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忽然。天色青灰，远处的雷声闷在云层里，像是谁摇晃着一袋陈年的谷子。

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忽然。天色青灰，远处的雷声闷在云层里，像是谁摇晃着一袋陈年的谷子。

那天老槐树被推土机拦腰截断时，我正在镇上帮表哥卸货。等赶回村口，只剩下一地的枝桠和木屑。村里的人散了一圈又聚了一圈，像夏天被风吹散又糅合的蒲公英。

槐树已经老了，盘根错节，拦了新修的水泥路。乡里出了钱，村支书签了字，一切都按程序来。只是没人告诉我爷爷。

“咋不跟老刘头打个招呼呢？”二婶拿塑料袋罩住头顶，拍了拍我的肩膀。

爷爷养了一辈子蜜蜂，那棵槐树是他的”老伙计”。

我背着爷爷的雨衣往家跑，鞋底和水泥地相撞，噼啪作响。

爷爷站在院子中央，雨水顺着他瘦削的脸庞往下淌。他不说话，只是拿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锹，双手握得很紧。

“爷，下雨了，先进屋。”

他好像没听见，径直朝门外走。我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雨水打湿了我的眼睛，前方爷爷的背影忽远忽近。

老槐树的残桩旁边，村民们撑着伞议论纷纷。“老刘来了”，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爷爷径直走到树桩前，摸了摸凹凸不平的断面，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年轮的纹路，像在读一本古老的书。

“六十四道，”爷爷突然开口，“比我还大三岁。”

雨越下越大。

“回吧，老刘。”村支书递过来一把伞，“明儿来了推土机把根也挖了，这地方要修公交站。上面规划好的，你也别…”

爷爷没接那把伞，只是用锹杵着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说：“我等着。”

那天晚上，爷爷没回家。我打着手电去找，看见他就坐在树桩旁边的石凳上，雨停了，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像个害羞的姑娘。

“爷，回家睡吧。”

“你回去，我守着。”

我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00:47。

“爷，明天还要干活呢，身体要紧。”

他摆摆手，从兜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摸了半天没找到火机。我走过去蹲下身，从裤兜里掏出火机给他点上。蓝色的火苗在黑夜里晃了两下，他深吸一口，烟头的火光明明灭灭。

“你爷年轻时候啊，”他突然开口，“在这树底下乘过凉，谈过对象，躲过狗，打过架，哭过鼻子…”他的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

我安静地听着，手里的手电光晃来晃去，照出一圈又一圈的光晕。

“你爸结婚那天，喝多了非要爬这树摘槐花，结果摔下来，压坏了邻居家的白菜。”爷爷笑了起来，那笑声在夜里显得特别清脆。

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爷爷的记忆像是一本翻不完的旧书，每一页都泛黄卷角。

“去吧，”他把烟头掐灭在鞋底，“爷爷没事。”

我放下雨衣和保温杯，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看见爷爷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孤单。

第二天，爷爷没回家吃早饭。我提着粥和馒头去找他，远远就看见他坐在原地，姿势几乎没变，只是脚边多了七八个烟头。

“爷，吃点东西。”

他摇摇头，目光一直盯着树桩。

推土机八点多到的。司机跳下车，点了根烟，习惯性地朝手心哈了口气，虽然已经是夏天了。

“老人家，让一让。”

爷爷像没听见一样。

村支书走过来劝：“老刘啊，这是上面定的，咱不能耽误工程进度啊。”

爷爷还是不动。

“老刘，”支书压低了声音，“树是死物，人是活的，你这又是何苦呢？”

“这不是死物，”爷爷突然抬头，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这是记忆。”

支书叹了口气，招呼几个年轻人：“把老刘扶回家。”

两个小伙子上前，刚碰到爷爷的胳膊，他就大声喊起来：“别动我！这树底下有东西！”

大家都愣住了。

“什么东西？”支书皱起眉头。

爷爷不说话，只是用锹开始挖土。起初大家都以为他是在拖延时间，但看他挖得那么认真，渐渐地也没人去拦了。

我走上前：“爷，我来帮你。”

爷爷没拦我，只是指了指旁边一块地方：“这边，全都挖开。”

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村民聚过来。有人递水，有人拿来了锄头铁铲。太阳升得老高，照在每个人汗津津的脸上。

“老刘疯了吧？”有人小声议论。

“他一辈子明明白白的人，怎么会…”

“听说前几天摔了一跤，莫不是脑子摔坏了？”

我充耳不闻，只顾着挖土。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挖起土来又快又稳，好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当年这树下面，”爷爷一边挖一边说，“埋了一个木箱。”

“什么木箱啊？”有人问。

爷爷不答话，只是挥铲的力道更大了。

我们挖了将近两小时，挖出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却什么也没发现。人群开始散了，有人摇着头走开，嘴里念叨着”果然是老糊涂了”。

就在这时，我的铲子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一声闷响。

“爷！这儿有东西！”

爷爷立刻丢下铲子，跪在地上用手刨土。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也加入进来，很快，一个方形的轮廓显露出来。

那是一个黑漆木箱，漆面已经剥落大半，露出里面的原木色。箱子不大，也就鞋盒大小，但很沉。

爷爷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出来，像是捧着一件珍宝。此时村里的人又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打开看看！”有人喊。

爷爷用袖子擦去箱子上的泥土，露出一个简陋的铁锁。锁已经锈迹斑斑，轻轻一掰就断了。

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张，最上面是一本军人证，边角已经卷曲变形。爷爷轻轻取出来，打开第一页——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军人的面孔，英气逼人。

“这是…”村支书凑近看了一眼，惊讶道，“这不是老罗头吗？”

爷爷点点头：“罗长海，我们村的第一个解放军。”

大家都知道罗长海。他是村里最早参军的年轻人，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村口立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但随着岁月流逝，早已无人问津。

爷爷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叠信件，黄纸黑字，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

“这是罗长海从前线寄回来的信，”爷爷的声音有些颤抖，“最后一封是他牺牲前三天写的。”

我接过信，小心翼翼地展开。纸张已经脆得像秋天的落叶，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亲爱的父母和乡亲们： 今日雪大，战事紧急，恐无暇多言。若有不测，请勿伤悲。我自愿参军，死得其所。只盼家乡建设越来越好，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我的工资全都寄回来了，请村里的老少爷们买些好吃的，过个好年…”

信的最后是一行潦草的字：“来日盼与槐树再叙。”

箱子底层还有一些照片，是罗长海和他的战友们的合影，还有一本发黄的日记本和一枚锈迹斑斑的勋章。

村民们一件一件传看着这些遗物，议论声渐渐小了下来，最后，全都沉默了。

“这些东西，是罗长海牺牲后，部队寄回来的。”爷爷直起腰，环顾四周，“当时他父母已经去世了，我和几个老伙计商量，就把这些东西装在箱子里，埋在了槐树下。因为罗长海生前最喜欢在这树下乘凉说话。”

“那…那怎么没人知道这事呢？”村支书问。

“知道的人都走了，”爷爷的声音很轻，“就剩我一个了。”

我看着爷爷，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这几天如此执着。这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一段被埋藏的记忆，一个约定，一份责任。

那天下午，推土机没有动工。村支书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宣布公交站点改到村东头空地上，村口这块地方将修建一个小广场，以纪念罗长海和其他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爷爷听完这个决定，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坐在树桩旁，对着箱子里的遗物喃喃自语：“对不起啊，老罗，我差点没守住咱们的约定。”

那天晚上，爷爷回家后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醒来后，他的精神好多了，还主动提出要带着罗长海的遗物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

一个月后，村口的小广场建好了。广场中央种了一排新的槐树苗，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罗长海和其他几位牺牲战士的名字。罗长海的遗物被装在一个玻璃柜里，放在村委会的荣誉室中。

开园那天，爷爷穿上了他珍藏多年的老式中山装，戴上了老花镜，给来参观的人讲述着那些尘封的往事。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爷爷精神矍铄的样子，忽然意识到，有些记忆不该被推土机碾平，有些故事需要被讲述，一遍又一遍。

那天阳光正好，微风拂过新栽的槐树苗，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述说着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承诺。

几个月后的秋天，我去县城打工。临行前，爷爷塞给我一个小布袋。

“这是啥？”我打开一看，是一把槐树种子。

“带着吧，”爷爷眯着眼笑，“到了外面，找个地方种下，等你老了，看着它长大，就像我看着你长大一样。”

我点点头，把布袋小心地放进了背包的内袋。

冬天的时候，我收到消息说村里那排新栽的槐树苗，都活了下来。爷爷每天早晚都去浇水，给它们围上了防寒的草绳。

“树活一张脸，人活一口气，”爷爷在电话里说，“咱得对得起地下的人啊。”

我隔着电话，仿佛看到爷爷坐在新槐树下，摸着粗糙的树皮，轻声说着往事。有些人已经远去，有些树已经倒下，但记忆，却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扎根、生长。

晚上做饭的时候，我往窗台上看了一眼——那里放着一个小花盆，一棵小小的槐树苗正在努力生长。窗外是陌生的城市灯火，而窗内，是一段带着土壤气息的乡愁。

五年后，我回到村里。村口的槐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下多了几张石桌石凳，老人们喜欢在那儿下棋聊天。广场扩建了，还修了一个小型博物馆，专门陈列革命先辈的事迹。

爷爷已经眼花了，但还是坚持每周去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故事仍然从那棵老槐树开始，讲到木箱，讲到信件，讲到那个约定。

“树可以再栽，人不能再来，”他总是这样结束他的故事，“但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没有真正离开。”

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胸前的口袋——那里装着一张照片，是县城我租住的小院里，那棵已经长到一人多高的槐树。在它旁边，我的女儿正咯咯笑着，伸手去够那些嫩绿的叶子。

有些记忆，会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就像我曾埋在土里的种子，终将长成挺拔的大树，见证下一个六十四年的故事。

当然，那是后话了。

来源：危境卫士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