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贤者喜宴》明确记载：“松赞干布十六岁亲政，遣军四出，收服羊同、苏毗诸部。”
《贤者喜宴》明确记载：“松赞干布十六岁亲政，遣军四出，收服羊同、苏毗诸部。”
吐蕃王朝建立初期，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后，开始筹划向南扩张。
638年的“泥婆罗联姻事件”成为关键节点。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狗年（638年），赞普遣噶尔·东赞为婚使，率精骑五百，直抵泥婆罗王城。”
此时泥婆罗（今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凭借天险拒绝和亲。
《西藏王臣记》描述：“噶尔使臣将利刃插于王座之前，言‘或嫁公主，或迎战马’。”
面对吐蕃军队的武力威慑，泥婆罗被迫送出尺尊公主。《唐书》补充：“公主携工匠百人、佛经百卷入藏。”
通过这次联姻，吐蕃不仅获得政治盟友，更在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建立战略支点。
为巩固南方通道，松赞干布随后采取实际措施。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牛年（641年），于吉隆山口筑城，驻军三百，备牦牛八百头。”这座要塞成为吐蕃南征的前哨站。
与此同时，吐蕃向东扩张至门域地区（今不丹东部）。
《智者喜宴》记载：“征服门域四部，获盐池十二处。”这些盐池为后续军事行动提供重要物资保障。
《隋书·西域传》提到：“吐蕃地多盐，以红盐易天竺铁器。”
盐铁贸易的兴起，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南进野心。
648年，唐朝使节王玄策在中天竺遭遇政变，成为吐蕃南征的直接契机。
《资治通鉴》卷199记载：“王玄策奔吐蕃西境，发精兵千二百人，泥婆罗七千余骑，共击天竺。”
这是吐蕃首次大规模跨喜马拉雅山脉作战，也是其南亚战略的重要实践。
吐蕃将领仲琮率军选择吉隆山口作为突破口。
《唐书·西域传》描述：“吐蕃军翻吉隆山口，昼夜兼行，十日抵茶镈和罗城。”
这支混合部队由吐蕃重甲骑兵与泥婆罗山地步兵组成，形成独特战术。
《西藏王统记》记载：“骑兵持长矛正面列阵，泥婆罗军持弯刀包抄两翼。”
这种战术在中天竺都城茶镈和罗城（今巴特那）战役中取得奇效。
《吐蕃大事纪年》载：“破其都城，献俘长安者二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
此战暴露出吐蕃军队的惊人适应性。
《资治通鉴》补充：“造牛皮筏渡恒河支流，日行六十里。”即使在雨季洪流中，吐蕃军队仍能维持攻势。
战后，吐蕃获得实际利益。《旧唐书》记载：“吐蕃获天竺匠人三百，于逻些城（今拉萨）建银器作坊。”
《贤者喜宴》提到：“掠天文历算之书二十卷，译入吐蕃文字。”这些战利品显著提升了吐蕃的科技与文化实力。
芒松芒赞继位后，吐蕃开始系统经营南亚。
《智者喜宴》记载：“大将军达札路恭率军攻迦摩缕波（今印度阿萨姆），夺十八城堡。”
此战标志着吐蕃军事重心从临时劫掠转向长期控制。《旧唐书·吐蕃传》证实：“其地南极婆罗门，西接勃律。”
704年，吐蕃建立完整的南方军事体系。
《西藏王臣记》记载：“设驿站十二处，贯通吉隆至迦摩缕波。”这些驿站每处配备牦牛百头、战马四十匹，形成快速机动网络。
《唐书》补充关键细节：“吐蕃于波密（今西藏林芝）驻军三千，垦田二百顷。”
屯田制度使前线军队实现粮食自给，摆脱了对高原补给的绝对依赖。
与此同时，吐蕃加强对勃律（今克什米尔）的控制。
《资治通鉴》卷207记载：“吐蕃遣铁骑两千，一夜破勃律五城。”
《西藏王统记》描述：“掳金银佛像三百尊，匠人五百迁往逻些。”
勃律的征服具有双重意义：既打通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通道，又获得大量手工业者。
《隋书·西域传》提到：“吐蕃自勃律南下，十日可至犍陀罗。”这条路线成为后续大规模进攻的基石。
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吐蕃进入全盛阶段。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马年（755年），征集吐谷浑、羊同、苏毗兵员，每户三丁抽二。”
这种强制征兵制使吐蕃军队规模空前膨胀。
779年发动的“恒河战役”，成为其南征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西藏王统记》载：“用兵九万，分三路越雪山。”
西路军主攻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唐书·西域传》记载：“劫乌苌国，掠佛牙舍利，焚伽蓝二十所。”
中路军与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主力决战。《布顿佛教史》描述：“吐蕃骑兵以火攻破象阵，血染恒河七日不退。”
东路军则深入佛教圣地那烂陀寺。《莲花生传》记载：“僧众以贝叶经铺地，军士踏经而过。”
尽管取得战术胜利，热带环境最终制约了吐蕃的扩张。
《旧唐书》证实：“吐蕃掠黄金八千两，俘匠人千余。”《资治通鉴》卷226却揭露残酷现实：“吐蕃士卒病亡过半，战马十存二三。”
瘴疠疾病与后勤断绝，迫使吐蕃在占领十年后收缩防线。
《智者喜宴》总结：“设五处军镇，终因水土不服而弃。”
来源：巴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