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清朝，官员在晚清的士人们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等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身上同样有着普通人的喜厌和好恶，也有着普通人可资镜鉴的为人处世之道，即为师、为友、为臣、为己、为家、为国的大智慧和真学问。

在晚清的士人们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等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身上同样有着普通人的喜厌和好恶，也有着普通人可资镜鉴的为人处世之道，即为师、为友、为臣、为己、为家、为国的大智慧和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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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序言《从草根到国士的大时代和小环境》里，作者十年砍柴说：“这是一本向故乡先贤致敬的书，书中有我对近现代以来湖湘精英和国家命运升降沉浮之关系的思考，也不时流露出一个‘小镇做题家’对一两百年前从江湖走向庙堂的同乡前辈的异代共情。”

众所周知，在晚清最后50年的历史上，晚清名臣不管是从科场走进庙堂的文官大臣，还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而位列朝堂的武将重臣，他们大多是从湖湘大地走出去的男儿，除了他们显赫于朝野的功勋业绩，还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格和气质： 一是他们一直坚守年少时确立的价值观不动摇；二是他们生长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从底层走出来；三是他们具有终身学习、不断修炼的自觉和能力。

当然，在晚清的士人们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等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身上同样有着普通人的喜厌和好恶，也有着普通人可资镜鉴的为人处世之道，即为师、为友、为臣、为己、为家、为国的大智慧和真学问。

对近世晚清史或晚清名臣的书写，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湘军及湘军系大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史，半部湘人就”或者“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是历史也是事实，而那些近世的湖湘人真真切切地在确实一直在做着一件事——“不是在改写历史，就是在书写历史”。

晚清湘军名将曾国荃曾在《湘乡试馆记》中如此说：

南逾百粤五岭，东暨全楚、三吴、两浙、七闽，转战关陇、齐、豫、燕、晋，西迄三峡、滇、黔，又西北薄雪山戈壁、五戎百狄之域，固无一不仗湘人师武臣力，挈已失之疆土还之朝廷， 而皆口不言功。

可见，湘军对晚清历史和家国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湘军和湘军的那些名臣干将就没有晚清后50年的国祚。

与此同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等是当之无愧的晚清史上的国之大材，尤其以左宗棠、刘锦棠为代表的驻守西北的湘军系更是功勋卓著，甚至可以说他们影响了整个大西北在晚清时期及后世的格局，也成就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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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风雨飘摇：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是作者书写湖湘历史的第三本书，前两本是《进城走了十八年》和《找不回的故乡》，但后两者的书写更多是从个人对湖湘一隅的观察和体验来写就的，而前者却跳出个人史着眼于更阔大的历史叙事，将对历史人物的观察放诸于湖湘文化特别是湖南人的特质中去，希望其笔下述说的从湖南乡野进入庙堂之上的“国士”的人生故事能带来更深入的思考。

因此，作者的书写从湖湘晚清史那一批能“出得湖”的“国士”说起，他们中有陶澍、罗绕典、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胡林翼那样的能过科考出仕的精英，也有因太平天国起事而成就的湘军，他们中诸多都是从湖湘大地走出的农家子弟，如蒋益澧、魏光焘、刘绍棠等，他们凭着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去博取财富和功名，既开阔了眼界又历练了本领， 从而成为第一代做出了大事的从湖湘乡野走上庙堂的国之栋梁。

从历史的视角看，他们虽然终究没能改变晚清最后崩溃的命运，但他们之于晚清王朝来说是实实在在地为其延续了其后50年的国祚，如果没有以湖湘子弟为代表的湘军的出世，或许清王朝的历史在1850年代就已经戛然而止了，甚至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节点也将提前，而后面的历史更势必将随之改写了。

如果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而离开了当时时代的简单褒贬对历史人物是并不客观的，甚至说对历史也是不公平的。

《风雨飘摇：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用细节和史实还原了一幅幅文字版的晚清湖湘名臣群像，以作者一贯的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文字和质朴无华、一针见血的叙述去透视和分析历史，既还原了晚清名臣们的朋友圈，也呈现了湖湘士人们的近世历史。

作者对湖湘名臣的书写是坦承和真挚的，评价也是客观和公正的，同时赞扬和批评更是慷慨淋漓和理性直白的， 正如其在本书的姊妹篇《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中自述所说的那样——“到中年后，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过许多事，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才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复杂性”。

对于处在晚清历史上的那些重要人物，他们虽然身居庙堂之高，但是他们出于乡野的本质亦然，换言之他们同样有普通人对于家国世情的感悟和立身处世的门道，既有个人的认知和偏颇，也有个人的洞察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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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的本质而言，法国历史学家于连·格拉克说得好：“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因此，《风雨飘摇：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考诸海内外史籍著述、近世笔记、地方志史、日记书信等多种历史文献，用细节和事实还原了一幅幅文字版的晚清名臣的群像，并以“冷峻的文化眼光与温情的历史眼光”去打量和透视历史的旧事旧人，力求审视那段处在中国历史第一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转型期的历史世事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其之于当下这个新的现代化转型期的经验和启示。

当然，不管是《风雨飘摇：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也好，还是它的姊妹篇《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也好， 明面上是写人写事，实质上亦是写晚清的历史。

在晚清最后的50年里，内政、外交与战争、改革交织，有懵懂者，有清醒者，家国与世情互相权衡、彼此牵绊，既影响着个人命运，也影响着晚清王朝的命运，继而直接或间接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走向，这就是晚清名臣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他们能做的只是本分而已，于国于家于人于己皆是如此。

从草根到国士的大时代和小环境

这是一本向故乡近世先贤致敬的书，书中有我对近现代以来湖湘精英和国家命运升降沉浮之关系的思考，也不时流露出一个“小镇做题家”对一两百年前从江湖走向庙堂的同乡前辈的异代共情。

我18岁离乡北上，在大西北读完大学，尔后栖身于满城冠盖的京华至今约三十余载。京华，乃各地人才之聚集地，在此生活、工作，最能体察到中华各地风俗民情的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

记忆中的故园风景渐渐模糊，说起老家的方言也不再流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离湖湘之地很遥远。然而，当许多定居外地的游子融入所在地的社会生活后，却常常会有意识地思考人生原点的历史、地理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而如果一直生活在故乡，没有反差，没有对比，往往是习焉不察。我亦如此。

爱自己的故乡、对本省本县名人与有荣焉，乃人之常情。 但我觉察到，以省籍而自豪者，无过于湖南人，湖南人中迷之自信者，比例似乎比外省份更高，以至于网上网下的“地域黑”，几乎对湖南人不构成伤害。这种心态之来由，我以为与近现代湖南涌现出的众多精英人物的作为关系甚大。

从晚清以来，湖南对中国历史走向之影响巨大，为世所公认，“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并非湘人的自夸。在年轻时刚刚走出故乡之际，我很为这种说法自豪。人到中年后，如果还停留在这类浅显的情感层面，那真是岁月虚度。

随着阅历增加，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开始反思吾乡吾土民情、风俗、群体性格有哪些不合时宜之处，也想进一步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来年的时间段里，何以能从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镇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车轮。这些观察、思考必须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和每一个人所成长的小环境下，才可能获得一点不人云亦云的看法。

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的兵锋进入湖南，对这个经济不发达、交通较闭塞、民风趋保守的内陆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开启了全省人才井喷的闸门。 这是历史的因缘际会，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那些原本要消磨在案牍间，或蹉跎在科举路，或困守于山野间的农家子弟，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使自己的人生大放异彩。

太平军席卷广西，清廷庞大的经制之师——八旗、绿营莫能撄其锋，而自从进入湖南省境，就步步艰难，屡遭败绩。给这些太平军带来巨大杀伤的只是短时间内成军的“民兵”——地方团练。正是这支“民兵”出省作战，才扑灭了席卷十几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当时湖南本地的财力远不如东南诸省，其精英人物的学问、见识也逊色于那些科举大省，何能至此？究其原因，我谈点一孔之见。

清中叶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创造力而变得僵化保守，湖湘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农耕文化却仍然有生命力，因而能有催生经世致用人才、整合社会资源的人文环境。比起关中、华北、中原、山东、江南乃至相邻的湖北、江西，湖南是后进省份。

从明代开始，湖广省的南部地区（清康熙年间两湖分省）才开始被大规模开发，在中原、山东和江南、江西已经“烂熟”的儒家文化，开始从湘江流域一点点向西渗透，湖南省腹地和苗、侗、瑶等山地民族的野性豪放产生碰撞，相互影响，古老的儒家价值观因在这里获得本土的滋养而焕发生机，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

比如丧葬礼仪是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重要标识，直到清末民初，湖湘广大农村地区的丧葬仍严格地遵守儒家传统所规定的程序，但在其过程中，又穿插着本土巫术颇具神秘色彩的仪轨，如师公驱鬼、作法；北方已经式微的宗族在湖湘成为重要的自组织，在社会动员、文化教育、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束人行为的礼法、规矩在这里得到了改造从而不那么生硬、死板……

原始与文明、狂野与雅致、反抗与顺从的剧烈冲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代居民，包括读圣贤书的士子。 这些经过严格儒家模式教化的读书人，身上有质朴、狂悍、坚韧的一面。在后来崛起的湘军将帅身上，能看到他们有着共同的气质：勇敢坚毅而不莽撞粗野，胸怀天下而能脚踏实地，讲究经世致用又受纲常伦理的约束。

对儒家价值观，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一套，无论是科场得意的曾国藩、胡林翼，还是前半生饱经困苦坎坷的左宗棠、罗泽南，这些儒生是真的服膺，进而养成为敢于担当的情怀和责任感，并将其化为行动的内驱力，而不是作为博取富贵的装饰。

所以当遭遇到以“拜上帝教”动员民众反清的太平天国武装时，湖湘儒生的“卫道”之举是发自内心的认知而非仅仅是个口号。刚健而充满血性的地域文化又使这些在其他地区被讥讽为“手无缚鸡之力”“坐而论道”的文弱书生有勇气站出来，投身于锋镝之中。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王维《西施咏》中的这两句诗，常被唐德刚用来评点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考察晚清到民初湖南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人生之路，亦是如此。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湘系军政大佬，大多生长在偏僻的乡村，家在县城就算是环境优越了，即使父亲是京官的胡林翼，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在益阳老家度过。

他们在年少时，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子并没有太多过人之处，无非是更聪慧一点，而以中国之大，这类脑瓜子聪明的“小镇做题家”不知凡几。而他们囿于成长环境，见识比通衢大都和江南发达地区的士子要浅陋。

因此，这些湘系大佬特别是曾、左的经历成了成功学和励志类读物经久不衰的题材，他们确实是草根逆袭的标本式人物。 分析他们由卑微而至显贵、从草根成为国士的原因，除了运气好之外，有几点不容忽视：

其一是他们一直坚守年少时即确立的价值观不动摇，直到人生的终点。咸丰九年岁末，曾国藩领军驻扎在安徽宿松，其于一首唱和幕僚的诗中曰：“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字各芳馨。”

这两句解释了湘军将帅群体是在穷乡僻壤里多年苦读经史、修炼自我，然后出山得以扬名。“守一经”亦可引申为坚守儒家的价值观。这也是曾国藩的夫子自道，以他为代表的清末湖湘精英事功之根由便是守住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初心。

其二是他们生长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从底层走出来的。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湘系军政大佬们大多有这样的青少年时代。曾国藩未进学时带着弟弟去集市上叫卖自家编织的竹篮和簸箕；左宗棠成婚后因家境贫困寄食于岳父之家；那些只是文童出身或者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将帅，早年的生涯更是备尝艰辛。

这样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们很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盘， 特别是与广大内陆省份的乡村可以无障碍地对接，使他们带兵、治民有很强的适配性。

其三是他们具有终身学习、不断修炼的自觉和能力。从乡村走出的国士往往有坚韧刻苦的优点，然其短板多半是眼界不开阔，容易狭隘偏执。这些人走出大山的初期，确实多多少少表现出其成长环境导致的缺陷。

如曾国藩刚当京官时交友、处事不无狂狷急躁的一面，左宗棠早期对洋人过于轻视，刘坤一出任巡抚之初讨厌办理洋务。没有哪位圣贤、英雄、豪杰是天生的，湘军系这些大人物皆是凡夫俗胎，人性的弱点他们也有，如虚荣、爱财、嫉妒心，等等，我这本书中多有述及。

从此类细节中可看出这些国士，原来也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毛病的凡夫俗子。 然而他们能对陌生事物抱有开放心理，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炼以克服昨日“旧我”的种种毛病。曾国藩无疑是典范，几十年如一日形成勤奋俭朴的生活习惯，时时反省、检讨自己言行的过失。如此坚持下去，粗坯亦可锻造成大器，在从江湖到庙堂的行进中，完成从麻雀到凤凰的蜕变。

然而，虽然他们也顺应时局对外开放，企图通过学习列强的先进技术而富国强兵，扶大厦之将倾，然而他们无法改良已经严重板结化的帝国“土壤”，没有能力改造儒表法里的帝国制度构架。在他们集体谢幕后数年，帝国的大厦便呼啦啦地坍塌了，而积极参与拆除这幢破房子的，是他们的同乡晚辈——另一群湖南人。

今日中国与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已大不同，说翻天覆地毫不为过。 然而，仍然是这块古老的土地，仍然生活着讲中国话用汉字的中国人， 无论发生过多大的变化，文化的血脉并未完全切断，总是若隐若现地与过去续接着。

因此，我认为重新审视这些同乡前辈的人生道路，思考他们与大时代、小环境的关系，仍有一些价值。或许，这是一个需要持久用功的课题。

来源：面包财经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