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临终送我一面破镜子修复时师傅发现背面藏着一张地契值700万

摘要：屋里弥漫着药味，跟雨水的潮气混在一起，像是把小镇这几十年的沉闷都凝在了这间十几平的屋子里。他躺在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木床上，床腿有一条裂缝，每次翻身都会发出”吱呀”一声，像是在提醒人生命的存在。

舅舅临走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还不到出门要带伞的程度，但湿漉漉的空气让人心里也沉甸甸的。

屋里弥漫着药味，跟雨水的潮气混在一起，像是把小镇这几十年的沉闷都凝在了这间十几平的屋子里。他躺在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木床上，床腿有一条裂缝，每次翻身都会发出”吱呀”一声，像是在提醒人生命的存在。

“小涛，过来。”舅舅冲我招手，声音比前两天又弱了几分。

我蹲在床边，看着他苍白的脸。记忆中舅舅总是和笑容连在一起的，即使这些年生意不好，每次见面还是笑呵呵的叫我”大学生”，虽然我大学毕业都快十年了。

“床底下，那个纸箱，拿出来。”

我弯腰，从床底摸出一个沾满灰尘的纸箱。箱子不算大，却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面铜镜，镜面已经斑驳，边缘有些破损，看起来很旧了。

“这是……”

“你外婆的嫁妆，留给你舅妈的。你舅妈走得早，我一直留着。”舅舅咳嗽两声，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块发黄的水渍，“我没什么留给你的，就这个吧，算是个念想。”

他说着念想，我却知道舅舅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小时候他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后来被大型连锁挤垮，又做过装修，卖过保险，这几年只靠给人修修家电过活。六十岁的人，积蓄早在看病时就花完了。

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鼻子发酸。我和舅舅其实没有太多交集，只是每年过年会见一面，偶尔他来我家修个电视冰箱。可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总是微笑的中年男人，马上就要离开了。

“收好。”他微微闭上眼睛。

我小心翼翼地把镜子包好，放进背包。

三天后，舅舅走了。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大多是街坊邻居。没有人哭得太伤心，包括我，因为舅舅这一生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平淡无奇，没有太多波澜。

回家后，我把镜子放在了柜子里，差点忘了这回事。

直到半年后的一个周末，我在收拾房间时又翻出了这面镜子。镜面已经模糊，根本看不清人影，边缘的铜饰也有些松动。这样放着也是可惜，我决定找人修一修。

县城老街有家”荣记古玩修复”，开了有三十多年了。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妈妈来过，那时还是老荣师傅，现在店里坐着的是他儿子，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老花镜，手边放着半杯枸杞泡水，水杯是肯德基的塑料杯，已经有些发黄了。

“这镜子有些年头了，”小荣师傅端详着，“看这做工，至少是民国时期的，保存得还行。”

“能修吗？”

“能是能，就是得等。”他指了指墙角堆着的几件物品，“这些都排着呢，怎么也得一个月后。”

我留下电话，转身准备离开，小荣师傅突然叫住我：“等等，这镜子后面的铜板有点松动，我帮你先固定一下，免得丢了部件。”

他翻过镜子，用小锤轻轻敲打镜子背面凸起的部分，突然他的动作停了下来。

“奇怪，这后面好像是空的。”

他拿起一把小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撬开了镜子背后的铜板。铜板后面夹着一张发黄的纸，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破损。小荣师傅戴上手套，小心地取出来摊在桌上。

那是一张地契，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是民国时期的繁体字，落款处有红色印章。

“这看起来像是块地的地契啊，”小荣师傅推了推老花镜，“而且是县城西边那块地的，现在那边可是黄金地段了。”

我愣住了，舅舅给我的不止是一面破镜子？

小荣师傅建议我去找专业人士鉴定一下这张地契。两天后，我带着地契去了县城公证处，又联系了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帮忙查询。

经过几番周折，结果令人震惊——这张地契确实是真的，而且那块地现在已经是县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市值至少在七百万以上。

更让我意外的是，地契上的名字是我外婆的。按照继承关系，这块地应该属于我妈和舅舅共有，而舅舅生前从未提起过这事。

我拿着这些资料回到家，妈妈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塑料衣架上挂着刚洗的内衣，随风轻轻摇晃。

“妈，你知道外婆在县城西边有块地吗？”

她转过身，手里还拿着一个没晾完的袜子：“什么地？”

我把地契和查询结果给她看，她放下衣服，擦了擦手，接过那些纸。她的眼神从疑惑转为震惊，然后是不可思议。

“这不可能，”她喃喃道，“你外婆哪来的地……”

那天晚上，妈妈坐在沙发上，翻出了一个老相册。相册的皮已经开裂，里面的照片大多泛黄。她指着一张全家福，那上面有年轻的外婆和外公，还有两个小孩——我妈和舅舅。

“你外婆是个裁缝，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你外公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和你舅舅拉扯大。”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从来没听她提过有什么地。”

电视里正播着晚间新闻，主持人平静地报道着物价上涨的消息，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填满了我们之间的沉默。

第二天，我和妈妈决定去找当年和外婆住一个院子的张奶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敬老院，思维还算清晰。

张奶奶坐在走廊的藤椅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她手里握着一个保温杯，杯子上还贴着一张泛黄的”长寿”贴纸。

“你外婆那块地啊，”她眯着眼睛回忆，“是她娘家带来的嫁妆，地契一直藏着，谁也不知道。那时候刚解放，她怕被没收，就一直没说。后来那边建厂子，她更不敢提了。”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和舅舅？”

张奶奶喝了口水，水从她嘴角溢出来，她用衣袖擦了擦：“你外婆是个固执的人，她觉得那是她的保命钱，怕孩子们知道了会浪费掉。她临走前应该是告诉你舅舅了，因为我记得她最后几天单独和你舅舅说了很久的话。”

回去的路上，我和妈妈都沉默不语。公交车经过一片工地，黄沙扬起，车窗上落了一层薄尘。

“你舅舅知道这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委屈和困惑。

“也许他有他的难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回到家，妈妈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舅舅生前的一些物品——几张照片，一个旧钱包，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这是医院给我的，说是你舅舅的东西。”妈妈解释道，“我一直没舍得看。”

我打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目，最后几页却是舅舅的日记。最后一篇写于他住院前一周：

“又开始咳血了，这次怕是真的不行了。地契的事一直没告诉姐姐，不是想独吞，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地值钱了，我怕给她带来麻烦。现在的政策我也搞不清，万一要补税呢？姐姐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有点清闲日子，我不想她再操心。我打算把地契藏在外婆的铜镜里，送给小涛，这孩子聪明，会知道怎么处理。也许等我走了，事情反而简单些。”

妈妈看完，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那种无声的、从心底渗出来的泪水。她站起身，走到阳台上，背对着我。傍晚的阳光照在她佝偻的背上，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你舅舅一辈子没结婚，生病这几年花了不少钱，我给他的他都不要。”妈妈的声音很轻，“原来他还一直惦记着我……”

几个月后，我们通过律师处理了地契的事情。按照法律，这块地应该由妈妈继承舅舅的那一份。但妈妈坚持，要把一半捐给县医院建一个舅舅的名字的慈善基金，专门救助像舅舅这样的贫困患者。

剩下的钱，我们买了一套县城的房子，妈妈终于不用再在老旧的小区里忍受夏天漏水的天花板和冬天冰冷的地板了。

那面铜镜被小荣师傅修好了，镜面重新变得明亮，能清晰地照出人影。我把它挂在新房子的客厅里，每次看到它，就想起舅舅临终前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想，舅舅是什么时候发现地契的？他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把它藏在镜子里，然后默默地送给我？他本可以在生前变卖这块地，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每天骑着破旧的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修电器。

也许在他眼里，家人的平安和未来，比自己的舒适更重要吧。

昨天，我去舅舅的墓前上香。墓碑很简单，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我带了一瓶他生前最爱喝的二锅头，倒了一杯放在墓前。春风吹过，杯中的酒微微荡漾，折射出阳光的细碎光点。

“舅舅，谢谢你。”我轻声说。

墓地旁边的树上，一只麻雀停留了片刻，然后扑棱着翅膀飞向远方。远处，县城的高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其中有一栋，正是舅舅留下的那块地上建起来的。

回家路上，我路过一家修理店，门口坐着个中年人，正在摆弄一台旧电视。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舅舅，那种专注的神情，仿佛世界上只剩下手中的活计。

我突然明白，舅舅的一生虽然平凡，却如同那面铜镜，历经岁月的锤炼，内里却藏着珍贵的东西——那是一种超越金钱的深情与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