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谓之曰“信息时代”的东西是否存在一种文化逻辑？是否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技术学（technologies）与技术（techniques）不仅仅提供工具，同时还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形成提供某种隐喻？在《控制》一书中，塞巴·富兰克林探讨了产生“信息经济”这

控制：作为文化逻辑的数字性

作者：塞巴·富兰克林

出版社：麻省理工出版社

出版日期：09/10/2015

语言：英文

Control：Digitality As Cultural Logic

Author: Seb Franklin

Publisher: MIT Press

Published Date: 09/10/2015

Language: English

我们谓之曰“信息时代”的东西是否存在一种文化逻辑？是否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技术学（technologies）与技术（techniques）不仅仅提供工具，同时还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形成提供某种隐喻？在《控制》一书中，塞巴·富兰克林探讨了产生“信息经济”这一概念而同时又遮蔽了这一概念对物质社会空间造成的有害影响的知识条件。在探究过程中，富兰克林追溯了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于19世纪出现的信息、劳力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中叶机算（computational）隐喻的扩散；以及某些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中的信息原则的出现。

作者参考、运用了批判理论、媒体理论以及科学史，并将“控制”视为奠定后期资本主义的“知识型”（episteme）。数字性的功能运作超出任何具体的设备或成套的由技术媒介化而来的实践，并且它正是在这种知识型当中起作用，奠定了被重塑的劳动力、主体性、集体性的概念，以及剧烈化的排斥与剥夺的旧有模式的逻辑基础。本书锁定这一至今无所不在的逻辑模式，对“控制”的文化痕迹展开了多方位的追踪，跨越多样的目标与实践，从控制论到经济理论与管理风格，从语言的概念与主体性到文字文本、电影与电动游戏。

节选

控制

在解开控制、数字性与资本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前，我们须回到一小部头著述上，因为前面几页内容里没有提及，所以在这里可能会比较显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与九十年代早期，吉尔·德勒兹（Gille Deleuze ）开始记述一个被他称作“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y）的特定历史时期。“控制社会”这一概念，尽管可以追溯到《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与《电影2》（Cinema 2）中倡导的一些观点，其实要等到德勒兹在1986年讨论米歇尔·福柯的书中最后几页才集中进行了论述，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则依次出现在“电影中产生的一个观点”（Having an Idea in Cinema）（正式发表于1990年，但在早前1987年的某次演讲中曾经面世）、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之间的一场讨论（1990年以“控制与发生”[Control and Becoming]为题发表）以及同年发表的题为“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y）的小品文。在德勒兹看来，控制这一概念描述了继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所考察的制度——工厂、监狱、医院、学校与家庭——后出现的“自由流动”（free floating）的制度模式开始瓦解。虽然德勒兹针对控制的许多特点与症状作了定位与分条列举，他并未继续深究其历史性，仅简单地暗示了其隐含的逻辑。尽管如此，他对这一概念的简洁阐释将一些产生于跨越数个更加宽泛的时期划分的理论的特点（包括在本书的导论部分罗列出来的一些理论）兼收并畜，并暗示了后续理论的知识型基础。同样地，它也为本书此处发展的进一步扩展的控制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论述的第二条理由出发，明显可以看到，在德勒兹的理论中，控制的知识型特点根植于本书导论部分提到的科技与知识的交汇处。德勒兹非常清楚，对于他所引用到的物质技术，比如“计算机”、“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卡片”，控制的概念尽管毫无疑问与机器交织在一起，但造就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经济逻辑与实践，并加固了现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特色化的不公平的负担。当德勒兹在“控制与发生”中观察到“控制论机器”和计算机一样都是控制的象征时，这一更广阔的意义得到了凸显。本书第二章将讨论，控制论在交叉学科领域的逻辑为控制提供了一种原则性的逻辑的根据，而个体人类或动物、大脑、一个社会群体或一群这样的群体、一种连锁市场的复合体以及一个战场，都可当作自我调节机器一样来理解与分析，就像计算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德勒兹来说，我们不能说计算机技术（与其它任何类型的机器一样）决定了在控制承保下的社会条件。相反，这样的机器“表达能够生产并利用它们的社会标准”。抑或，如德勒兹与奈格里的对话中所言：“机器并不解释任何东西，你要分析集体性的装置，对于这个装置，机器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部件。”

对于这些机器，尽管德勒兹在关于控制的概念中已经明显涉及，但我们仍可以理解一些理论家沿着技术这条线进一步发展德勒兹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量化分期的研究（periodization）。当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与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将权利描述为“如今正通过机器直接组织大脑（出现于交流系统、信息网络等）和身体（出现于福利系统、监视活动等）来练习”时，尽管延伸到了劳动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但仍然是在用一般的技术术语讨论控制社会。亚力山大·R·盖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在《协议：去中心化后控制是如何存在的》（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中沿用了德勒兹的断言，即“计算机是控制技术的象征”，指出一个在物质层面上更严酷的朝向控制的机械主义的进一步行动，其目标是“通过其间原生的控制计算机技术来将第三历史潮（third historical wave）具体化”，具体指向互联网的技术基质，以及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与生物政治之间的关系。文化与媒体研究学者Wendy Hui Kyong Chun在其著作《控制与自由：光纤时代的权力与妄想症》（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s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中，对德勒兹进行了赞同的批判，形容他的分析“无可争议是患了妄想症的”，因为其方法看起来高估了机算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模式的技术模式，并因此而不经意间落入控制的“目标”之下怀。这些将控制描述为一套由技术媒介化而形成的关系，对他们丰富和具体化德勒兹的轮廓式描述起到重要作用，而本书的一部分工作也是建立在他们的方法及洞见之上……

关于作者

塞巴·富兰克林（Seb Franklin）现任伦敦国王学院英文系当代文学讲师。

参考：https://mitpress.mit.edu/books/control

本文转自 | CAC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