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
山城暗夜——《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之一
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
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刘国定意外被捕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
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仿佛在偷偷泄露着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三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三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着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来源：开朗明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