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文学杂志《十月》发表了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小说问世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轰动，成为一时被人争相传阅的畅销作品。次年，《芙蓉镇》以高票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这样一部誉满全国的作品，自然无法逃过电影文学编辑的法眼。

谢晋

1981年，文学杂志《十月》发表了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小说问世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轰动，成为一时被人争相传阅的畅销作品。次年，《芙蓉镇》以高票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这样一部誉满全国的作品，自然无法逃过电影文学编辑的法眼。

素以书痴著称的谢晋，当然不会忽略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可是在反复阅读《芙蓉镇》的过程中，谢晋竟然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按照他当时的说法，这部作品带给他的，除了心灵、情感上的震撼以外，更多的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和追问。理由很简单，谢晋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胡玉音、秦书田、李国香、王秋赦、黎满庚、五爪辣……在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谢晋看到的全都是自己的过去。他说“我看小说时，过去那些阻碍我们进步的、阻碍我们发展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们走过的许许多多弯路和教训，一下子全在我的脑子里翻腾出来。……王秋赦引起我的思考，李国香引起我的思考，秦书田引起我的思考。人民的苦难，民族辛酸的沉痛的代价，我自己的亲生体验，所走过的弯路和曲折，使我学会了思考。”

对于在文革中谢晋所受到的遭遇，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起。我手头有一位远方的朋友发送我的他在“文革”时期所写的日记，其中1966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今天下午，与同济大学学生一起参加东方红(海燕)电影制片厂串联。

赵丹已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揪出来了！赵丹虽说希望毛主席给他一块“免”战牌，就是说不要斗争他！……现在，在工作队领导下，揪出了三十多个问题严重的坏人。正式戴帽的有四个：厂长、谢晋、徐昌霖，还有一科长。

据揭发，周扬亲自四次来这里作报告，说拍《鲁迅传》时，要把鲁迅写成文学家，不要写成革命家，实则要把他写成资产阶级文艺家。

我们听了王球文(杨时文？)同志揭发谢晋：“我们认为，外面放的《红色娘子军》不应挂他的名。他原来把剧本写成南霸天把红色娘子军杀光，只剩一个琼花。影片拍了年半时间，是市委、广大职工与他斗争的结果！他还说‘没有顶住’，‘戏不是我的’！他还讲‘三大遗憾’：一、连长未死；二、琼花与洪常青的恋爱线被剪掉了；三、未能在影片中展示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未能让琼花看到‘战争创伤’。要把影片变成《一个人的遭遇》！”

我们亲见把谢晋等牛鬼蛇神拉出来斗，勒令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并自喊“打倒谢晋”！

谢晋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更多的是听谢晋的夫人大雯阿姨和他的爱子谢衍诉说过。

大雯阿姨说，“文革”一开始，《舞台姐妹》就被批判，几次抄家后谢晋被送进“牛棚 ”，我进的是“羊棚”。“羊棚”比“牛棚”待遇好一些，两个星期可以回趟家买买粮食、蔬菜。记得那时金焰也在“牛棚”，他身体一向不好，显然不会做家务，洗裤子提着裤腰捋到裤脚动作很滑稽，谢晋就示意我帮助他。在奉贤“五七”干校搓草绳，《祝福》的导演桑弧不会搓，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便一下下教他。那时，搓好的稻草绳，这些大导演们拿起就往腰上一系。

这期间，苦了阿三、阿四两兄弟，经常被里弄的孩子欺负。不过，心里最苦的还是我的老公公。旧中国他在交通部工作，负责海关税收，解放后到上海大学教书。谢晋当年执意从事文艺，他根本不赞成。“文革”开始，家被抄、人被斗，大字报贴满楼梯楼道。他人很胖，被红卫兵撅着下跪，还打他。那时，谢衍参加“大串联”去了新疆，他回到上海那一天，爷爷将一只祖传的怀表交到他手上。谢衍出门上街，我的老公公吞下一瓶安眠药。他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人僵硬了，造反派抬出去时，都搬不直。谢晋被造反派押着回到家，让他看一眼又押回去了。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喜欢看戏，谢晋从小受母亲影响。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六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六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谢衍曾向我说起过“文革”中逃难新疆的往事。他说，那时爸爸遭批斗，爷爷奶奶先后自杀身亡，两个傻弟弟被邻家小孩塞进垃圾箱，全家受株连，十多岁的我便挑起了家庭重担，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一边操心被关在“牛棚”里的父亲，给他送饭送信，还一边照顾家里的爷爷奶奶、保护弟弟妹妹。后来我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只得爬上西去的火车投奔在新疆当知青的姐姐。为了谋生我还在新疆挖过煤。

新疆，谢衍，陈村

一九九三年三月，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狗崽子》，我跟陈村去新疆，我要寻找少年时的足迹。我旧日的朋友们陪我喝酒，抢着说当年的武斗什么的故事。一朋友开着北京吉普送我们从乌鲁木齐走南疆直到喀什。新疆真是太大太大了，开车走过才感觉到它之辽阔。不说交河故城等景点了，在只有五万人的柯平县。当时我见一个中年妇女叫着跑过来，哭着紧紧抱住我，跟人们说自己的弟弟来了。她是“文革”中我逃难到新疆时认识的。之后，我去探望了自己姐姐留在新疆军垦农场的战友，听她们讲述当年怎么进疆的故事。我们艰难地冒雪上了天山，看到的天池是一块大冰。在乌鲁木齐一个中学的操场一角找到我少年的伙伴的墓地，没有墓碑，从一个挖开的洞可见到棺材的一角。是他领我到的新疆。当晚喝酒后我大声痛哭，痛悼那个早逝的孤魂野鬼。陈村说，我那时就明白，倘若把这些情节写入电影剧本里，上面审查下来这个电影肯定是拍不成的。但我想把它拍成电影，我对陈村说，你就先将剧本做出来吧，算是一个纪念。陈村把电影剧本《狗崽子》写好给我，我是看一遍流一次泪。这一幕幕都是我在“逃难”新疆的经历呀，可惜的是几经努力最后还是没有投拍。

其实，谢衍在反思，作为父亲的谢晋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谢晋说，“文革”中期，某大人物忽然“开恩”把我从“牛棚”里释放出来，让我参加样板戏《海港》的拍摄。为此，我还一度感激涕零，诚惶诚恐地发誓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赴汤蹈火，贡献才智。除了和谢铁骊一起，使出浑身解数，认认真真完成了《海港》的拍摄以外，在稍后，还独自完成了“文革”时期所谓的“造反派电影”《春苗》的拍摄。为此，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不断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诟病。

80年代以来，谢晋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多次表示出懊悔，并在《文汇月刊》上著文宣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当时的怯弱和糊涂。”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省思，才使得谢晋对多个已经问世的《芙蓉镇》改编版本难以认同。他等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忽然看到了青年作家钟阿城写的小说《棋王》，才忽然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能够把他内心深处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感悟表达出来的合适人选。也许人们早已习惯了谢晋和李准这对年龄相当的黄金搭档，这回编剧忽然换成比谢晋小一辈的阿城，多少还是让人心存疑虑。每当碰到这样的提问，谢晋总是乐呵呵地说：“我和李准那是‘近亲结婚’，我们年龄、经历太接近，对问题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很难再出新东西了。这回找到阿城，写出来的东西大概还能有点冲劲。”

应该说《芙蓉镇》是谢晋反思三部曲中最有冲劲、反思最为深刻的一部。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在青瓦与屋脊合围的天井中，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丝昏暗的光线，一阵吱吱嘎嘎的石磨声若隐若现地传来。石磨旁坐着的一个女人，如蝼蚁一般渺小而卑微。她老实纯朴，辛勤劳作，用自己头上滴下的一颗颗汗水，来兑换一点做人的微薄权利。她就是影片的女主人公胡玉音，她不过正在延续着古往今来中国乡村百姓最寻常的一种生存方式，可在“文革”中，偏偏就连这一丁点最朴素的生存之道也无端成了一种罪孽，以至于给屋檐下这个纯朴的像棵老玉米一样的山里女人，带来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芙蓉镇》剧照

《芙蓉镇》里的王秋赦

在石板路的另一侧，一个正把手伸进裤裆里挠痒痒，浑身上下脏里吧唧的懒汉。这不就是小说里的王秋赦吗？像他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其实在我们身边并不罕见。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像他这样的人，即便不为自己的赤贫和肮脏感到羞耻，至少也不应该因为懒惰和贪婪而理直气壮。然而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这样的事情竟然在人们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并且，竟然把王秋赦这样一个懒汉和无赖名正言顺地推上了小镇统治者的宝座。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说，这不是一个黑色梦魇又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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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何话乡贤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