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号善斋，安徽庐江人，近代著名藏书家、实业家、金融家，以“小校经阁”藏书和甲骨文收藏闻名，雅好收藏，所藏青铜器、甲骨、古籍善本极其丰富，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

五、刘体智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号善斋，安徽庐江人，近代著名藏书家、实业家、金融家，以“小校经阁”藏书和甲骨文收藏闻名，雅好收藏，所藏青铜器、甲骨、古籍善本极其丰富，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

1、青铜器收藏及著录

刘体智父亲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后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璋。刘体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至交，两家又是姻亲，故刘体智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家诸子弟一起读书，因此中西文俱佳。

刘体智一开始从事的是银行业，曾任晚清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等职，1919年出任中实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2年担任总经理。后因金融政策与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有隙，逼迫之下，刘体智于1935年辞去总经理职务，再也无意于官场，转而理头于文物考古的爱好中，并最终成为中国甲骨片收藏大家。

刘体智在《善斋吉金录·序》中说：“予自幼至京，嗜金石之学。适关陇河朔之间，古器物日出不已，自龟甲、钟镈、鼎彝、戈戟、权量、符、泉镜、以及碑志、砖瓦、泥封，上起三代，下逮朱明，凡属古物，靡不宝爱，耳自所及，既择其可喜者留之，即远至千里之外，亦必多方罗致。左右其间，寝馈不厌，三十年藏，粗有可观矣。摩挛之余，不欲自秘，因先就吉金一类，绘其形制，拓其文字，记其度数，次为十录，付诸于印，用质当世。”

《善斋吉金录》为刘体智请人编的石印本，收录刘体智所藏青铜器和古泉、铜镜、印玺、符牌等物，分为十录（乐器录，礼器录，古兵录，度量衡器，符牌录，玺印录，泉录，镜录，梵像录，任器录），七百五十二件（但有伪器）。

全书每一器物题名下注明尺寸，器物图像为线描绘图，后随铭文拓本，无释文。虽然在考释文字及器物说明上，此书略失于简，但却是了解刘体智藏器最为重要的材料。刘氏的这些藏品后来分散，有的流失海外，有的后归于容庚、上海博物馆及安徽博物馆。

刘体智的善斋藏有大量青铜器，容庚与刘体智早年的交往，就是因为这批青铜器及他俩共同的爱好。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开篇就说：“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属望久矣。”

福开森曾在所编《历代著录吉金目》中称“刘体智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者”。

1932年7月29日，傅斯年写给刘体智的信中云：“承以善斋藏器全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种，又拓片一百余纸赠与蔽所，顷已整理就绪，编号陈列。精金良墨，弥足珍赏”。由此可见，在1932年善斋收藏的鼎盛期其重要青铜器藏品大约430件。

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刘体智经济条件转为恶劣，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售所藏文物。这个时间点恰是刘体智辞去官职，埋头做研究的开始，估计在失去薪水的开始，刘体智应是遇到了困难。

1934年，《善斋吉金录》出版时，他在序言中也说：“顾有见新器出，无力致之，则以此而易彼，录中所载，今日亦不尽在寒斋，特存其目而已。”

容庚不满意刘体智只出版线描图，因此与刘氏商量，请求以照片影印方式出版其所藏铜器影像。1931年8月，容庚趁学校放署假之机，与徐中舒前往上海访刘体智，途经南京时，他们又约时在金陵大学任职的商承祚同行。他们在刘体智上海家中，见到琳琅满目的字画古籍和青铜彝器，真有目不暇接之感。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写道：“晤谈如故交，（善斋）尽出所鼎彝四五百事供摄影，兼旬而毕，复赠全形拓本三百余纸，整装归来，不啻童贫儿暴富矣。”

由于当时刘氏的藏品已有一些转易他人，加之时间紧追，容庚等人只摄得404件青铜器的照片。容庚本拟日后再行拍摄，但一二八事变之后，刘氏迁居，青铜器分藏若干住处，查检不易，未能摄得更多青铜器照片。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说：“然所摄之景，未能惬意，犹冀再去，有所补正。乃‘一二八’难作，刘氏迁居，彝器分存数处，不便重照，稿遂搁置。二十三年吉金十录（注：即《善斋吉金图录》）既已印行。去年秋余乃选取照片一百七十五器略加诠释，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俾与十录相参证。”于是，容庚就利用已拍得的青铜器照片为主，为刘体智编著了《善斋彝器图录》。

《善斋彝器图录》选取了404件青铜器中的175件，附照片和铭文，并加上容庚对器物及铭文的简要阐释说明。分三册，图版1-19为乐器，20-167为祭器，168-173为量器，174和175为宋元时期器物。

书中收录的郘钟，与潘祖荫及吴大澂所藏郘钟，应都是清咸丰年间（潘祖荫说）或同治年初（吴大澂说）出土于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旁河岸。出土时器物众多，长安古董商雷某购得郘钟十二器，皆同文，英棨购得其中十器，后归潘祖荫九器（《攀古楼著录》四器），吴大澂一器（《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著录二器）。

书中收录的不少刘氏藏品为名家旧藏。

如“者减钟”原系《西清续鉴》著录，在乾隆二十六年从耕地中挖得古钟十一枚，后其中之一归刘鹗旧藏；如“奇字钟”（书中14号）是陆心源旧藏，“武生鼎”（33号）为盛昱故物，“增者子鼎”（34号）为程洪溥旧藏，“师汤父鼎”（35号）是刘喜海故物；“友簋”（68号）原藏清内府，后归潘祖荫攀古楼；“归父盘”（94号），“㚤里母簋”（67号），“鄦子簋”（52号），“陈侯因資錞”（88号），“左关钅和”（168号）是陈介祺旧藏；““陈眆簋盖”（87号）为刘统勋旧藏。这些流传有绪的古物，后来均归刘氏善斋收藏。

“亚兽鸮尊”（135号）原是王懿荣旧藏，归刘体智。后来经过古董店尊古斋卖给了纽约某夫人（注：容庚语），经查陈梦家的《美集录》，其A671号正是此尊，陈梦家命名为“亚兔鸟尊”，纽约某夫人为何母斯（The late Mrs Christian R.Holmes New York）。《善斋彝器图录》中的“隹壶爵”（161号）也被这位何母斯夫人买去。

刘体智于1931年从河南开封购买到十二件骉羌钟（1号-12号），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两只编钟构成了完整的一套十四件编钟，时代约为战国早期。后来这十二件钟归日本泉屋美术馆。

“小臣簋”（71号），容庚于民国二十年春（1931年）在尊古斋见过此簋，他告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此簋为周代征东夷的档案，希望傅斯年购藏。容庚早在购得师旅鼎不久，即给傅斯年写信：“弟近购得刘晦之所藏师旅小鼎，曾问其小臣簋二器一盖，能否让归中研院，彼言当日购价三千元。以所中以七百元购一盖推之，其言尚非失实。未知所有意欲购否？善斋所藏必能守，为国家计，当拔其尤而保存之。”于是史语所的考古组以700元购入。但同年八月，容庚去上海刘体智家拍照的时候，看到了此簋，应是史语所又将此簋卖给了刘体智。

2、青铜器藏品流向

（1）由容庚购买了75件

容庚在为刘体智出版了《善斋彝器图录》后，由于刘体智遇到经济问题，不得不出售青铜器藏品，容庚因此先后购入了刘体智75件青铜器，并以购入的刘体智藏品为基础，加上陆续购得的其他青铜器，著录了《颂斋吉金续录》。

（2）在容庚联系收购刘体智藏品时，于省吾也从中收藏了部分。

（3）中央博物院收107件，花费7万

容庚无力购买更多的刘体智所藏青铜器，但又担心刘体智将其卖给外国人，并劝刘体智将青铜器留在国内。

容庚在与刘体智的交易与交往中得知，善斋变卖收藏品的心情日益紧迫。当时国难当头，抗战临近，容庚最为担心的，是善斋珍藏落入估人之手，尤其是落人日本人之手。因此，他一方面为刘体智的彝器辩别真伪、计算价格，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为他寻找买家。容庚说：“人不能无癖，癖及身而止耳，故又贵聚而能散。弟与左右较，其癖其识，差足比肩；若以力言，则丘埕之于泰山，不如远甚。以彝器托估人之可得善价，左右言之，弟亦知之；不以托估人而托弟，此鲍叔之不可及也。弟既得之后，虽有一部分须出脱，然必为同好而非估人。拙著《颂斋吉金图录》所收，十九归于中央研究院。此次续录成，仍冀归之于公家也荏苒月余，望眼欲穿，切盼起运尊藏余器，可让则让，一听卓裁。”容庚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打动刘体智，他还说：“弟前至沪，空手而归，可知无与公家争购之意，恐落估人手，故奉商耳。”

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1933年成立筹备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主其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较大话事权。当得知善斋器拟整体出售后，容庚找到傅斯年，希望以中央博物院名义收藏。

中博院在筹备期间，得到史语所诸学人的支持。在当时的筹备计划下，史语所所在的中研院和中博院是合作关系，中研院侧重于学术研究，而中博院则侧重于陈列展览。史语所的诸多学者，同时也是中博院筹备处的重要成员，自然也经常为中博院的事务奔走。刘体智善斋所藏的青铜器便是中博院筹备期间购置的重要藏品之一。购置善斋青铜器一事，成为刘体智与傅斯年、李济、徐中舒等史语所学人结缘的纽带。

经容庚奔走翰旋及傅斯年、李济、徐中舒等人努力，中央博物院购藏善斋彝器事最终告成。1936年11月26日，傅斯年致函刘体智，表示中央博物院及中研院史语所最终决定购藏善斋藏器。信中提及中央博物院将出6万元，刘体智则附赠一些小件；史语所出1万元购买度量衡及另四五件器血，刘体智另赠一批瓦陶器及拓本等。11月28日，傅斯年、李济付出7万元公款，并联名给刘体智发出电报确认。

刘体智转让的这批藏品共包括：103件青铜器，归中央博物院；其余度量衡及兵器4件，归中研院史语所。1941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说：“余请傅斯年先生为中央博物馆收其（刘体智）藏器，乃以七万元购得一百又七器。”

（注：这107器除5器之外，102器均在《善斋彝器图录》及《善斋吉金图录》中有记录。）

在史语所学者看来，爵、觚等一类器物对中博院来说没有用处，他们更倾向于鼎、卣、甑、匝等。这些器物多具有体积大或外形独特的特点，如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的“曾姬无䘏壸“，这一铜器不仅第一次提到了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曾国，同时器型也非常硕大，兼具了学术性和欣赏价值。

在谈论到中博院购置善斋青铜器一事，傅斯年要求一定要有“夨令尊”（注：即令尊，令方尊）在其中。夨令尊1929年在洛阳北邱山马坡出土，不仅铜器上的字数多，内容也是十分重要，是研究周初历史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因此具有极高的价值。

当时夨令尊已在美国，但是刘体智依然尽全力满足史语所诸学人的要求，在11月20日的回信中，刘体智说到：“蔽藏彝器多年，奈力与心违，时有遗漏，未能尽集精华，又蒙诸公不弃，议由公家给价，收回保存，不胜荣幸之至。令尊已电致前途，嘱即寄回，但以道途遥远，又拘于前约，不知能否如愿，但必竭其绵薄之所至，期副雅望。”最终，夨令尊出国后又回归祖国。

不仅如此，在青铜器的价格方面，刘体智也非常大方，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处于筹备期中的中博院并没有太多的经费用于藏品的购置，刘体智在这次出让予中博院的藏品价值本应在十万以上，但是史语所和中博院却以七万买下。当时购买的107件青铜器中，103件最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4）刘体智与其姐夫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合作售与瑞典太子，交易获款28万英镑。（估计大约150件左右）。但这些器物已经是容庚及中央博物院挑过一遍后的剩余，且其中应有不少伪品（容庚也退过刘体智的一件伪品）。

（5）刘体智晚年青铜器所藏无多，1951年9月他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出最后一批87件，其中一件“吕不韦戈”曾经名重一时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6）还有个别流失国外

例如：

A331士上盉（善彝107臣辰盉）归佛利尔

A393虞从角（善彝166）经尊古斋售于刘体智，经伦敦古玩商Bluett售与Hartness

A396隹壶爵（善彝161）后归何母斯

A449（善彝126）

A671（善彝135亚兔鸟尊）原为王懿荣旧藏，后卖给何母斯，最终归美国萨克勒美术馆

等等

另有部分流失日本泉屋博物馆（如骉钟12件），臣辰卣（善彝123臣辰卣）归日本泉屋，两部分总价三万元。

亚兔鸟尊

六、容庚

容庚（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尤其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被誉为“金文研究泰斗” 。

1、青铜器收藏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挟《金文编》稿本晋见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罗谓《金文编》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嘱“务竟其成”。并介绍他见马衡、沈兼士教授，遂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容庚受罗振玉的帮助及指点，对其今后搜集与释出青铜器的心态，以及研究青铜器的方法等均有较大影响。

民国十五年（1926年），容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当讲师，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教授，并任《燕京学报》的主编。

1927年转入燕京大学任教授。

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故宫收藏铜器原物，手目摩挲，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总计共800器，都是从众多的青铜器中去伪存真地逐件筛选出来的。

容庚在1928年购入易兒鼎，开始了其青铜器收藏生涯。《容庚北平日记》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余向不人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斋，为购二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又一宗妇毁，腹已穿，乃吴大徽旧藏，减至二百八十元，欲购之，后其徒云有误，彼购进之价为三百数十元，余遂不强买。易兒鼎，《西清古鉴》奢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册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

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也提到这件鼎。

序中说：“十六年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始得摩挲铜器，辨其真赝，成《宝蕴楼彝器图录》，然足未尝一履古玩肆之门也。十七年四月，美大某将返国，属余伴游古玩肆，得《西清古鉴》著录之易兒鼎，是为收藏之始…即易兒鼎亦不复久存，若‘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与赵明诚夫妇同惆怅者屡矣。”（注：易兒鼎后来容庚于1929年卖给了商承祚，因此未收录进《颂斋吉金图录》中。）

从《容庚北平日记》中可以看出，容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短时间内在琉璃厂及其他地方买了不少青铜器。

1929年：

1月6日购得“一斗一升”鼎、青羊镜、元簠等：

“一月六日星期日，九时许到琉璃厂虹光阁，购铜镜二、带钩十，价二十五元。在式古斋购青羊镜一、鼎一、簠一、残剑一，价九十七元。一钩镶银丝，有“丙午金钩既公且侯”八字，曾见于雪堂汉器册中，恐后刻，然尚不恶。青羊镜至佳，中有裂痕，去年所欲购而未得者。鼎铭在两耳，一云“一斗一升”，其一不可辨，乃战国器。元簠字至多,元器罕见，留此以见元朝作品。残剑一段有铭数字。尚有一汉鼎，铭字极精，索价昂，未得。”

1月18日，将购买到的“一斗一升”鼎交物理学同事研究：

“一月十八日星期五，到学校授课，交一斗一升鼎与谢玉铭博士，试验容量。”

当月，容庚向国学研究所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拨款二三千元为购买古物之用。容庚开始意识到了古铜器的研究价值，除了自己想购买铜器作为研究之外，也建议研究所拨公款购买古物用于研究：

“一月十二日星期六，国学研究所开会，余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拨款二三千元为购买古物之用。陈援广谓考虑侯下次开会再议。”

很快，1月19日研究所已有决议，拨补助2000元为购买古物之用：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国学研究所议决拨补助博物馆费二千圆，为购买古物之用。”

容庚马上行动起来，为国学研究所购置古物，同时也继续为自己购买青铜器，购买的数量及购买频率都大幅增加，短时期内就为自己及研究所购买了不少。

例如：

“一月二十日星期日阴，早与黄子通进城，往琉璃厂看古玩字画。为研究所购得一汉永光五年鼎，价一百二十元；一铜镦，价一元。在古光阁见一殷虚骨片，刻養餐文，甚精，索价八元，携归”

“二月三日星期日，在式古斋为学校购驽机二：王氏驽机，价三十元；河南弩机，二十五元。”

“二月八日星期五，为学校购商爵一于古光阁。”

“二月十日星期日，在虹光阁购古勾兵一，价六元。”

“二月十二日星期二，在式古斋购兵器六，价二十元；铜镜一，二十元；”

“二月十四日星期四，逛火神庙，购双凤镜一，价五元。”

“二月十八日星期一，早往逛琉璃厂古玩店。购戈一、豆盖一、镜一、敦一，价一百五十元；壶盖一，十元。盖经火厄之周器也，自谓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者。又购铜洗一，十四元；铜鼎一，七十元，腹外有刻字二，而估人不知乃战国器。”

“四月四日下午一时进城。在李铭三家购得鼎二，一为祖王作，一为父丁作；一觶。凡三器价一百六十元。”

“四月十六日，在尊古购壶一，并带钩一，价四十元：提梁卣一，价八十圆。”

“五月六日七时回家。下午一时后进城。在英古斋为学校购神人镜一。五月七日日星期二

为学校购汉保子宜孙洗一。在大古山房购周剑一。自购镜一，十二圆；壶一，四十圆：敦一，一百元”

容庚也把自己之前购买的部分青铜器转归学校购买，可见容庚并没把自己收藏作为首要目的，而是把研究作为首要目的。只要有实物研究，在自己手上和在研究院是一样的，同样能达到研究目的：

“一月二十五日午，式古斋送永光五年鼎及所拓镜铭来，将物价一百二十一元与之。前在虹光阁所购铜镜、带钩等，二十五元，归学校购买。”

“三月二日星期六，结算代学校购买古物账。凡四百九十五元，除来三百五十元，尚欠一百四十五元。此数由国学研究所预定《彝器图录》款挪用。”

1930年及1931年，继续为自己及研究所购置青铜器：

1930年：

“一月十六日星期四，在雅文斋购铜一，乃破补者。余初不知，携归洗擦始知。”

1931年：

“二月一日星期日，到式古斋会商锡永（注：即商承祚），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二十五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百五十元；寿万年镜一，价二十五元；又唐镜一，价五元；穿带印二，价二元。还旧欠轴头一，一元；矛一，二元。共壹百八十五元。”

“二月七日星期六晴，到琉璃厂，在尊古斋购得明宣德铜佛一尊，价四十元。在虹光阁购敦一、鼎一、觶一，价四百六十元。鼎、敦交式古敷字。为岭南大学博物馆购古铜镜十余面，价百余元。彼汇来百二十元，除一成五手续费，得百○四元，为选存十二面，正合此数。付雅文斋铜鼎二十五元。”

“二月十四日，星期六阴晚雪。到尊古斋购铜佛

一，有明宣德、正德两年款。购铜鼎一，色黑，漆花纹，与克鼎、史颂鼎同。共百二十元（佛价四十元、鼎价八十元），未收。”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晴，在尊古斋购一洗，价百三十元，形类晋公盦，星虺花纹。”

“三月十四日，往式古斋会商锡永，购铜器四件，价七百六十元，盖欲为学校留也。在尊古见姑亘母作宝小，彼要百六十元，还百二十元，带归把玩。”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容庚购买青铜器的数量及频率都大幅减少，其主要工作为写讲义，授课，写作为主。但期间也有不少收获。

1931年：

容庚购藏铜器，还有一段真实的“破镜重圆”故事。1931年，容庚在古玩摊上发现汉代青铜残杯半只，有铭“丞不败利”四字，思索良久不解其意，但残杯造型别致，纹饰精美，于是买下，搁在几案上观赏。数月后容庚再逛琉璃厂，跨进一家古玩店铺，发觉橱柜中摆着的一只青铜残杯眼熟，拿起细看，发现上有铭文“厚世”二字。他忆起家中残器所铭“丞不败利”，组串起来，正”是“丞不败，利厚（后）世”，意即“为人臣者能得到王的信任和百姓爱戴，便可荫被后代”。容庚不露声色购下此残杯，回家与另一半正好合成一完整汉代青铜杯。此杯能得“重圆”实属天作之合。

1932年：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在雅文得一中競父簋及一西瓜鼎，两耳有字，价二百元，廉甚。”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早往大泉山房说定铜器三件，二鼎、一彝，及前所取破彝碗，价九百元，先付支票五百元。”

1933年：

“二月四日星期六，在云松阁购小弩机一，上有“閣”字，与古币同，价三元，未付。”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早往琉璃厂。以象足黛易事父黛。因前与尊古说好象足黛时，我以为是百二十元，彼以为是百六十元，现易事父黛，仍价百六十元，花纹、文字、色泽皆较佳，惟象足黛形制别致耳！”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在延古斋购一斝，价三百元。”

容庚除了购买青铜器之外，也把自己购买的青铜器卖出，其中也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卖给自己的同事。

“1929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早往大泉山房看造象。锡永之来，盖专为此。购铜镜二，价二十元；匋尊一，价五元，腹内有“作尊”二字。与商、关二人乘十二时汽车回家。售易兒鼎与商（注：指商承祚），价一百六十元；匋尊照原价索让去；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注：指关报），价一百元。”

第二种，卖给自己的朋友。

“1933年一月十日星期六晴。君美欲购余所藏鼎二、且丁敦一、素觚一，价肆佰伍拾元。除扣且丁小鼎价百三十元，尚欠三百二十元，分六月、十二月以前两期交价。即此作定。”

第三种，买到假货，转而卖给了外国古董商。

商承祚是容庚的同事兼朋友，他提过容庚的一件趣事：

“我与希白（注：指容庚）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器物的真伪。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辩伪鉴别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估人之欺，经过不断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并不固执已见，此亦希白优点之所在。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在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过了半月，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把那件古董卖了。’我问他卖给谁？答：‘卖给美国的福开森。’我为之莞尔。”

第四种，为了买到好的藏品而将手上的藏品卖出。

曾有人向容庚出售有34字铭文的孙叔大簋，而这恰好是他搜寻十年而未得的簋之有铭者。贾者索价颇高，容庚便拆卖了觚觶二件，以330元购得此器。容庚曾说：“嗣是厂肆时有游踪，力所能购，间取一二，金有不足，或舍旧而谋新。”

2、著录《颂斋吉金图录》

1933年，容庚在收购青铜器的同时，已开始为后续的铜器研究做准备，并开始写《颂斋吉金图录》

1933年：

“二月十一日星期六，八时进城，在尊古斋得铜铎一，价廿元。将所有铜器交铸新照相，交古光阁拓铭。交铜器八纸与李方禹制版。”

“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作《颂斋吉金图录说》。”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早授课。下午作《颂斋吉金考释》。”

“三月二日星期四，早授课。写《颂斋吉金图释》九页。”

“三月三日星期五，一时李方禹来，付印费三十元，三十二页铜器皆印毕清理印本，出五份。”

“三月四日星期六，写《颂斋吉金图释》七页。”

“四月十九日星期三，补作《颂斋吉金图录考释》。”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颂斋吉金图录》序已作毕。”

《颂斋吉金图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版，解说部分石印，照片为珂罗版印，唐兰序，容庚自序。此书共收容庚自藏三十九器，附考释于后，考释中每器都附有纹饰及铭文的拓本。容庚自谓“昔人著书，重视文字而忽略花纹，摹拓花纹与文字并列，自此书始”。三十六器中有二十九器有铭文，其编次大致按照商周秦汉器、兵器、后世杂器排列，其中商周器类编次如下：鼎、鬲、簋、盆、尊、觶、罐、爵、饶、铎、铃、鑾、孟、杯、熨斗、六朝灶，然后为兵器五件，两件周器，三件汉器，一件六朝器。最后为杂器：汉代漏壶和宋代鸡彝。

考释文字包括铭文释文、尺寸、铭文词句解释、器类定名之由、出土地点、购买时间地点，今藏何处等信息。其中尺寸仍然以建初尺为标准。容庚这些器物均购自北京古董店，他尽可能地记录了这些铜器的出土地点，并且有意识的将铜器的购买地点和是否售予他人信息记录下来，颇有参考价值。

3、著录《善斋彝器图录》

期间，容庚有想法帮刘体智（晦之）重编其收藏的青铜器，请求以照片影印方式出版刘体智所藏铜器影像，为后续1936年出版《善斋彝器图录》做准备。

1931年8月，容庚趁学校放署假之机，与徐中舒前往上海访刘体智，途经南京时，他们又约时在金陵大学任职的商承祚同行。他们在刘体智上海家中，见到琳琅满目的字画古籍和青铜彝器，真有目不暇接之感。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写道：“晤谈如故交，（善斋）尽出所鼎彝四五百事供摄影，兼旬而毕，复赠全形拓本三百余纸，整装归来，不啻童贫儿暴富矣。”

由于当时刘氏的藏品已有一些转易他人，加之时间紧追，容庚等人只摄得404件青铜器的照片。容庚本拟日后再行拍摄，但一二八事变之后，刘氏迁居，青铜器分藏若干住处，查检不易，未能摄得更多青铜器照片，令容庚的出版计划一再延迟。

1932年，容庚想通过研究所出版该书，但未成功。

“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早九时往学校，与洪煨莲谈研究所事。余所编之《殷契下辞》印费三千元，已由美出版委员会核准，《善斋彝器图录》缓议。”

因此，容庚在1935年决定自己出版《善斋彝器图录》。

“七月九日星期二，季宝铭来，取善斋照片去。清理善斋吉金照片、拓片付印。”

“七月十七日星期三，早清理善斋拓本付印。”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清理《善斋彝器》付印”

1936年该书出版。

“四月二日星期四，校《善斋彝器图》稿毕，付印。”

“五月十九日星期二，《善斋彝器图》出版。”

该书选取了404件青铜器中的175件，附照片和铭文，并加上容庚对器物及铭文的简要阐释说明。分三册，图版1-19为乐器，20-167为祭器，168-173为量器，174和175为宋元时期器物。

1937年春，容庚得师旅鼎、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此时，容庚记起那把越王剑，对于省吾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省吾对越王剑爱不释手，归还越王剑，其斋名不复存。但师旅鼎诱惑实在太大，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过再三考虑，他将越王剑易得师鼎。

该“师旅鼎”记录在《善斋彝器图录》31中，但在《颂斋吉金续录》中已无记录（作此书时已交换给于省吾），而记录了越王剑（《颂续》129），并在考释中将越王剑失而复得的经历也记录了进去。1956年，容庚将此剑捐给广州博物馆。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4、著录《颂斋吉金续录》

1936年开始，容庚逐步卖出自己所藏铜器。因此时刘体智经济条件转为恶劣，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售所藏文物。而容庚通过出版《善斋彝器图录》，深知刘体智所藏青铜器的精妙，因此想设法购买刘体智欲卖出的青铜器作为研究。而购买金额较大，因此容庚将自己所收藏的青铜器卖出（包括了《颂斋吉金图录》里的所有藏品），前后购买了刘体智释出的数十件青铜器。同时，也在市面上继续购买青铜器，为编写《颂斋吉金续录》作准备。

由此可见，容庚对待藏品的态度，并不是想藏古，而主要目的是传古。研究目的达到了，藏品也就可以释出，从而获取充足的资金购买其他有价值的青铜器作为下一批研究对象。从这点来看，容庚与他的恩师罗振玉非常相像。

1936年，将自己在《颂斋吉金图录》中所藏器出售，代寄南京博物院（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1933年成立筹备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主其事），容庚想把自己的藏品委托古董商卖给南京博物院。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八时携颂斋藏器三十二件至雅文斋，嘱代寄南京博物馆。在雅文购一甑、一鬲，价六百元。”

最终，《颂斋吉金图录》里的所有藏品均卖出，并且全部是卖给了“公家”。（据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描述，图版1的器物400元卖给了北平国立图书馆，图版5的器物100元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器物均卖给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卖价绝大多数（十之有九）为当时的买入价。）

接着陆续与刘体智联系，不断购买其释出的青铜器：

“十月十八日星期日，刘晦之信来，即复。购曾大保盘、叔枣父彝、侃勺二，共四器。”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刘晦之寄师旅鼎来,佳甚。”

“十一月四日星期三，裘子元汇颂斋古物款八百六十三元六△六分来，合前共收二千元。尚欠二千元。”

“十一月六日星期五，刘晦之寄曾大保盆、侃勺二、叔枣父尊四器来。叔枣父尊后仿，退还。”

期间，也继续通过古董商购买青铜器：

“十二月五日星期六，早进城，至铭珍斋。史颂黛减收五百元，遂以壹千元得之。”

1937年，与同事兼朋友于省吾一起，大批量的购买刘体智藏品，同时也和于省吾互换藏品：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与于思泊（注：即于省吾）以师旅小鼎易八百元及戊王剑、林纤《独秀斋图》、骨条十二根、小铜锛、小玉圈、一刀契、刀癸。”

注：关于戊王剑：

1931年秋，容庚在著名古玩店式古斋购得一柄古剑。此剑长55厘米（身长44.3厘米，茎长10.7厘来），容庚描述“色作水银古，上有绿锈，锋锷廉利，犹可杀人”。剑格倒凹形字，圆茎，茎上有两箍，圆首。有鸟书错金铭文在剑格上，两面共有8个字，其中左右各作“王戊”二字。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虽历经2000多年，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切割物品，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时技术分高明。初得此剑，容庚将铭文“王戊”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卿王戊”，对它并未真正重视。1932年，此剑被另一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先生易去。后来，容庚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周汉遗宝》一书中见到“戊王矛”，才明白此剑中的“王戊”二字应倒读为“戊王”，即为“越王剑”。容庚后悔不该易与于省吾。

该“师旅鼎”记录在《善斋彝器图录》31中，但在《颂斋吉金续录》中已无记录（作此书时已交换给于省吾），而记录了越王剑（《颂续》129，并在考释中将越王剑失而复得的经历也记录了进去。1956年，容庚将此剑捐给广州博物馆。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1937年，容庚与于省吾一直在联系购买刘体智藏品。

“三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于思泊（注：即于省吾）来，谈商购善斋彝器事。于取方形铜器去，价一百五十元。”

“三月三十日星期二，于思泊来商购刘氏铜器事。”

“二月二十七日，汇刘晦之铜器价洋二百元”

“四月一日星期四，三弟来。九时同进城，访于思泊，定明日往沪商刘氏铜器事”

“四月七日星期三，早访刘晦之，观所藏画影片。”

“五月十日星期一，下午于思泊来，商购刘晦之铜器事。五月十一日星期二，汇刘氏铜器款一万元，于出九千元，余出一千元。”

“六月十二日八时进城，访于思泊。余所得刘家二十件铜器以五千元让与他，取其所藏吴渔山《湖山春晓》图。”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九时汇通公司通知刘晦之铜器七箱已运到，进城提取。与于思泊分铜器，我分得九十二件。”

六月三十日星期三，至于思泊家，购于思泊铜器一千五百元”

137年冬，开始清理铜器，并照相，开始编写《颂斋吉金续录》，并继续购买铜器（资金不足，也卖）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洗剔铜器。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携铜器进城照相。”

“十二月二日星期四，编《颂斋吉金续录》。”

最终，在1938年7月9日，《颂斋吉金续录》出版：

“七月九日星期六，《颂斋吉金续录》出版，定价二十一元。”

《颂斋吉金续录》包括了原属刘体智的75件青铜器，有铜器细部特写，测量资料，释文和说明。图版1-103为祭器，104-122为乐器，123-125车马器，126-129兵器，130-134为杂器，最后3件为晚期佛像。

对比《善斋彝器图录》及《颂斋吉金续录》中的75件原刘体智藏品，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同时出现在两本书里的青铜器只有个别的几件，例如曾大保铜盆、毕铙、任簋、嬴霝德铜簋盖、孟辛父鬲等。由此可以看出，容庚收藏刘体智的旧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之前在《善斋彝器图录》中已经研究过的青铜器，容庚并未购买，而是专门购买未曾在《善斋彝器图录》中著录过的青铜器。而上述几件例外也是因为之前的研究不够深入，需要再上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例如“曾大保盆”。由于容庚想继续研究其铭文，所以特意购入了此器（注，据刘体智后人捐赠的“善斋列单青铜器定价草目”中记载了“曾大保盆”最初拟授予中央博物院，但最终转归容庚。）果然，在《颂斋吉金续录》中，容庚对其铭文的考释更加深入，原在《善斋彝器图录》中未考的一个铭文（用口代替），已经在《颂斋吉金续录》考订为“亟”。

例如“毕铙”。《善斋彝器图录》中收录了器物图像及铭文拓，且器物未经除锈，表面花纹漫漶不清；但在《颂斋吉金续录》中，器物明显是经过了“熟坑”处理，花纹清晰，于是书中增加了器物花纹的拓片。从此物的操作上，能看出容庚对器物花纹的重视。也正是从容庚开始，青铜器花纹的研究及著录逐渐成为了一种规范。“孟辛父铜鬲”也是如此，原器物花纹不清晰，在《善斋彝器图录》中未记录花纹，经过了除锈处理后，在《颂斋吉金续录》中增加了清晰的花纹拓片。

又例如“任簋”。两书中收录的器物图像无大变化，表明器物表面都未专门做过清理，但从铭文拓片来看，《善斋彝器图录》中的五字铭文“作任氏从簋”中的“任”字左下角及“簋”字右下角有锈，影响了铭文的识别；而在《颂斋吉金续录》中，这两字已经经过了除锈处理，整个字体已经清晰可见了。“嬴霝德铜簋盖”的铭文也是如此，《善斋彝器图录》中的六字铭文十分漫漶，而《颂斋吉金续录》中的六字铭文已经清理得非常清晰了。

《颂斋吉金续录》中的青铜器，一部分在成书后卖出了（其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有叙述），一部分后来捐赠给了广州博物馆，还有一些去向不明。）

容庚1946年离开北平南下，1952年任职中山大学教授后，他的兴趣转向书画，开始收藏书画并临摹古画，很少收青铜器，最重要的一件是“陈侯午敦”。

在《颂斋书画小记》中称：“回粤三年，仅得一‘陈侯午敦’”。齐桓公田午又称陈侯午。传世陈侯午敦原有两件，第一件为热河故宫所藏，容庚曾编入《武英殿彝器图录》。器呈半圆形，以两环上作兽首在旁为耳，三只兽为足，器口内没有内缘，可能无盖，铭文有8行36字。第二件原为海丰吴氏所藏，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著录。器呈球体状，盖器各以三环为足，器以两环为耳，铭文与上器相同。容庚所得为第三件，乾隆年间同坑所出，形制与《十二家吉金图录》所著录者相同而失盖。铭文在器内，共8行38字。陈侯午三敦色泽相同，唯前两器铸于十四年（前672），而第三器铸于十年（前676），所以容康至为珍惜。

5、青铜器藏品的流向

当年罗振玉欲散去旧藏，希望容庚代表燕京大学选购部分古物及图书，罗在致容庚信函中反复强调“意归之私人，不如归公共阅览也。”容庚的青铜器藏品正如罗振玉所说，基本都归于国内公藏机构。

在他为了购置刘体智的青铜彝器而将自己收录在《颂斋吉金图录》的藏品卖出时，十之有九归于中央研究院。在出版了《颂斋吉金续录》后，也希望自己的藏品归于公家。在其写给刘体智的一封信中，他说：

“人不能无癖，癖及身而止耳，故又贵聚而能散。弟与左右较，其癖其识，差足比肩；若以力言，则丘垤之于泰山，不如远甚。以彝器托估人之可得善价，左右言之，弟亦知之；不以托估人而托弟，此鲍叔之不可及也。弟既得之后，虽有一部分须出脱，然必为同好而非估人。拙著《颂斋吉金图录》所收，十九归于中央研究院；此次续录成，仍冀归之公家也。”

容庚知道把藏品卖给古董商更赚钱，但他认为更应“归于同好而非估人”，“归之于公家”是最好的选择。

返粤后，容庚也开始为其藏品安排出路。他曾对人说：“数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余资尽以购买书籍字画器物，这样做的目的，一供学术研究之用，二可使国家文物减少外流，今老了我将献于国家，以酬夙愿。”

容庚藏品中，最早散去的就是青铜彝器。早在1956年，他分两次性向广州博物馆捐出铜器95（套），包括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4件（这95件中有32件为刘体智旧藏）。其中就包括“越王剑”，此为广州博物馆镇馆之宝。而同时著录在《善斋彝器图录》及《颂斋吉金续录》中的“曾大保盘”也在此次捐赠物品中，成为了广州博物馆的一级文物。广州博物馆所藏的青铜器，大部分为容庚所捐，并且大部分是在《颂斋吉金续录》里有所著述的。

容庚另外向华南师范学院捐赠了一批青铜器，用于该校教学，其中包括著名的十年陈侯午敦（据查，为容庚于1949年受华南师范学院委托在岭南购买）。

容庚前后共将其收藏的150余件古铜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青铜器包括“栾书缶”等一级文物。

注：关于栾书缶

1942年，容庚从估人倪玉书处购得栾书缶，花费3000多元，是容庚一生所藏最珍贵的古铜器。

栾书缶系春秋晚期晋国器。通高48.5厘米，口径16.5厘米，此缶是祭祀祖先时盛酒容器。有盖，盖上有四环形钮，直口，平沿，长颈，广肩，鼓腹平底。器腹置对称四环形耳，器表漆黑光亮，颈和肩部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铭文线条柔韧婉转，内容记载晋大夫栾书伐郑、败楚的功绩。

器盖内有铭文2行8字，腹与颈部有铭文5行40字，皆为错金。此缶造型古朴，是目前所见最早错金铭文铜器。

栾书缶

七、交流频繁：HAN组群体内部的青铜器交流情况

要研究藏家互相交流的情况，就必须要有相关的藏品流向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则必须从相关著述中获取。

记录着藏家流传散布信息的书籍主要有以下这些：

1、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简称《美集录》）

该书是作者亲历到美国各大博物馆逐个上手并拍照，或联系各大博物馆寄送馆藏青铜器照片，并深入了解美国私人收藏，古董商手里的铜器，列出845件青铜器的图片，铭文，尺寸，重量，出土地，流传过程，著录情况，当时所在等情况一一列明，并对同一出土地、相同铭文、同一家族或制作者的青铜器列出清单逐一介绍。

2、容庚《海外吉金图录》

此书是容庚当时（1935年）查找了日本的七种铜器图录，从中收录了158件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其中收录《支那古铜器集》1件；《泉屋清赏彝器部》101件；《陈氏旧藏十钟》10件；《泉屋清赏续编》13件；《白鹤帖》5件；《周汉遗宝》16件；《支那工艺图鉴金工编》12件。包括了照片，铭文，尺寸，重量，流传经过等，确实是了解日本所藏中国青铜器的好材料。

3、容庚《颂斋吉金图录》及《颂斋吉金续录》

这两本书在前文介绍容庚时已做过介绍，不再赘述。

4、容庚为刘体智藏品所作的《善斋彝器图录》

前面在介绍容庚及刘体智时也有详细介绍。

5、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

里面有不少欧洲所藏青铜器，但没有涉及流传经历等信息，但有不少相关出土地的参考信息。

6、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

该书收集了苏富比及佳士得两家拍行自创建以来到二十世纪末的全部档案资料，选取了350件有铭文的先秦青铜器，记录了照片，铭文，尺寸，流传经历，时代，著录以及拍卖时间，其中的流传经历及著录能让我们看到这些器物的流传经历及相关的著录情况。

7、2000年后的青铜器拍卖信息。

2000年至今的拍卖信息，目前没看到有相关的资料整理，笔者只是知道一些零散的信息，例如：

（1）2001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皿方罍器身以924.6万美元拍出，2014年纽约佳士得春拍又出现。收藏有皿方罍盖的湖南省博物馆经与纽约佳士得协商后，佳士得撤下皿方罍的拍卖，回归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2）香港何安达收藏的120多件青铜器曾在2010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创纪录的价格拍卖。

（3）2012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中，有34件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拍。其中的陈侯壶曾为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引用，也出现在卢芹斋1924年出版的图录里。

（4）2013年9月中旬纽约苏富比秋拍中，有一个朱利安·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t）收藏青铜器专场，共11件青铜器，大部分为上海金才记古玩店卖给希腊人阿基洛珀，后经蓝理捷（J·J·Lally）所属拍卖公司收购后转给艾伯哈特的。拍品全部拍出，拍卖总价近1500万美元。其中有潘祖荫旧藏的母辛鼎，吴式芬及潘祖荫递藏的作册瞏卣等。

（5）2014年苏富比春拍中，有一批有铭青铜器原来为清末名士吴大澂，张廷济，刘体智的收藏，其后辗转到日本，为私家收藏。

（6）2017年纽约佳士得春拍，拍出大阪藤田美术馆藏4件青铜器（方尊，方彝，甑，觥），价格近9亿人民币。

从以上著录中，笔者归纳了一下HAN组内部青铜器交流的情况如下表。

（注：A开头的为《美集录》中的编号；J开头的为《海外吉金图录》中的编号；S开头表示《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中属于苏富比拍卖，后面的数字为书中编号；C开头表示《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中属于佳士得拍卖，后面的数字为书中编号。下同。）

表一：HAN组内部青铜器流通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HAN组收藏家之间的青铜器交往是非常频繁的。同时代的收藏家彼此就经常通信互通有无，互相赠送青铜器拓片以资研究（陈介祺就经常给同好寄送拓片），互相点评或考释对方的收藏，将对方的青铜器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收录了其他九位藏家的藏品），或者帮助对方研究（例如吴大澂和王懿荣对潘祖荫的帮助），甚至帮助对方出书（容庚为刘体智出版《善斋彝器图录》）等。通过这些交往，彼此对对方所藏青铜器都非常了解，其中也必定有自己心仪的藏品。当对方藏品主动出售，或者被动流落市场之时，就会全部或部分购入，一方面避免流失，一方面也充实了自身的收藏。

来源：戎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