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干精神是什么？极简一句，扰乱安定民心的仁爱，加上那股敢冒死直谏的勇。说到底，历史眼里比干就是那个不怕死，说真话，烦民惠君的大臣。唐代的史料、诗文，还有科举考题里，都能翻出他的痕迹。特别是唐太宗——他亲自去祭比干，搞得很隆重，像是给后世君王立了个“忠勇可学”的

比干精神是什么？极简一句，扰乱安定民心的仁爱，加上那股敢冒死直谏的勇。说到底，历史眼里比干就是那个不怕死，说真话，烦民惠君的大臣。唐代的史料、诗文，还有科举考题里，都能翻出他的痕迹。特别是唐太宗——他亲自去祭比干，搞得很隆重，像是给后世君王立了个“忠勇可学”的标杆。读到这，难不成要说这些都是表面虚礼？怎么能信呢！

贞观十九年，二月的风还没暖透长安城，唐太宗下诏：“封殷比干为太师，谥忠烈，专门修墓、立祠堂，祭祀少牢，自己撰写祭文。”诏书里没绕圈，直给比干精神盖章。比干不光是古殷王朝烈士，还是后世忠义的代名词。可是太宗这阵势，真是单为祭祀么？一层是追认传统，另一层怕是有教化时人的意思吧？

史书说，帝王下墓为比干写祭文的事，不多见。北魏孝文帝算得上，但他只留下吊文，没说追赠。倒是唐太宗办得全套，从祭祀到奠墓，亲自下场。这种规格摆明了：不怕显得太隆重，必须让比干的名义制度化。你会不会觉得这种重视，是在做政治秀？但对照诏文，“望诸列国之相，汉主尚求其后；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犹礼其墓。”太宗这就像是在跟前代君主掰手腕比谁更懂礼贤。

但诏书真实用意？细读下来，拼了三层：首先直接歌颂比干的精神，再说明为啥要追赠吊祭，最后给出具体追赠内容，餐桌席位都定得清楚。唐太宗说得明白，前代重礼贤圣，他接着干；不是自己想出的新花样，确实继承有据。用乐毅和管仲做例子，这儿没必要打马虎眼。比干救殷，一腔热血站出来，死得其所，是典型的“为国不怕死”。

说比干是“正直”“忠勇”，一点没夸张。他明知道谏不听要丢命，还是去做。史记说过，主有错不谏不忠；怕死不言不勇。比干属于那种不用留后路的忠臣。崇尚牺牲，有点愚，却也真实。唐太宗赞得那叫个痛快，“有死无二，蹈斯节者罕有其人！”难道不是在为自己造势，也是在给朝臣立规矩？

推到更深一层，为什么非要把比干精神挂这么高？一面教化时人，一面谋长治久安。祭祀，本来就是官方宣传道德的渠道。白居易都说祭祀意义大，训人崇德不靠空话。唐太宗要楷模，学比干其实是想要自己手下也敢“硬杠”，不过有点矛盾的地方，自己既望有敢谏，碰上硬茬又时不时想杀人灭口，这不冲突吗？

比干是死谏而忠，能当明主的李世民，当然喜欢“愿以为臣”，思闻其谏。典型的盛世需要忠直官员撑场子。可明主难免有点虚伪，是不是？谁都想被谏，真有人杠起来，心里未必好受。唐太宗一边夸比干忠勇，一边举魏征痛斥自己的故事。魏征说：“愿让臣做良臣，别做忠臣。”有些人啊，对忠和良分得特别清楚。

魏征分析利害：“良臣，稷契这样的，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福禄无疆。”忠臣呢？“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魏征和太宗你来我往，理念完全不一致。明摆着他不赞成死谏，想要“君明臣直，直由君明故”。但要说魏征不忠也不对，他敢当面呛唐太宗，有时把皇帝气得直骂：“会须杀此田舍翁！”转念一想就放过了。有人觉得忠良名异实同，或许没错，但看你说话角度。

这会儿读者可能觉着，魏征就是那个“主明臣直”的理想型。长孙皇后都夸：“妾虽受皇恩，都藏着话等候脸色，哪有敢骂皇帝？”但魏征敢，李世民能听，有时还真心采纳意见，只是，天下哪来那么多明主，忠臣结局通常不像良臣那么美好。

科举也绕不过比干。从朝廷科举试题，到进士应答，常常设置“死谏、弃世、安身、忘名”等学问，把比干和微子、太公、伯夷混在一起让读书人思辨。独孤及《策秀才问三道》就问：“四者孰义？”死和不死、多说和不说，都有理。不是每题都能找到满意答案。有时，试策存世，却没人知道考生怎么说的。不觉得奇怪么？

白居易也出题，把“龙逢、比干谏而死”的故事，要求进士来分析“直者屈”的道理。鲜有完整答文流传下来，所以对考生态度没人敢乱断。不过有些年代的贤良方正策试，姜公辅、刘蕡都在自己策论里直接礼赞比干。“知死亡之义”，姜公辅比着来；刘蕡的文让主考官感慨，说汉代晁董都比不过，有人读得泪流。

同样直谏、同样仁心，但唐代的接受程度各有细微差别。有些地方推崇“死谏”，有些拿“活着比死更有用”说事。周憬自刎比干庙，白居易写诗怀旧，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对比干精神的歌颂。这种歌颂，超越时空，本身也形成了一种符号。

细微一想，这种符号是否真的有用？有时候感觉比干精神过于理想化，现实官场未必那么简单，说忠就忠，说直就直。或许那些死谏者不是最可取的类型，比如魏征更愿做良臣，活着发挥作用。矛盾点就在这儿，活着就有用，死了只有名。这也是很多后世官员的选择，你怎么看？

当然，这些都变成了历史讨论和文学争鸣。每个人物、事件，其实都有不完美的一面。唐太宗眼里未必同样看待魏征与比干，现实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敢冒死直言，多数还是“见机而作”。多源史料表明，无论是科学考证，抑或诗文文学，都有对比干精神的敬仰，但实操起来大多数人更愿意做“有用的忠良”。

有数据显示，唐代常年科举录取率保持在2%～3%左右，策试能以“死谏”为答的考生更受关注。比干精神因此成了进入官场的一道“门槛”，但门槛高归高，真跳过去的其实没几个。

现实里，人多却怕死。唐太宗自己有时用魏征的直谏安慰自己的权力，但也怕真有人碰硬，倒了自己的面子。唐朝政坛，既容得下比干这样的死谏范例，也容得下魏征那种活着的“良臣风骨”。没人能完全统一“忠良”的标准。

“扰乱安民”的仁心，轻命直谏的勇气，永远是古今官场无法回避的选择题。做比干很难，活得像魏征也不容易，两者价值取舍，全凭时势与个人胆气。历史正反两面都摆在台面上，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只选一种方法？

有趣的是，比干精神被唐人不断复写，到了今天，还是让人琢磨不透。或许遗世独立的忠诚只是一种信仰，真正能稳妥平衡国家和个人的，从来都不是极端。**现实需要的，不是绝对的忠，不是毫无妥协的直。**理解这一点，也许比生搬硬套古人道德更有意义。

比干精神沉淀成了象征，但在每个不同年代里，它的定义和作用其实都在变。

来源：谈天说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