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个80后，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建材店，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今年春节前，我接到村里打来的电话，说老宅子那片要拆迁了，让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
我是个80后，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建材店，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今年春节前，我接到村里打来的电话，说老宅子那片要拆迁了，让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
爷爷的老宅子已经空了十多年，自从爷爷去世后，父亲就再也不愿意回去住，只在清明时节回去看看。那栋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夏天乘凉、冬天烤火的地方，也是爷爷给我讲故事的地方。
“回去看看吧，”母亲拿着扫帚扒拉着院子里的落叶，“你爸这两天心情不好，你劝劝他。”
父亲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已经两天没翻页了。他的眼神有些涣散，仿佛回到了某个遥远的过去。
“拿着，”母亲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保温杯和几个橘子，“晚上回来吃饭。”
我点点头，推着父亲的电动三轮，驶向十公里外的老家。
路上，父亲一直沉默着。电动三轮载着我们穿过几个村庄，沿途的杨树林被初春的风吹得沙沙作响。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带我去赶集，也是走这条路，不过那时是推着自行车，车篮里放着要卖的鸡蛋。
“爸，”我打破沉默，“您是不是舍不得老房子？”
父亲摇摇头，又点点头。
“是舍不得，但也不全是因为房子，”他的声音有些哑，“有些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
刚想问他什么事，三轮车轰的一声熄火了。我们只好推着车，走过最后一段泥泞的小路，才到达老宅。
老宅子比我想象的要破败。门前的石狮子只剩下一个，另一个不知去向；爷爷生前种的那棵石榴树倒是还在，但已经很久没人修剪，枝桠杂乱地伸向四面八方。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有邻居家临时存放的草垛，还有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
父亲站在门口，迟迟不肯进去。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摇摇头，“就是想起了一些事。”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把已经有些锈迹的大锁。
屋里的陈设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八仙桌，太师椅，墙上挂着爷爷的老照片，照片旁边是一幅用玻璃框裱起来的奖状。我拿起一块抹布，想擦去桌上的灰尘，却发现抹布本身也已经积满了灰。
父亲站在堂屋中央，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右边的偏房门口。
“你记得你爷爷经常不让你进那间屋子吗？”他突然问。
我点点头。小时候，爷爷总说那是”杂物间”，里面堆满了没用的东西，不让我们进去玩。每次我好奇地想推门看看，都会被爷爷拦住。
“其实，那里面有个地窖，”父亲的声音低沉，“你爷爷一辈子的秘密都埋在那里。”
我愣住了。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是个普通的老农民，一辈子种地、养猪，偶尔去集市上卖点自家产的东西。他有什么秘密需要藏在地窖里？
“我带你去看看，”父亲拿出手电筒，推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房门。
偏房里确实堆满了杂物——破旧的农具、废弃的家具、发黄的报纸。角落里还有一只鸟笼，笼子里早已没了鸟，只剩下一个生锈的食盒。
父亲移开一张破旧的方桌，露出了地上的一块木板。他蹲下身，用力掀开木板，一股霉味夹杂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小心点，”父亲先下去，然后向我伸出手，“梯子有点烂了。”
地窖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却异常干燥。四周的墙壁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没有窗户，只有几个通气孔。角落里放着几个泛黄的纸箱和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
父亲指着那个木箱，声音有些颤抖：“就是这个。”
木箱上了锁，但锁已经生锈得不成样子。我找来一根铁丝，轻轻一撬，锁就应声而开。
掀开箱盖，里面是一层层整齐摆放的旧报纸和信封。父亲从箱子底部拿出一个皮革包裹的本子，小心翼翼地打开。
“这是你爷爷的日记，”他轻声说，“从1958年开始，一直写到他去世前。”
我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字迹工整有力，看得出是用心书写的。
第一页写着：今天我决定写下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将来有一天，能有人知道真相。
“真相？什么真相？”我抬头看着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示意我继续看下去。他自己则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一沓发黄的文件和几张照片。
我随手翻到日记的中间部分，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今天又看到他们抬着担架从那边回来。那个年轻人已经不成人形，听说是被石头砸中了头。村里人都不敢看，我也不忍看。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结束，我必须记录下来，这是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
“爸，这是…”我不解地看着父亲。
父亲深吸一口气：“你爷爷年轻时，是这一带有名的木匠，也是个读书人。1958年，他被抽调去参加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那个工程…死了很多人。”
我有些震惊，继续往下读：
今天我决定把那些名字都记下来。虽然可能永远没人会看到，但我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被遗忘。张老三，45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李来福，23岁，刚结婚不到一年；小王，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听说刚满18岁…
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年龄，有的还附上了简短的描述。我粗略数了一下，足有几百个名字。
“爷爷…记录了这些？”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是的，”父亲点点头，“那次工程是政治任务，出了事也不许声张。你爷爷冒着风险，记下了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和情况。”
我继续往后翻，日记的内容变得更加沉重：
今天又有人找上门来，说要禁止我记录这些。我只好答应，但我不会停下。这些人的生命不该被掩埋，他们的家人有权知道真相。
小周今天来了，说他弟弟还没找到。我翻了记录，告诉他最后一次看见他弟弟是在3号坝。小周哭了，我也难过，但我不能说更多。
翻到最后几页，爷爷的字迹变得潦草，但内容却更加深刻：
整整三十年了，那些名字还在我梦中出现。我时常想，如果当初能够拒绝参与那个工程，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丧命。但历史不能重来，我能做的，只有记录和铭记。
听说政府要重新调查当年的事情，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资料交出去。一方面，我希望真相大白；另一方面，我怕连累家人。暂时先把这些东西藏好，等时机成熟再说。
最后一页写道：
今年是我记录的第四十年。医生说我的病不行了，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我想把这些资料交给儿子，但又怕给他带来麻烦。还是等他自己发现吧，希望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可以公开讨论。
看完最后一行字，我抬头看向父亲，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你爷爷一直想把这些公之于众，”父亲哽咽着说，“但那时候的环境不允许。他去世后，我发现了这些东西，但我…我没有他的勇气。”
父亲从布袋里拿出一叠文件，递给我：“这是去年政府下发的文件，要重新调查当年的水利工程事故，给遇难者家属一个公道。”
我翻看文件，确实是关于重新调查历史问题的官方通知。最后一页写着联系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还有征集史料的地址。
“爷爷等了一辈子的时机，终于来了，”我轻声说。
父亲点点头，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我们在地窖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把爷爷留下的所有资料整理了一遍。除了日记本，还有大量的手绘地图、工程记录、遇难者名单，甚至还有一些当时工程的照片。所有这些，爷爷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几十年。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张泛黄的大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标注着年龄、籍贯和死亡日期。有的名字下面还贴着小照片，虽然已经泛黄模糊，但依然能看出那些年轻的面孔。
“这就是所有遇难者的名单，”父亲轻声说，“你爷爷花了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收集整理的。”
我粗略数了一下，名单上有七百多个名字。想到爷爷一个人默默记录这些，保存这些，只为有朝一日能让这些逝去的生命得到承认，我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意。
“爸，我们得把这些交上去，”我坚定地说。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是该有个了结了。”
夕阳西下时，我们抱着那个木箱从地窖里上来。院子里，不知何时聚集了几个老人，都是村里的老邻居。
“听说老宅要拆了，来看看，”王大爷拄着拐杖，站在石榴树下。
“你爷爷是个好人，”李婶擦了擦眼角，“当年要不是他记着，我家老头子连个名字都留不下。”
原来，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爷爷做的事。只是在那个年代，没人敢说出来。
父亲跪在地上，将那份完整的名单平铺在院子里。夕阳的余晖照在泛黄的纸上，那些名字仿佛在发光。
“对不起，爸，”父亲哽咽着说，“我应该早点把这些公布出来的。”
我扶起父亲，说：“爷爷会理解的。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完成他的心愿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县城，而是在老宅住下。父亲难得地跟我说起了他和爷爷的往事。原来，爷爷晚年一直担心这些资料会连累家人，所以从不让任何人进入地窖。父亲知道地窖的存在，但直到爷爷去世后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
“你爷爷一辈子都在自责，”父亲叹息道，“他觉得自己参与了那个工程，就是帮凶。但其实，如果不是他记录下这一切，那些人可能真的就被历史遗忘了。”
窗外，月光洒在那棵老石榴树上。爷爷曾说，石榴籽多，象征着子孙繁荣。但现在我明白了，对爷爷来说，那棵树还象征着他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记住每一个生命，就像记住石榴中的每一粒籽。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带着木箱里的资料，前往县里的信访办公室。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当他看到我们带来的资料时，眼睛亮了起来。
“这太珍贵了，”他激动地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当年工程的第一手资料，但存活的知情人已经不多了。”
他告诉我们，去年国家启动了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调查，目的就是要还原真相，给遇难者家属一个公道。爷爷留下的这些资料，将成为调查的重要依据。
我们填写了资料捐赠表，工作人员承诺会妥善保管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并用于后续的调查和纪念活动。
离开办公室时，父亲的背影不再佝偻。他告诉我，他感觉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你爷爷等了这一天大半辈子，”他说，“终于可以安息了。”
回到老宅，村干部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他拿着拆迁协议和补偿方案，神情有些局促。
“李叔，心里有啥想法直说，”他搓着手，“政府不会亏待你们的。”
父亲翻看了补偿方案，然后平静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村干部立刻说：“您说，只要合理，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
“我希望在原址建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父亲说，“纪念那些在水利工程中遇难的工人。不用太大，就在我家院子里那棵石榴树旁边。”
村干部愣了一下，然后说需要请示上级。三天后，他带着好消息回来了：县里同意了这个请求，不仅允许建纪念碑，还决定将爷爷的故事写入县志。
拆迁前的最后一天，我和父亲回到老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地方。
爷爷的照片还挂在墙上，他的眼神依然那么温和而坚定。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做人要有担当，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记得。”
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把爷爷的照片小心地取下来，带回了县城的新家。三轮车驶过那条我无数次走过的乡间小路，身后是即将消失的老宅，前方是县城的高楼大厦。
父亲坐在副驾上，手里捧着爷爷的照片，眼神平静而释然。
“爸，”我忍不住问，“您觉得爷爷这辈子值得吗？冒这么大风险记录这些，却一直不能公开。”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人这辈子能做到问心无愧就不错了。你爷爷做到了，我为他骄傲。”
电动三轮车发出轻微的噪音，载着我们驶向远方。路过一处水渠时，父亲忽然指着那里说：“当年就是在那个方向，修那个大坝的时候…”
他的声音逐渐低沉，剩下的话语被春风吹散在田野里。但我知道，那些被爷爷记录下来的名字和故事，将不再被风吹散，不再被时间掩埋。
它们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家族的骄傲，也成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
两个月后，我接到县文化馆的电话，说要以爷爷的名义举办一个小型展览，展示他记录的历史资料。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时，只是静静地笑了，眼角有泪光闪烁。
我知道，爷爷在天上也一定会笑的。因为他等待了一生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