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有个小小的修鞋摊，老杨在那里一蹲就是四十年。说是摊，其实就一个木箱子，上面摆着锥子、锤子和各色鞋油，再加上一块褪了色的红布，冬天挡风，夏天遮阳。老杨的店面就这么大。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有个小小的修鞋摊，老杨在那里一蹲就是四十年。说是摊，其实就一个木箱子，上面摆着锥子、锤子和各色鞋油，再加上一块褪了色的红布，冬天挡风，夏天遮阳。老杨的店面就这么大。

那天我骑车经过，看见老杨在收拾东西。我停下来，问他：“杨叔，搬家？”

老杨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头笑了笑。三九天的寒风把他的脸吹得通红，但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是啊，儿子说接我去城里住。”

我把车子支到一边，过去帮忙。老杨的东西不多，一个小木箱，几把工具，还有个泛黄的暖水瓶。暖水瓶上有个补丁，用订书钉固定着，看着有点滑稽。

“这瓶子还留着啊？”我随口问道。

“嗯，你奶奶买的，用了三十多年了。”老杨说着，把暖水瓶小心翼翼地包进一件旧毛衣里。

村里人都知道，老杨的老伴儿十年前就走了。那年老杨刚好六十，大伙都劝他别干了，可他还是天天早出晚归，准时在槐树下摆摊。

“你儿子终于要接你走啦？”我一边收拾一边问。

老杨”嗯”了一声，然后突然说：“你看那个鸽子，是不是瘸了一条腿？”

我抬头看了看，没看到什么鸽子，但也没追问。老杨就这样，说话总是忽左忽右，村里人都习惯了。

收拾完摊位上的东西，老杨说还得回家整理一下。我提出帮忙，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

老杨的房子在村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砖瓦房，两间正房一间偏房，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柿子树，还有几垄菜地。院墙已经斑驳不堪，门前那块石头门槛被踩得锃亮。

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堂屋正中挂着的一幅十字绣，是老杨老伴儿做的，上面绣着”家和万事兴”几个大字。十字绣有些发黄，但被擦得很干净。下面是一个老式电视机，显像管的那种，上面落了厚厚的灰。

“电视坏了？”我问。

老杨摇摇头：“没坏，就是不怎么看。”

他打开电视，屏幕雪花了一会儿，然后出现了画面，是个老电影。老杨盯着看了几秒，突然笑了：“这是我和你杨婶第一次看的电影。”

然后他又默默地关上了。

我帮他收拾了几件衣服，几本发黄的书，还有一堆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报纸。老杨看我翻到一份《县报》，忽然说：“停一下，给我看看。”

报纸已经泛黄，上面有一篇小文章，标题是《老杨修鞋：小事做得好就是大事》。我粗略扫了一眼，是表扬老杨几十年如一日，修好了村里几代人的鞋。文章说老杨修的鞋，穿着特别舒服，价格还一直不涨。

“这么些年，物价都涨了多少倍了，您这修鞋钱还是老价？”我问。

老杨笑了笑：“涨了一点点，但不多。”

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猜我这一辈子修了多少双鞋？”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他自言自语道，“有些人的鞋我修了一辈子，从他们小时候到现在。”

收拾完堂屋，老杨带我去了偏房，那是他平时睡觉的地方。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被褥，枕头旁放着一个小闹钟，指针已经停了。旁边的柜子上有一张全家福，是老杨和老伴儿还有儿子一家的合影，大概是十年前照的。

“您儿子在城里做什么工作？”我一边收拾一边问。

“他啊，”老杨的眼睛亮了起来，“在一家大公司做管理，挺忙的，所以很少回来。”

我点点头，想起前几年村里人传老杨儿子在城里混得不错，办了个什么公司，但详细的没人知道。老杨从来不多说儿子的事，只是偶尔会提起孙子孙女，说他们学习好，有出息。

我们收拾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老杨看着几个打包好的纸箱，忽然说：“地下室还有点东西，不过不重要，可以不管了。”

我才想起来，老杨家是村里少有的有地下室的房子。那地下室是八十年代修房子时挖的，据说是为了存放粮食和蔬菜，后来基本就废弃了。

“既然都收拾了，不如一起看看吧，万一有重要的东西呢？”我提议道。

老杨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他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小木门，掏出一个手电筒，带我下去了。

地下室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晃动，我看到几个旧木箱，一些生锈的农具，还有一堆报纸和杂志。

“这些都可以扔了吧？”我问道。

老杨没回答，而是把手电筒的光照向了地下室的一面墙。

那一刻，我愣住了。

墙上挂满了锦旗，大大小小，红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覆盖了整面墙。在手电筒的光线下，这些锦旗显得格外鲜艳，仿佛时间没有在它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这…”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杨走过去，轻轻拂去一面锦旗上的灰尘。“这是刘家当年送的，他儿子考上大学那年。”

他又指向另一面：“这是李大娘的，那年她摔断了腿，我上门给她修鞋。”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锦旗，每一面都写着感谢的话语：“感谢老杨师傅妙手回春”、“修鞋匠心传温暖”、“点滴小事见真情”、“大爱无声四十载”…

角落里有一面特别小的锦旗，看起来是手工制作的，歪歪扭扭地写着”谢谢杨爷爷修我的小皮鞋”，落款是”小红”，还画了一个笑脸。

“这个小红现在在哪儿？”我问。

“嫁到县城去了，有两个孩子了。”老杨说，“去年还回来看过我，带着她女儿，也让我给修了鞋。”

我继续看着那些锦旗，有些已经褪色，有些还很新。最新的一面日期是去年冬天，上面写着”八十古稀仍匠心，一针一线暖人心”。

“您把这些锦旗都收起来带走吧？”我说。

老杨摇摇头：“不用了，就留在这儿吧。”

我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心意…”

老杨打断了我：“我心里记着就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这修鞋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

“你那时候才这么高，”老杨比划了一下，大概到他胸口，“穿着一双蓝色的小布鞋，鞋底开了一道缝，然后你奶奶带你来找我。”

我努力回忆，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么早的事。

“你奶奶给了我两块钱，我只收了五毛。”老杨继续说道，“因为我看你一直盯着我的糖罐子看。”

我突然有了模糊的印象，似乎确实有这么回事。

“后来你每次路过我这儿，我都会给你一颗糖。”老杨笑着说，“直到你上初中，突然就不要了，说自己长大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弄得有些恍惚。那个糖罐子，好像是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小花。

老杨忽然转身，在一个角落的箱子里翻找起来。他拿出一个小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这是我和你爷爷的合影。”他递给我。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杨和我爷爷，两人站在槐树下，笑得灿烂。我爷爷穿着一件蓝色中山装，老杨则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手里拿着修鞋的工具。

“你爷爷那时是村长，经常帮我说话，让我在村口摆摊。”老杨说，“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去镇上了。”

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对他的记忆只停留在几张照片上。听老杨这么说，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您，您为什么要把锦旗放在地下室？”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老杨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那面覆盖着锦旗的墙，说：“一开始是你杨婶怕我骄傲，后来就习惯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再说，做人不能太张扬。”

我们又在地下室待了一会儿，老杨给我讲了几面锦旗背后的故事。有个姓张的老人，腿脚不便，老杨每周都上门给他修鞋；还有个单亲妈妈，孩子的鞋经常坏，但没钱买新的，老杨总是免费修；还有个考上北大的学生，临走前特意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老杨修鞋，足下生辉”，那是他自己想的词。

“好了，上去吧。”老杨最后看了一眼那面墙，关上了手电筒。

回到地面上，阳光有些刺眼。老杨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下午就到。老杨听完点点头，挂了电话，然后走到院子里，望着他的几棵柿子树发了会儿呆。

“这些树还结果子吗？”我问。

“结，”老杨笑了，“就是越来越少了。”

我帮老杨把箱子搬到门口，等着他儿子来接。老杨坐在门槛上，点了一支烟，这在他身上很少见。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不涨价吗？”他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

“因为…”老杨吐出一口烟，似乎在思考怎么说，“因为鞋子对人来说太重要了。”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人这一辈子，走那么多路，全靠一双鞋。鞋不舒服，路就走不好。”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时候啊，”老杨弹了弹烟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双鞋的距离。”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也没追问。

那天下午，老杨的儿子开着一辆黑色轿车来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他叫我帮忙把箱子搬上车，给了我一包烟作为谢礼。

老杨上车前，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院子，和门口那棵老柿子树。阳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突然发现他脸上带着笑容，但眼睛却有些湿润。

“杨叔，”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您修了一辈子的鞋，自己的鞋子是不是都不用别人修？”

老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这辈子没穿过几双好鞋，哪需要修啊。”

然后他俯身拉起裤腿，露出脚上那双已经变形的黑布鞋，鞋帮上打着好几个补丁。

“自己的鞋子，将就着穿就行了。”

车子启动了，老杨摇下车窗，对我挥了挥手：“有空去城里找我，给你修鞋，还是不收钱。”

我点点头，站在原地，目送车子渐渐远去，直到在村口的转弯处消失不见。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那棵老槐树，老杨的修鞋摊已经不在那里了，只剩下地上一小块深色的痕迹，那是几十年来鞋油和汗水浸染的结果。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次放学路过这里，都会看到老杨低着头，专注地修着一双鞋。阳光透过槐树叶子的缝隙，在他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而我，总是贪婪地盯着他那个蓝色的糖罐子，期待着他抬头时对我说：“来，拿颗糖。”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也许是阳光太刺眼，也许是想到了那面布满锦旗的墙，它们将永远留在那个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像一个被人遗忘的秘密。

但我知道，对老杨来说，那些锦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修过的每一双鞋，走过的每一条路，还有那些在他的小摊前停留过的人。

后来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杨地下室的事，有人说要把那些锦旗取出来好好保存，但最终大家还是尊重了老杨的选择，让它们留在那里。

老杨走后的第三天，村里的广播突然播报说要拆除老杨的房子，因为那块地要用来修建新的村委会。消息一出，村里炸开了锅。当天晚上，几个老人组织大家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保留老杨的房子，或者至少保留那个地下室。

最后村委会同意了，决定在新建筑的一角辟出一小块地方，作为”老杨修鞋纪念馆”，把那些锦旗全都挂起来，让人们记住这位在村口修了一辈子鞋的老人。

这件事过去已经半年了。上周我去城里办事，特意绕道去看了老杨。他住在一个高层小区里，房子宽敞明亮，阳台上摆满了花草。我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修一双小皮鞋。

“是孙女的，”他看见我，笑着说，“昨天刮破了一点点。”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给我倒了杯茶，问我村里的情况。我告诉他关于纪念馆的事，他只是笑笑，没说什么。

临走时，老杨送了我一双鞋垫，说是他自己做的，走路不累。

“你工作忙，别老想着回来看我，”他拍拍我的肩膀，“鞋子穿好了，路才能走远。”

我点点头，穿上鞋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老杨又叫住我：“对了，忘了给你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是那种老式的水果糖，包装已经有些褪色。

“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最爱吃的那种。”

我接过糖，突然鼻子一酸。

“记得，杨叔，我记得。”

我走出老杨家的小区，拆开那颗糖放进嘴里，酸酸甜甜的味道，和记忆中一模一样。马路对面是一家现代化的连锁鞋店，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名牌鞋子，明亮、时尚、价格不菲。

但我知道，没有一双鞋，能比得上老杨修过的那些鞋。因为他不只是修鞋，他修的是人们走过的路，和将要走的路。

回家的路上，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感受着脚下那双鞋子，和鞋垫带来的踏实感。恍惚间，仿佛看见了那个坐在槐树下，低头认真修鞋的老人。

四十年如一日，不曾挪动半步，却修好了一个村子的路。

来源：梦岂无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