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将在大夏见蜀布、邛杖一事报告给汉武帝。因匈奴阻隔，张骞建议由西南地区通身毒（今印度）道至大夏，汉武帝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西夷。

（一）经千年凿通的西南秘境

“汉家五尺道，置吏抚南夷。”这是北宋司马光的诗句。其中提到的“五尺道”是秦朝修建的七大工程之一，亦是秦汉时期连接蜀地和西南夷的交通要道。

▲五尺道（图片来源：云南档案网）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负责镇守蜀地的李冰父子不仅开凿了都江堰，还修筑起一条通往云南的道路。

蜀地与云南隔着重重大山，在山险石坚中开凿道路，可谓是难比登天。李冰采取先积薪烧石，后用冷水浇灌的办法，使巨石松动，再进行开凿，修筑了一条从蜀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的道路。

这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的道路，是连接蜀地与西南夷的咽喉要道。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将军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将路又修到了建宁（今云南曲靖）。因这条路由石板铺成，宽不过五尺，故名“五尺道”。

▲五尺道示意图。（图片来源：宜宾市博物馆）

（二）经略西南的大动脉

五尺道及后来灵关道的贯通，不仅为中原文化输入西南地区提供了保障，更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陲的有效治理和经营奠定了行政、物联、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的基础。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在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向南延伸，修筑南夷道。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在夜郎国边上设置牂牁郡，这让夜郎君感到了汉朝的强大，遂遣使归附，汉武帝封其为夜郎王。

汉成帝和平二年（前27年），夜郎王兴与周边的部族发生争斗，还挑衅朝廷官员，被牂牁郡守陈立斩杀，夜郎国遂并入周边郡县。

▲云南昭通朱提故城出土“立义行事”铜官印，表明昭通地区在汉代已接受了中原的职官体系。（图片来源：云南考古）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对这条道路进行过修缮，沿线增设了许多邮驿设施。唐代又加以修复，演变为“石门路”；明清以后，随着贸易更加发达，延伸出许多支线。

在这些线路上，有不少运盐及茶的马帮往来其间，所以这些线路就被统称为“盐道”。

被繁衍、延长后的五尺道蜿蜒而曲折，从四川宜宾出发，经盐津豆沙关，再向南经过云南昭通、昆明，又向西行经大理、保山，出境进入缅甸，到达身毒（即古印度），所以又被称为“蜀身毒道”。

▲险峻的盐津豆沙关。（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马帮商队通过这条古道，将蜀地出产的蜀布、蒟酱、铁器、朱砂等物资源源不断输往西南地区，换回牦牛、铜、银、琥珀等。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尺道早已超越了军事意义，成为经济、文化交融的纽带。

五尺古道沿线残留的二百多个深深的马蹄印，至今仍是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经济相依、文化相通、血脉相连、情感相亲的生动注脚。

▲五尺道上的马蹄脚印。（图片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三）技术传承与文化传播浇灌出的文明之花

通过五尺道和灵关道输入的先进技术，也使西南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云南昭通出土了东汉时期带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铭文的铁锄。在贵州赫章可乐墓地（属古夜郎国）也出土了几乎同时期的“武阳传舍比二”铭文铁炉，其中“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这些文物生动地说明，蜀地生产的成品铁器已普遍输往西南地区，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武阳传舍比二”铭铁炉。铭文显示，此器是蜀地武阳驿馆中所用的第二件染炉。染炉是加热酱料的食具，内填木炭，上置盛放酱料的耳杯。（图片来源：动静贵州）

汉晋时期，滇东北的朱提（今云南昭通）矿冶业已十分发达，其产量最大的是铜矿和银矿，这里铸造的货币，曾经流通全国，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广泛传播到西南地区。五尺道上的僰人已掌握了引水灌溉稻田，使用较为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永昌郡传》记载：朱提县有大泉池水，僰人谓之“千顷池”，用来灌溉稻田。

五尺道开通两千多年来，其驿站留下了诸多文人题刻。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元月，唐朝廷派袁滋赴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袁滋一行由长安出发，从五尺道进入云南。之后，他便在豆沙关刊石纪事。袁滋所题记的摩崖石刻是云南地区年代最早、且有明确官方纪年的摩崖石刻之一。

从此，云南便留下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足迹。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图片来源：盐津融媒）

两千多年来，五尺道的石板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泽，马蹄印里沉淀着马帮的吆喝，驿站的残垣记录着文人的驻足。

它是茶马贸易的“黄金路”，更是中原文明与西南各族对话的“连心桥”——从李冰“积薪烧石”的智慧，到袁滋刊石纪事的担当；从蜀地铁器改变西南农耕，到朱提银矿滋养国家财政，这条不足五尺宽的道路，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