汉字结构分层模型
(三)提出可资参考的研究观点
西方的汉字研究因其跨文化立场和跨学科的学术背景,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在学术史上是有创新性的,可资学术史研究者参考。这里仅举二例。
第一,汉字起源的顿悟说。
目前关于汉字创制的过程,有“渐创说”和“顿悟说”两种观点。汉字“渐创说”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而鲍则岳提出顿悟说——“文字的发明并非经过渐进的演化发展后的成果,而是与其他发明一样属于瞬发事件。也就是说,当有人意识到一个符号或记号可以代表词、名字等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时,文字就在这一瞬间产生了。在文字出现之前,也许会出现前文中提到的各类记号、图画、象形符号等,这些都可视作文字产生的前兆。当然,在文字出现后,其系统势必会不断经历变化、完善、简化、扩充、调整。如果不按严格标准来说,所有在文字产生的瞬间前后发生的事,都可纳入文字演变的过程,但是文字的发明本身不是一种演化过程,而是一种瞬间的实现,是处于确切时间点上的事件。”
第二,汉字起源的刺激泛化说。
20世纪中期,英国语言学家迪龄格(David Diringer,1900—1975)与格尔博吸收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汉字由楔形文字经过“刺激泛化”而产生。“刺激泛化”(stimulus diffusion)又译“启发性传播”“刺激扩散”“刺激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刺激泛化学说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1876—1960)提出。“刺激泛化”指在文化传播中,被传播方从传播方获取关于某种文化元素的“概念”,自行发展出该文化元素“实体”的现象。迪龄格接受了克罗伯“刺激泛化”学说,在《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中重提已经沉寂20余年的汉字源于楔形文字说。迪龄格认为:
汉字的起源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刚才提到过一种说法是汉字独立于楔形文字,但这不太可能。然而,汉字、早期楔形文字和埃及文字内部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相似性,因此他们都叫做表意的过渡文字(ideographic-transitional scripts)。据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学者克罗伯(A.L.Kroeber)的理论,“概念泛化”(idea-diffusion)或“刺激泛化”(stimulus-diffusion)可能是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字发明的问题(在文字于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河谷以及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被发明了之后),当文字到达中国,可能诱导了某些中国人民“发明”或“创造”了专门记录汉语的文字。
迪龄格认为,中国人可能从楔形文字中获得了文字的观念,由此创造出汉字。格尔博在《文字研究》中同样认为中国人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文字观念才发明了汉字。“在七种古代东方文字中,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时间是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文字的书写原则可能向东传播到相邻的古埃兰王国。然后,书写原则经由古埃兰王国,传播到位于印度河谷的古印度王国。近东文字的一支又成为促进汉字产生的因素。”
三、西方汉字研究与中国文字学的发展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的汉字研究对中国文字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文字学是在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汉字研究的成果而逐步完善的。考察中国文字学史,不能忽略其中的西方影响。近代西方汉字研究对中国汉字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四端。
(一)西方汉字研究影响汉字学学科的建立
中国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受到西方研究的影响。1838年杜庞索提出“文字学”的名称,促进了科学文字学的建立。中国的传统文字学有悠久的研究历史,但未能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现代意义的语言文字学的建立,肇始于章太炎于1906年提出的“语言文字之学”,此后汉字学理论的研究进入建构科学体系的新阶段,汉字学的研究对象,从形音义综合研究到以形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再到以形体为研究对象,是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学、文字学转变的过程。同时,汉字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可能与中西学术交流有关,可能受到了西方研究成果的影响。
(二)汉字性质研究被纳入汉字学理论体系
中国文字学对汉字性质的认识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的。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自觉讨论汉字性质问题。西方在汉字性质研究中提出的表意文字和表词文字等观点和学说,直接为中国文字学吸收和借鉴,成为中国文字学理论的一部分。
20世纪初,中国学界接受表意文字说,构建起世界文字二分的框架。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文字学用“衍形文字”“表意文字”等术语作为西文“ideograph(表意文字)”的译名,与表音文字相对应,构建出表意与表音二分的框架。谭正璧的《中国文字学新编》指出:“归纳全世界各地方各式各样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一种是‘衍形’文字(Ideograph),一种是‘拼音’文字(Phonograph)。”张世禄的《文字学与文法学》(1940)指出:“中国现行的文字——汉字——就是现今世界上表意文字唯一的代表。”
20世纪中期,表词文字说传入中国。赵元任从杜庞索和卜弼德(Peter Boodberg,1903—1972)的论述中获得启发,接受了汉字为表词文字的观点,并将表词文字说改造为语素文字说。赵元任的《语言问题》(1959)一书于1980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指出:“用一个文字单位写一个词素,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他跟世界多数其他文字的不同,不是标义标音的不同,乃是所标的语言单位的尺寸不同”。赵元任所说词素即语素,其“词素文字”说实即“语素文字”说。赵元任的“词素文字”说出现后,“语素文字”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关于汉字性质的重要观点之一。
赵元任先生
(三)文字渊源问题与中国学者的讨论
自清末民初,中华文明西来说传入中国,汉字西来说旋即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观点之一。1895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就写到:“西人谓世有文字始于亚洲之非尼西人。又谓巴比伦字最类中国字,《易》之‘乾、坤’,乃巴比伦呼‘天、地’土音。《尔雅》所载干支别名亦然,疑中国之学传自巴比伦”。
随着古史研究的推进和考古材料的蜂出,汉字西来说与中华文明西来说都遭到质疑,学者们或从历史角度提出反思,如郑浩在《中国民族西来辩》指出:“我国文字之兴,且远在迦勒底立国以前,无论能否类似,而云传自彼国,是何说也?”或从字形角度提出反思,如柳诒征《中国文化史》指出:“至以八卦与楔形字为一源,则无论年代不合,但以卦象与楔形字比而观之,一则有横无纵,而数止于三,一则纵横兼备,而笔画亦无定数。虽至愚极浅之人,亦可知其不类也”。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西方提出的汉字为他源文字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到,西方关于汉字与其他文字渊源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学界引起的巨大反响,激发中国学者对汉字对起源问题的思考和对汉字自源的论证。
(四)文字发展表音化趋势与汉字改革问题的提出
近代西方在汉字发展研究中提出汉字发展趋向的命题,并认为汉字发展遵循世界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向着表音文字进化的。19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汉字处于原始落后的象形文字到先进的表音文字之间的过渡阶段,但汉字不会自发地演变为表音文字,需要“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才能用先进的表音文字取代落后的表意文字。
文字发展表音化趋势为近代中国文字学吸收,并成为汉字改革的重要依据。曹伯韩在《中国文字的演变》(1937)中提到:“由这样看来,文字的进化,须经过五个阶段:(一)助记忆阶段;(二)绘画阶段;(三)表形(象形)阶段;(四)表意阶段;(五)表声阶段。将象形与绘画合并,也可以说是四个阶段,但最初的一两阶段还不能算是文字,实际上只有表形、表意、表声三阶段而已。”曹伯韩认为,只有正确认识“文字进化的规律”才能理性判断汉字改革的多种观点;而世界文字发展的一般趋势即表音化,并且表音趋势的终点是拼音文字。
四、结语
自16世纪以来,西方对汉字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脉络和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对汉字的研究最初是以借鉴中国文字研究为主,其探索往往受到西方自身文化背景和拼音文字习惯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观点逐渐接近客观事实并尝试建立理论体系,重点关注的是汉字性质、汉字自源他源、汉字发展趋势等问题并提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字学”概念。20世纪中期至今,西方汉字研究逐渐深化,围绕汉字性质、汉字起源与发展、汉字结构、汉字传播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
西方的汉字研究,因其跨文化立场和深厚的哲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支撑,提出了很多与中国本土研究不同的理论命题、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对中国文字学学科具有学史和学理之双重意义。
从学史来说,中国文字学学科的建立、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都吸收了西方的汉字研究成果。汉字性质、汉字未来发展趋势等论题,都已成为中国汉字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站在全世界文字的立场上或者跨文化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文字研究不会关注这些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对汉字的认识。
从学理来说,西方的汉字研究本身就是世界汉字学的一部分,在构建汉字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系统整理和科学评价西方的研究成果,是推进中西交流互鉴的必要前提,是中国汉字研究理论化和体系化的重要环节,更是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汉字学理论体系的必然之路。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来源：章黄国学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