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县城的烧饼还是没有咱村口老王家的香。”我爹砸吧着嘴，左手拿着半个烧饼，右手一边撑着拐杖，一边在楼下小区的健身器材上摆弄。

“这县城的烧饼还是没有咱村口老王家的香。”我爹砸吧着嘴，左手拿着半个烧饼，右手一边撑着拐杖，一边在楼下小区的健身器材上摆弄。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三婶的新房子。

小区不算新了，电梯门关不严，上楼时一直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楼道里有股混合着拖把水和老旧地毯的气味，隐约能闻到谁家煮的萝卜汤味儿。

三婶今年五十八，去年从乡下搬到了县城，说是想离医院近点。她患了十多年的高血压，前几个月不知从哪打听来一个偏方，喝了半个月，血压蹿得更高，差点没缓过来。

“你们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三婶嘴上嫌弃，手上却接过我妈带来的布袋。两个女人几十年的老交情，三婶拉着我妈到阳台看她新买的蒜苗盆栽，说是在楼下花店买的，养了俩礼拜了，长势还不错。

蒜苗盆栽旁边放着个医院用的小便壶，里面插着两支干枯的康乃馨。

我爹去年膝盖摔了一下，落下毛病，喜欢找地方坐。他在三婶的沙发上东看西看，像是在找什么。三婶的新房子不大，才60平米，客厅加餐厅不超过20平。沙发是从老宅搬来的，看上去挺新。

“找烟灰缸呢？我这儿没有。”三婶从阳台探出头，“搬来这半年，我就再没买过烟。”

“谁找烟灰缸了，我戒烟都一年多了，咳咳，那医生不是说了嘛……”我爹说着说着，像是想到了什么，声音低了下去，拿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汗。

“客厅电视旁边的柜子怎么了？”我妈注意到一个摔碎的相框，碎玻璃已经清理掉了，但相框边缘还留着一道明显的裂痕。

“没事，前天收拾东西不小心摔的。”三婶顺手把相框反扣在柜子上。

我注意到那是三叔和三婶年轻时的合影。三叔五年前走了，肺癌。临走前一直念叨着想回老家，可那时候他已经动不了了。

老宅在泥河村，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几年前修了高速，现在开车四十分钟就到。三婶的老宅是整个村子里最大的砖瓦房，院子里种了两棵柿子树，秋天满树的柿子，红彤彤的，像挂满了小灯笼。

三叔在世的时候，每年都要做柿子饼，做多了就分给村里的娃娃们吃。三叔去世那年，两棵柿子树都没结果，村里人都说是树也在哭。

后来三婶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冬天的北风从门窗缝里灌进来，她就靠着火炉取暖。

去年冬天，她突然说要换房子，要去县城住。

“城里水电气全，比咱村里方便。再说，离医院也近。”三婶跟我爹我妈说完这话，就低头吃饭，一副打定主意的样子。

“那么老远，搬过去咋照应你啊？”我妈皱着眉头，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

“我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照应？”三婶把一碗粥喝得精光，“倒是你们，六十多岁的人了，膝盖不好，我在县城有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去看病也方便。”

哦，原来三婶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爹没接话，只是摸出烟，又想起戒了，讪讪地把烟盒塞回口袋。案板上的咸菜碟子还没收，我爹拿了块塞进嘴里，咸得直咧嘴。

“你家老宅值钱着呢，好几亩地，怎么也得……”

“三十五万，县城金水花园一套60平的。”三婶打断我爹的话，“都谈好了，找关系从银行退休的老梁介绍的。”

“那不是赔大了吗？”我爹惊讶得差点被咸菜呛到。

三婶摇摇头：“那套房子有二十年了，不值钱。”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妈放下饭碗，一副当机立断的样子。

“看什么看，又不是给你住，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拿主意。”三婶突然提高了嗓门，把我们都惊了一下。她极少发脾气，这辈子就算老宅漏雨了，猪圈塌了，她也都是自己扛着，从不对人生气。

三婶的新房位于金水花园小区6栋3单元2楼。二楼，既不用担心漏水问题，也不用因为爬楼梯累着。三婶算盘打得精着呢。

房子进门处有个小玄关，右手边是厨房，左手是卫生间，中间是个长条形的客厅带餐厅。客厅尽头是卧室，只有一间。卧室里有个小阳台，正对着小区的花园广场。

“这样也好，”我妈望着窗外的景色，语气松动了些，“楼下就有个小广场，你平时可以下去溜达溜达，比困在村里强。”

三婶嗯了一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暖壶和几个搪瓷杯子。那是她陪嫁时带过来的老物件，杯子边缘已经有些磕碰，但花纹还清晰。她倒了热水，递给我爹我妈。

“你知道咱村里现在怎么样了吗？”我爹接过杯子，突然问。

三婶愣了一下：“我搬走也才半年，能有啥变化。”

“老宅那边，听说要修旅游度假村了。”

三婶的手抖了一下，茶水溅出来了一些，她赶紧用袖子擦了擦。

“啥度假村？”

“就是那个…”我爹挠挠头，“那个大老板，姓郭的，说是看中了咱们村的环境，要整体开发，建什么农家乐、垂钓中心什么的。”

三婶的表情变了变，很快又恢复正常：“那也好啊，村里人有活干了。”

“问题是，你那房子和地，现在据说能卖六七十万呢。”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三婶的热水瓶在”咕嘟咕嘟”冒着气泡。

吃过晚饭，三婶坚持要留我们住一晚。说是新房子住着肯定比老屋舒服，让我爹妈感受感受。

我妈帮着刷完碗，就拉着我爹说要出去转转。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想让三婶静一静。

三婶把刚刷的碗摆在碗柜里，碗柜上面是从老宅带来的红色塑料收音机，有点年代了，天线都掉了一根。三婶随手按了开关，里面传出《梨花颂》的旋律，不太清晰，还有滋滋的电流声。

三婶突然笑了：“你三叔最喜欢这个了。”

三叔生前是村里小学的音乐老师，学生不多，经常是一个人带几个年级。三叔会一点小提琴，是村里参加过高等教育的为数不多的人。

他们没有孩子。年轻时太忙着生计，后来想要了，却怎么也怀不上。三叔说没事，我们教这么多学生，不就跟有几十个孩子一样吗？

三叔喜欢逗小动物，老宅的院子里经常有几只流浪猫，三叔给它们起了名字，还专门留饭菜喂它们。三叔走后，那些猫陆续也都不见了。

“房子卖得有点亏，但我想清静一下。”三婶突然说，“那老宅处处都是他的影子，住久了，我都快魔怔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老宅的确处处是三叔的痕迹。墙上有三叔比身高时留下的铅笔线，厨房里有三叔做菜用的老式炒锅，院子的角落还有他亲手做的一个小木凳，已经有些歪了。

收音机里的歌停了，换成了一段天气预报。三婶关了收音机，站起来拍拍腿：“你也早点休息吧，我去把客房的被褥铺一下。”

没有客房，只有客厅的沙发。三婶从柜子里拿出折叠床和被褥，动作麻利地在客厅搭好了一张临时床铺。

“明天一早还得送你爹去医院做检查呢，早点睡。”我妈和三婶打了个招呼，就去洗漱了。

三婶回了卧室，我爹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知道为啥你娘非要来看三婶吗？”我爹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

“你三婶告诉咱妈，她总做噩梦，梦见你三叔回来找她。”

半夜，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起初我以为是做梦，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但敲门声持续不断，节奏缓慢而沉重，“咚、咚、咚”，像是有人用拳头砸门。

我爹和我妈也醒了，我爹下意识地去摸放在床头的拐杖。我起身去开灯，手在墙上摸索了半天，才想起这不是自己家。

“谁啊？”我妈压低声音问，生怕吵醒三婶。

敲门声停了一下，又响了起来，这次更加急促。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透过猫眼往外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谁啊？”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没有回答，敲门声却停了。

我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

门外空荡荡的，只有楼道里昏暗的灯光和一股淡淡的潮湿味道。

正当我疑惑时，身后传来三婶的声音：“是我开的门。”

我转身，看见三婶站在卧室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苍白。

“我起来上厕所，听见敲门声了。”三婶的声音很平静，不像是被吓到的样子。

“我看外面没人啊，”我说，“可能是隔壁邻居回来晚了，敲错了门？”

三婶摇摇头：“不是。”

她走过来，从门口的鞋柜上拿起一把钥匙，出了门。我和我爹我妈面面相觑，赶紧跟了出去。

三婶径直走到了楼顶天台的门前，用钥匙打开了门。

天台上放着几个晾衣架，零星挂着几件衣服，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三婶走到天台边缘，俯视着楼下。我们也跟着望去，小区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

“三婶，咱回去吧，外面冷。”我妈说。

三婶好像没听见，自顾自地说：“上个月我就听见敲门声，当时以为是隔壁的小孩恶作剧。后来问了物业，说对面的502已经空了大半年了，没人住。”

我们都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是谁。”三婶转过身，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既像是害怕，又像是释然。

“是你三叔。”

我们回到屋里，三婶坐在沙发上，神情恍惚。我妈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来，却没有喝。

“你三叔走的那天，说想回老家。”三婶盯着杯子里的水面，“我告诉他，等病好了就回去。”

“他知道自己好不了。隔天他就走了，临走都没等到我买好回去的票。”

三婶搬来县城后，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梦见三叔站在老宅的大门口，背对着她，低着头，不说话。

“我卖了老宅，他回不去了。”三婶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天台上的风吹散了我的困意。我看着窗外，县城的夜晚，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很近，能清楚地看见对面窗户里的情景：有人还在看电视，有人已经关了灯。

这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三婶会搬到县城来：在这里，她不再是”三婶”了，她只是金水花园6栋3单元202的住户。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问起三叔，也没有老宅内外的回忆。

在县城，三婶可以重新开始。

桌上的老式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这个点了，谁会打电话来？

三婶走过去，拿起听筒：“喂？”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什么，三婶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三婶挂了电话。

“村长打来的，说老宅那边的确要开发了，当初买我房子的人转手就卖给了开发商，赚了不少。”三婶的语气里没有遗憾，反而带着一丝解脱，“村长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回去协商，开发商愿意给我额外补偿。”

“那你打算……”我爹欲言又止。

三婶摇摇头：“不回去了。那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就让它留在那里吧。”

“三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真的相信是三叔来敲门吗？”

三婶看了我一眼，笑了：“信也好，不信也罢，总得有个交代。”

第二天一早，我们准备回家。我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发现水槽旁边放着两把牙刷，一蓝一粉。

三婶从我身后走过，看见我疑惑的眼神，解释道：“习惯了。”

我们下了楼，在小区门口等出租车。小区的物业阿姨正在打扫卫生，看见三婶，热情地打招呼：“李姐，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就是楼上有人半夜拖椅子，吵得很。”三婶随口说。

物业阿姨愣了一下：“楼上？您不是住顶层吗？”

三婶也愣住了，随即笑了：“哦，对，是隔壁。我记错了。”

物业阿姨摇摇头，继续扫地去了。我和我爹妈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

出租车来了，我们告别了三婶。车子开出小区，我从后窗看见三婶还站在原地，阳光下，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

三婶住在这个县城里，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做邻居。她的两把牙刷，她的噩梦，她听到的敲门声，没有人会在意，也没有人会理解。

在乡下，三婶的故事是村子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知道三叔，知道老宅，知道那两棵柿子树。但在县城，三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独自生活，独自面对那些来自过去的声音。

“你说，三婶真的听见敲门声了吗？”我妈突然问我爹。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听没听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需要听见。”

出租车拐上了高速公路，县城的轮廓渐渐缩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我想起三婶临走时说的话：“总得有个交代。”

不知道是给三叔的，还是给她自己的。

回家后一个月，我们又去看了三婶。她买了个小电视，摆在客厅里，声音开得很大。

“有声音，屋子里不那么空了。”三婶说。

客厅的柜子上，那个摔碎的相框修好了，里面还是三叔和三婶年轻时的合影。三婶在照片前面放了一个小茶杯，里面插着几支新鲜的桂花。

“县城也有桂花树？”我爹惊讶地问。

“没有，”三婶笑了笑，“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宅，从那边带回来的。”

我们都惊讶地看着她。

“去取点东西，”三婶解释道，“老宅拆之前，我去把你三叔的小提琴取回来了。开发商的人很客气，还送了我几盆花。”

“敲门声……”我欲言又止。

“没再听见了，”三婶说，语气平静，“大概是他知道我把他的小提琴接回来了，就安心了。”

我们留下来吃了午饭。三婶做了三叔生前最爱吃的青椒炒肉，还有一碗番茄蛋汤。

饭后，三婶拿出一个旧箱子，里面是三叔的小提琴。琴弦已经锈了，琴身上落了灰。

“有时候我会拿出来擦一擦，”三婶说，“虽然不会拉，但看着它，就像他还在一样。”

下午，我们告别三婶时，她站在单元门口，笑着挥手。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那一刻，她看起来比我们初次来时年轻了许多。

“你知道吗，”回去的路上，我爹突然说，“昨天我碰到村长，说起三婶回老宅取东西的事。”

“嗯？”

“村长说，三婶去老宅那天，老宅已经拆了，哪有什么小提琴可取。”

车窗外，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影匍匐如一只沉睡的兽。

“那她……”

“谁知道呢，”我爹望着窗外，声音渐低，“人这一辈子，能找个安心的地方住下来，就不错了。”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