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朱元璋的最后岁月

摘要：古人《枯枝赋》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千百年来最意难平的孤独凄凉。实在是朱元璋心境的真实写照。

晚年朱元璋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十三（1398年4月29日），京师金陵。

这一天，七十岁的朱元璋仍然亲力亲为，主持享太庙大典。

祭享典礼结束后，朱元璋步出庙门，仍然意兴阑珊。他徘徊顾立，指着庭院中的桐梓树，缓缓说道：

“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

突然间，他感怆泣下，竟至于痛哭流涕。

不知不觉间，这位杀伐决断的英武之主，已是英雄迟暮、夕阳晚照。

01.孤家寡人

凤阳城

此时，朱元璋已是衰朽暮年，皓首苍冉，满面沧桑。

遥思父兄凤阳陵树，依依成林，他感怆泣下。

古人《枯枝赋》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千百年来最意难平的孤独凄凉。实在是朱元璋心境的真实写照。

遍阅古代中华历代正统王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身世凄凉，可谓空前绝后。

他十七岁时，时值天灾，疾疠大起，一个月内，父、母、长兄接连去世：

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疠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与仲兄极力营葬事。（《明太祖实录》卷一）

突遭大变，亲人丧命，家道惶惶。朱元璋和二哥却身无分文，贫不克葬，竟连块墓地都买不起。仰赖善人刘继祖赠送墓地，他们才得以将亲人下葬。

这样的人间惨剧，几十年后仍让朱元璋有椎心之痛。在兴建凤阳皇陵时，他亲自制作碑文，满含深情的写下当年痛苦回忆。这段文字，六百年后读来，仍然字字血泪：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旁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疾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

当年的惨痛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那位在关键时刻送了一块墓地的刘继祖，他雪中送炭的善行，让朱元璋感铭于心。当了皇帝后，他将刘继祖追封为“义惠侯”。

为谋生计，他与二哥朱五六（朱兴盛）又不得不分离，入皇觉寺为僧。当他参加起义军时，二哥却早已去世。

洪武八年之后，朱元璋再也没有回过凤阳，却多次派遣太子及诸王回乡，体察民间疾苦，体验祖辈艰辛。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乘时应运，戡乱摧强，恢复中华，定鼎天下，奄奠海宇，十五载而成帝业。这是自汉高帝刘邦之后又一个平民帝王。然而，富有天下的他，却不断忍受着亲人离世的痛苦。

朱元璋与马皇后感情极深，两人起自贫贱夫妻，共育五子二女。洪武十五年八月初十（1382年9月17日），马皇后不幸离世，朱元璋悲痛欲绝，终身不再立后。每每提起马皇后，他仍然凄然不怿。

马皇后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1392年5月17日），太子朱标意外去世，再次让朱元璋痛心不已。为表不舍，他将朱标葬在自己和马皇后的孝陵东侧，谓之“东陵”。

太子去世后不久，朱元璋大病一场，饮药未瘳，几至于去世，赖异人周颠药饵，才挽回一命。

不料太子去世三年后，次子秦王朱樉去世，朱元璋再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此外，外甥李文忠、侄孙朱守谦、养子沐英先后离世，让朱元璋感伤不已。

就在朱元璋太庙恸哭一个月前，三月十二日（3月30日），三子晋王朱棡去世，年仅41岁。

朱棡去世的消息传来，似乎进一步抽干了朱元璋身上的生机。

晋王朱棡

魏武帝慷慨赋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古人说的更多的是：“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

虽贵为开国天子，朱元璋享受了多男子、富贵、长寿。但此时的他，却进入了最为孤独的时刻。

守着金陵城内偌大的宫殿，朱元璋是孤家寡人，忍受着千古伤心。

02.治理天下

明代《大明混一图》

朱元璋太庙垂泪的当天，他还向太常寺官员提到了另一件往事：

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当年太庙建成，朱元璋梦见去世的父亲大呼“西南有警”，后果如梦境，西南边陲边报传来。似乎祖先在天之灵，仍然为大明的江山社稷奔走劳碌。

此时的朱元璋，可以自豪地向祖先告慰，大明无需祖辈托梦保护。尽管胡惟庸案、蓝玉案，众多勋臣将领受到诛罚，但大明有百万熊罴之士，守卫边疆，将星云集、将军辈出。

比如杨文，他是和州人，也是开国将领，但开国时级别较低。“胡蓝之狱”大兴后，功臣宿将荡平略尽，杨文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洪武朝中后期朱元璋心腹大将。

去年九月，朱元璋命杨文佩征虏前将军印，为总兵官，征贵州古州蛮。临行前，朱元璋亲自赋诗一首，为其壮行：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

马鸣甲胄乾坤肃，风动旌旗日月高。

世上麒麟终有种，穴中蝼蚁更何逃。

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

杨文不辱使命，很快平定叛乱。

五月初一（5月17日），云南传来捷报，西平侯沐春率领大明将士，翻过高良公山，何福以五千精兵，直捣南甸（腾冲），大破叛军。去年九月，平缅土司思伦发为刀干孟所逐，十一月朱元璋亲命西平侯沐春，为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何福为左将军，徐凯为右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往讨刀干孟。

此时，大明陆续平定云南、吐蕃，北元已呈苟延残喘之势。十年前，蓝玉在捕鱼儿海击溃北元主力。北元内乱，也速迭儿袭杀最后一任北元君主脱古思帖木儿。从此，蒙古部族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两部。

之后数年间，大明和鞑靼似乎断了联系。鞑靼内部统属关系，大明不得而知。但北虏残余势力，已不再成为大明的心腹大患。

永乐年间的明蒙关系

不仅如此，大明在北部万里边疆建立了固若金汤的防御系统，足以抵御胡马南下。

自洪武二十二年起，在东北，大明设立泰宁、福余、朵颜三卫，钤束部落，为东北外藩；在西北，大明征讨哈密，攻破其城，哈密内附，将陕西行都司的治所由庄浪移到甘州，命曹国公李景隆镇守甘肃。去年朝廷又设立了罕东卫，进一步强化西北防线。

平定辽东后，大明设立大宁都指挥使司（后改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东与辽东都司、西与山西行都司互相应援，构成北部边防的三大要塞。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外，长城一线，遍置卫所，屯驻兵马，分地守御，于是“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构成一道万里军事防线。

朱元璋不仅构建九边防御体系，派遣龙城飞将四处征战。他把九个儿子也封在边陲要塞，谓之九大“塞王”：

于是，大封诸子：连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以王燕；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葆塞山戎，以王宁；东度渝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王辽；西按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鴈门，以王谷；若代鴈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以王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以王庆；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垌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尸向嘉峪，护西域诸国，以王肃。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陿，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金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名山藏》卷三十六）

千年之前，暮年的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受尽囧辱，即使回到故乡，也在呼唤“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暮年的朱元璋，为子孙后世留下了猛将、塞王，也留下了万里防线。

九大“塞王”

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谨守祖训，即可无忧。

不仅如此，自唐末以来已历五百年，汉人王朝重新走到天下的中央，再一次以天下共主姿态，主导华夷秩序。

不同于五代、弱宋，周边再无民族与势力能够挑战大明的权威。在“天下”观的世界秩序中，大明是共主，是君；周边国家是藩属，是臣。但朱元璋治理理念与时俱进，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加入了务实、理性的因素。

外藩既是“臣”，也是“宾”。他频繁派遣使者出访诸国，传达友好。三年前，在给暹罗斛王的诏敕中，朱元璋这样说道：

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二）

朱元璋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在华夷秩序中，大明既是天下共主，又是大国，大国不能凌虐周边小国。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皇明祖训》正式颁布。在祖训中，朱元璋唯恐子孙穷兵黩武，兴兵轻伐，特意告诫后世之君：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紧接着，朱元璋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

不征之国中，也包括了日本。此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武士频繁袭扰中国沿海，华人谓之“倭寇”。即便如此，朱元璋也只是让汤和建设御倭海防体系，加强防御，并未如元世祖那样，主动讨伐日本。

朱元璋处理天下秩序的外交决策中，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在处理高丽国的外交事务中，儒家传统理念更为突出。

六年前，高丽发生巨变，其国权臣李成桂废高丽王自立，他自以为高丽勾结北元，得罪中朝，自己定会得到朱元璋支持，于是，派人奏报：

今年七月十七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瑶于私第，择于宗亲，无可以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归附，于是，臣等与国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国事，伏望圣裁俯从舆意，以安小国之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一）

但事实恰恰相反。李成桂废立君主，以臣谋君，是篡逆，是儒家文化论断的“乱臣贼子”。朱元璋一面坚持不干预其国事，另一方面拒绝承认李成桂为国王，只给了一个“权知国事”的名头：

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声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

李成桂坚守事大之诚，这年冬天，以皇太子薨逝为由，遣使表慰，并请大明更定其国号。于是，朱元璋下诏：

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甚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钦此。

于是，半岛从此更名，如今已历632年。

终洪武一朝，李成桂始终未得到大明承认。直至建文年间，靖难兵起，为与燕王争夺支持力量，建文朝廷才正式册封李成桂之子李芳远。

03.万世基业

明太祖所建南京皇都城垣與外郭形勢略圖

为大明操劳一生的朱元璋，如今只剩下了一襟晚照。

但自洪武二十六年大病后，朱元璋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亲力亲为，批阅奏章，处理朝廷事务。

他曾这样写诗自讽：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

他如此宵衣旰食、夙夜不懈，就是要为子孙打下万年基业。

自洪武元年（1368年）起，朱元璋就致力于三大万年基业的建设：万年国都、国家储君、万世之法。

在这三件事上，朱元璋殚精竭虑，奋斗一生。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伊始，便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在朱元璋看来，朱标承载着大明的未来。在他身上，朱元璋倾尽全部心血，不仅延请名师教育，而且亲自示范，让他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以知吾创业不易。朱标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神赞弘多，天下欣然以明君相期。

朱元璋起事之初，定鼎金陵。但他始终对金陵不甚满意，他先后考察了汴梁、凤阳、长安、北平等古都，甚至凤阳中都已开工建设，颇有成效，突然间，他下令停建。因各种原因，朱元璋未能实现迁都的梦想。

明代南京城门

建政伊始，朱元璋就致力于为万民定律法，为子孙定祖训，以传之永远。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等，议定律条，编成《律令》，洪武六年（1373年），他又命刑部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终于洪武七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自洪武二年（1369年）起，朱元璋亲自主持编撰《祖训录》，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祖训录》初稿编成，此后洪武九年（1376年）再次修订。终洪武一朝，两部万世之法又多次补充完善。

朱元璋认为，这三件大事是关系大明江山万年基业的重要基石。他不遗余力的将这些基础建设一再加固。

然而，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的两大努力皆成梦幻泡影。

太子朱标考察关中形势，以备迁都，回京后，却一病不起，遂至弥留。朱元璋老泪纵横，白发人送黑发人。自此，他绝口再也不提迁都之事。

马皇后与太子朱标

当年年底，在《祭光禄寺灶神文》中，朱元璋无奈的表示：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学此心，福其子孙。

就此，朱元璋放弃迁都计划，着力营建金陵。

朱标的去世，让朱元璋悲痛欲绝。痛定思痛，他于太子去世后五个月，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此后的岁月，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培养皇太孙上。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1395年10月3日），《皇明祖训》最终成稿。朱元璋在颁布诏书中，语重心长的告诫天下臣民、后世之君：

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在他看来，他作为始受命之君，为子孙后世建立了《皇明祖训》，考虑了关系社稷安危的方方面面，《皇明祖训》足以奠定大明万年基业。所以他非常自信的让“子孙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

《皇明祖训》

在他的着力培养下，皇太孙朱允炆的表现也让他颇为满意。去年五月《大明律诰》再次修订完成。在修订过程中，皇太孙亲自参与，又向他奏请，凡是与五伦相关的律条，宜皆屈法以伸情。

皇太孙能法情两宜，其明君的气质，尽显无疑。在朱元璋看来，皇太孙完全胜任守成之君的重任，他高兴地对皇太孙表示：

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通鉴》纪十一）。

金陵作为首都虽差强人意，但皇太孙博大宽容，《皇明祖训》圣训煌煌，朱元璋认为大明万年基业就此奠定，可无忧矣。

然而，皇太孙却提出了一个让他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藩王独大，何以处之？

太祖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如何? ” 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皇明史窃》卷三）

朱允炆将削藩的真实意图隐藏，只是提出“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的对策，但他提出“诸王不靖，孰御之”问题，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元璋对诸王构建平衡制约体系，防范他们有谋逆之心。

尤其是秦、晋、燕三位藩王，既授予兵权，又相互牵制。晋王朱棡长期凌驾燕王之上，让朱棣苦不堪言。后世史学家有言，燕、晋失睦，而晋王党比太子（太孙），其节制沿边军马，或迳对燕有监视意。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本年三月十二日（3月30日），朱棡一命呜呼，均衡之势瞬间打破。朱元璋不得不重新架设平衡制约结构。

四月间，朱元璋命代、辽、宁、谷四王备边，“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而作为长兄的燕王，竟不与其中。防范之心，昭然若揭。

老态龙钟的朱元璋，一面忍受丧子之痛，另一方面又要安排防范大计。

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04.托孤大计

梅殷

五月初八（5月24日），朱元璋病倒了，再也无法起身。

尽管仍然坚持批阅奏章，临朝决事。但他知道，天不假年，自己的大限就要到了。

他要把江山平安交到太孙手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朱允炆增加最后一道防护栏。

那就是看住燕王，谨防他在自己身后造反。

四天后的五月十二日（5月28日），朱元璋拼尽洪荒之力，一天之内，发了多道诏敕。

首先，他命左军都督杨文紧急赶往北平：

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选拣精锐马步军士，……堤备一切。（《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朱元璋命令杨文为总兵官，“参赞”燕王，名义上是防范鞑靼，但如上所述，此次备边，朝廷根本没让燕王参与，杨文是朱元璋的心腹爱将，任命他为总兵官，参赞燕王，实则是监督朱棣，防止在朱元璋去世后，燕王轻举妄动，兴风作浪。

同时，他命武定侯郭英看好兵马：

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开原，留一百存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堤备一切，号令悉听王节制。（《毓慶勳懿集》）

这道诏敕，既让郭英既要“盯住”辽王，又暗示郭英需防范其他诸王向辽王借兵。

耐人寻味的是，朱棣篡位后，在三修《太祖实录》时，将“悉听王节制”篡改为“悉听燕王节制”。

两百年后，郭英的后代、嘉靖年间的武定侯郭勋，为升公爵，开始了为祖先抹粉的运动。他将太祖给郭英的诏书，编撰成《毓庆勋懿集》，却意外的让我们看到了未经篡改的原始诏书，还原了朱棣篡改之前的史实。

在给杨文、郭英下达诏敕的同时，朱元璋给晋王朱济熺一连下了两道圣谕。

第一道圣谕，是让朱济熺预备人马，将来与燕王贴身而行：

说与晋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提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里行。（《太祖皇帝钦录》）

“在燕王右里行”形象且贴切，若燕王谋逆，南下牧马，晋王武装即从太原南下，平定叛乱，可不就是在燕王“右里行”么？

限于历史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全部历史事实。大概辽王或者宁王，同时期也收到圣谕，将来在“燕王左里行”。

朱元璋发出的第二道圣谕更加耐人寻味。圣谕通篇未直接点题，却为这位长孙讲一个五代历史小故事：

五代初，梁遣将康怀贞侵晋，围潞洲。及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勖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 张承业亦劝之行,乃大阅士卒,以丁会为招讨使,帅周德威等发晋阳。五月朔,晋王伏兵三垂冈下。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兵无斥候,将士尚未起。晋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南走,失亡将士以万计,弃委资械山积。

梁王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太祖皇帝钦录》）

已日薄西山的朱元璋，从数千里之外紧急发出圣谕，大概不是爷爷疼爱孙子，专门讲历史故事这么简单。

这道圣谕实则是鼓励朱济熺做李存勖一样的英雄豪杰，勇于继承父辈遗志，拱卫社稷，消除叛逆。

更为有意思的是，为拱卫社稷，这位李亚子可是不惜杀掉叔叔李克宁的。

朱元璋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若燕王或其他诸王胆敢谋逆，朱济熺即可以拱卫社稷为名，直接对抗，不用担心杀叔之名。

又过了十几天，五月二十九日（6月14日），朱元璋身体越发沉重，已近油尽灯枯。

反复思维，他仍不放心朱棣。于是，他再次出手。

关于《明太祖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我们看到了一封深情满满的诏书，朱元璋对朱棣作了最后的交代。不过，这已是《明太祖实录》三修之后，篡改的圣旨：

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朕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在这道断章取义的圣旨里，朱元璋看似希望朱棣能效法周公，辅佐皇太孙，对他期望甚高。

但结合其他史料，朱元璋给朱棣发去的真实圣旨，应当是召他即刻还京。在《朝鲜定宗实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军一人自辽东逃来, 本国人也。属东宁卫, 以辽东役烦逃还, 言: “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 率师如京, 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兴师, 以尽逐君侧之恶为名。”

也就是朱元璋去世前后，朱棣正在回南京的路上。朱棣必然是得到朱元璋的召唤或同意，否则，朱棣是断然不敢私自回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